|
本报记者 卢洪雨
产业发展的梯度转移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经济规律。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沿海地区就承接了国外转移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实现了经济的迅速发展，形成了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两大中国经济带。目前，沿海发达地区已进入工业化后期，产业结构提升的要求趋势日益增强，而中西部地区仍处在工业化初期和中期，工业经济刚开始起飞。特别是沿海
大城市在实现产业升级的过程中，迫于土地、劳动力等要素成本上升的压力，很自然地要把以劳动密集型为主的加工工业向内地转移、扩散，其本身则由工业生产中心转向工业调控中心。
产业梯度转移产生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这个资源小省的经济经过20多年发展，无论是企业的发展还是政府的发展，许多地方都走在了全国前列。而随着经济发展、企业生存环境的变化、开发中西部地区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进行，越来越多的浙江企业开始将目光从浙江投向更为广阔的全中国，近年来，浙江企业对外投资扩张的速度逐步加快，规模也日益扩大。
据浙江省协作办的有关人士介绍，浙江省企业目前在省外投资的规模约有3000多亿元。浙江企业走出浙江发展的类型包括：第一，市场拓展型。随着企业的发展，市场由省内扩展到省外，企业的生产基地也相应调整为“销地产”，早期温州许多企业就是跟着市场走的；第二，资源开发型。由于浙江本身是一个资源小省，企业为追求发展所必需的资源就会选择去省外控制资源，浙江的传统优势行业如纺织、皮革等纷纷到西部地区投资设厂，寻求稳定的纱、皮等原材料；第三，优势延伸型。如浙江省水电、建筑等行业的企业在经营管理、技术等方面在全国有一定优势，会把这些优势进一步在全国范围内拓展；第四，资本运作型。如华立集团通过资本运作控股上市公司，进入新兴行业。此外，由于综合环境的变化，商务成本的上升，一些能耗大、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也开始向外转移。根据协作办掌握的资料，企业对外发展绝大多数是保留了原来在省内的基地，在扩大规模的时候选择了在省外投资，整体外迁的比例相当小，数量不超过10%。
浙江省社会科学院经济所副所长徐剑锋认为，在中国由于省际之间劳动力流通没有障碍，地方政府对土地管理干预过多，使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和土地资源的优势无法体现，而东部地区几乎集中了所有优势，使区域产业转移非常缓慢，难以升级，这对中国经济的整体发展是不利的。随着沿海地区经济的发展，资本、技术和管理经验的积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必然会出现沿海地区的产业结构调整和区域内产业的梯度转移。1980年代开始，浙江省外迁的企业以贸易型为主，1990年代以来逐步以制造业为主，近年来企业外迁规模逐步扩大，一方面说明浙江企业自身已经发展到一定高度和层次，另一方面也是商务成本高、资源短缺的结果。
浙江工商大学经济学院张宗和教授认为，资本总是要追逐利润最大化，在企业原来的环境无法满足企业发展的要求时，为了实现资本在更高水平的运作，提升企业的综合水平和整体竞争能力，企业必然会寻求突破。大企业会将技术、营销等部门转移至市场、人才、资金、技术、信息等更集中的地区，原来在农村的企业会转移至县城，县城的会转移到省城或更大的都市如上海；小企业在水、电、油、运、劳动力等资源全面紧张的情况下，受到的打击首当其冲，在少量的利润无法抵挡节节上升的成本时会选择离开，寻找更合适的土地重起炉灶。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陈建军教授认为当前浙江企业实行的是一种以市场导向为主、综合资源利用为辅的目标模式下的对外扩张和产业转移，有关产业区域转移会造成浙江产业的空洞化、进而影响浙江经济发展的担心是不必要的，相反，产业转移对加快浙江省产业结构调整产生着积极的意义，为此省政府已经提出“浙江经济向西部地区转移生产加工能力、向东部地区进行市场扩张的‘东扩西进’的产业转移战略。”但陈教授强调，由于浙江省原先的要素结构和产业结构相吻合，浙江经济得到了长达20年的高速发展，总量的增长成绩举世瞩目，但浙江省的产业结构调整却非常缓慢，这本身就是不正常的。经济增长是指量的增长，经济发展是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优化，如果一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只有增长而没有发展是不正常的，长远来说也是难以为继的。20年的经济增长，使浙江省的水、电、土地等基础设施的供应已全面紧张，资源结构也发生了改变：低廉的劳动成本开始上涨，劳动力的供应也由几近无限制转向相对稀缺，稀缺的资本被较为富余的资本所替代。凡此种种，都在说明一个问题：浙江省的产业结构必须调整。
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在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通常认为对于接受的一个地区来说，是有利于当地经济发展的。但对于输出一方，结论就不是这么统一、简单，在浙江也曾经出现过一些地方政府阻挠、限制企业外迁的情况。
徐剑锋认为，企业外迁、对外投资在短期内对当地政府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主要在就业和税收两方面，尤其是乡镇，其就业和税收可能绝大多数来源于少数几个企业，一旦发生外迁，对当地经济打击很大，这需要政府通过完善转移支付等手段来解决城乡差距拉大的问题。不过从长远来看，浙江省经济发展还是会受益的：首先，走出去的浙江企业，一般是以较低的成本使用、占有其它地区的资源，比浙江省的成本低得多，这对于这些企业的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利的；其次，对外投资的企业会将其在外地取得的收入带回浙江，有利于整个企业的发展。即使是外迁的企业，由于浓厚的乡土观念，也有相当一部分会回来再投资，虽然不一定是原来的行业。
张宗和教授举例：台湾在其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大量企业对外转移的现象，但是留下来的基本是较强的、利润率较高的企业，而大量出去的企业一般是低技术、低成本的，这样就把当地的资源留出来，强迫当地产业结构的投资和升级。张教授还谈到当前利用外资中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即引进企业的技术水平与国内相差无几，导致低技术的外资取得了政策优惠，不仅没有起到产业升级的作用，反而挤压了当地资金的发展空间，这对于产业结构的调整是非常不利的。
陈建军教授认为随着资本边际效益下降，产业转移必然会出现，如民工荒的出现就使产业转移的步伐加快了。其实日本在1960年代产业结构调整时，也出现过劳动力短缺的现象，浙江、长三角出现的民工荒很有可能是当地经济由发展中经济过渡到发达经济的转折点。对温州前几年企业大量对外投资之后导致产业空心化的问题，陈教授认为除了产业集群过度集中导致恶性竞争、地少价高、劳动力成本上升等因素造成投资环境发生变化之外，主要原因是缺乏技术进步的动力。因为温州大多数企业家素质较低，过分追求短期利益而忽视了长远利益。而且温州企业家的成功主要是依靠制度创新而不是技术创新，当灵活的体制优势逐渐弱化的时候，一般会更换企业所在的区域或所从事的行业去寻求更大的利润空间。要想解决这一问题，一方面要完善市场机制，不完善的市场会导致垄断；另一方面要强调产权明晰化，增加市场透明度，维护好市场秩序，保护好知识产权，这样才能鼓励技术创新。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则对浙江企业的外迁、对外投资产生一丝忧虑。据他判断，浙江企业外迁、对外投资可以分成三类：寻求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的企业，一般目标是上海这类大都市；寻求低成本的企业，一般选择中西部；而考虑水、电等浙江紧缺要素资源的寻求有稳定基础设施的地区。前两类是正常的，走了以后往往会有新的、更好的企业进来。而最后一种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它意味着浙江省整体投资环境的恶化，连企业正常生产所必需的水、电都无法满足。
事实上就记者了解，浙江省近年来水、电、土地、油、运输等企业运作所必需的基本设施的供应早已捉襟见肘，浙江进口量最大的商品是发电机，因为几乎所有的企业都要面对缺电的苦恼，今年义乌的企业就有超过两周的时间全面断电，象山的针织厂、染厂也饱受全面停水的痛苦。投资环境的恶化，不仅会赶走原来的企业，也会让有意向进入的新企业望而却步。
各级政府在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应采取的态度和对策
产业梯度转移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能使中国长期保持低成本竞争优势。尽管沿海地区的成本在提高，但通过转移，仍然能让中国保持竞争优势。不同地区因区位的差异，产业发展进程也有明显的时间差异，呈现出梯度推进的时空格局。这种梯度推进规律为相对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提供了机遇。在产业梯度转移过程中，有转出、接受两个地方政府，还有中央政府，他们应该在其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浙江省委、省政府日前提出：浙江发展到今天，必须拓展新的空间，谋求新的发展。浙江经济要想跳出浙江发展浙江，浙江企业就要走出浙江发展自己。跳出浙江，就是要实施浙江传统产业合理、有效的梯度转移；发展浙江，就是使浙江在进一步提升传统产业层次的同时，形成新型的、高层次的新产业，由劳动密集型向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转变。只有“走出去”，才能天高地阔，激发更为持续的发展动力；只有“跳出去”，才能获取更大发展空间。
据浙江省协作办的有关人士分析，浙江企业走出浙江发展，可以实现生产要素在全国范围内的优化组合，同时拓展市场，留出让渡空间，提供新的发展空间。政府目前做的是改善环境、搭建平台，在引导企业对外投资的同时做好引进来的工作，提升产业结构。因为在传统产业迁出去后，需要新的产业及时进入，如杭州目前正在发展软件、商贸等；宁波则侧重发展重化工业，一旦成功将为当地经济的长久发展提供基础。
陈建军教授认为政府不应该阻拦企业对外投资和外迁，否则会导致低度化的产业结构被锁定，人为地导致产业升级缓慢，甚至导致泡沫的出现。而对于接受产业转移的地方政府，陈教授笑称，由于目前中西部和东北地区的省份在投资环境上没有特别突出的，浙江资本的对外流动，目前处于“盲流”状态，这些省份处于“谁主动，谁受益”的状态。江西、安徽等地已经提出要迎接沿海地区向内地的产业梯度转移，主动调整观念，纷纷加大了在浙江招商引资的力度。东道主的积极态度不仅在早期吸引了一批中小企业，经过一段时期的发展之后，更是引来了一批大型企业的投资。
据记者了解，2004年奥克斯集团在南昌共投资16亿元，建设一个堪称中原地区规模最大、配套最完善的空调生产基地。根据计划：到2005年，奥克斯南昌基地已排定的空调年产计划为150万套，产值30亿元；到2007年完成二期工程，年产能扩充到300万套，完成产值60亿元。这些数量惊人的产品，今后将利用江西省内巨大的消费容量，特别是其对内陆诸省强大的物流配送辐射能力，实现奥克斯的“销地产”策略。更有意思的是，奥克斯集团身后又跟来了与其长期合作的浙江10大空调配件企业，这10家浙江民企的“家产”均以亿计，是与奥克斯合作多年的配件供应企业和战略合作伙伴。在奥克斯正式进入南昌之后，他们都表示打算前往南昌购地建厂，仅初期意向性投资总额就接近30亿元。这意味着浙江企业在对外投资上不再是单一行动，龙头企业为追求新的发展空间而移 动时，整个产业群也随之移 动。
徐剑锋认为浙江省政府应该在降低商务成本上有所行动，在原来企业转移留出空间之时，可以吸引更多、更好的企业进来，提升浙江省产业结构层次。在内地，政府和当地群众的思想观念肯定不如浙江省解放，浙江毕竟是全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省份，有可能因为观念上的差异而受到不公平待遇，企业应该通过商会等组织保护自己的利益。
张宗和教授认为产业梯度转移对国家而言无疑是有利的，但也要注意一些污染大、落后的技术、对资源进行掠夺式开采和浪费使用的问题。对那些不能起到技术升级、达不到绿色生态要求、特别落后的企业应该淘汰。要防止以引进外地资金作为考核政绩的指标，因为此时的地方政府往往会忽略引资效率而导致上述问题的出现，最终延缓国家整体产业升级步伐。
隆国强认为浙江省政府在短期之内应该在技术层面上挖潜，缓解目前面临的水、电、地等资源紧张的矛盾，但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中长期来看，产业结构升级需要当地政府引导，目前发生的产业机构升级很大程度是市场力量在推动，而以往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合理引导，地方经济发展非常顺利的案例微乎其微。浙江省目前要做的是在已经解决了温饱问题、面临向小康发展的时候，要研究世界分工格局，结合自己的情况，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发展方向，制定产业发展方向和规划。中西部等地也要结合自身情况，进行产业重新布局。站在中央政府的角度来看，基本是持中立的态度，中央政府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希望缩小中西部与沿海地区的差距。从这个角度来说，优惠的政策应该更多地给予落后地区。此外中央政府应该限制地方政府对企业正常流动采取的非常限制措施，提高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法律可执行性，帮助地方政府解决电力、能源、运输短缺问题。
可以预见，随着沿海地区企业向内陆地区逐步扩张和转移，产业梯度转移在中国今后的经济发展中会成为新亮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