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调控 消除经济增长中的不健康因素

　　宏观调控：消除经济增长中的不健康因素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主任张立群访谈

　　本刊记者 赵雪芳

　　8月初，温家宝总理指出，目前宏观调控还处在关键阶段，取得的成效是初步的、阶段性的，基础还不巩固。7月份宏观经济指标也反映出宏观经济中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例如固定资产投资增幅回升、CPI涨幅较大等。针对这些问题，我们采访了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长期致力于宏观经济形势分析的张立群研究员。

　　投资增幅将渐趋平稳

　　在宏观调控措施的作用下，从5 月份开始，固定资产投资增幅有了较大幅度的回落。4～6月投资增幅平均月回落4～5个百分点，特别是一些要控制的行业投资回落更为明显，如4～6月份钢铁投资从200%多回落到60%左右。6月份当月投资增幅有了小幅提高，但还是下降趋势。1～7月固定资产增幅同比又有了回升，稳定在30%左右。

　　对于目前的投资走势，张立群认为现在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一方面，目前市场有了变化，钢材、水泥、有色金属等过热行业产品的缺口已经变得很小，价格也趋于平稳，利润空间的缩小使得市场对这些行业投资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变化。另一方面，政府主导的投资热，主要是城镇建设和土地开发，在土地审批冻结半年的情况下，也有了明显回落。在这种情况下，投资反弹的可能性不大。

　　对于7月份投资增幅回升的现象，张立群认为，它表明这一轮经济增长的基础还是比较好的。这一轮经济增长的基础是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带动的产业结构升级。此轮调控对消费结构虽有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不大。其影响主要表现在住房方面，冻结土地供给等造成房价涨势比较明显。但总的来说，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态势并没有改变，7月份消费价格水平同比增长约1%。1～7月份汽车销售增长50%，1～6月份商品房销售增长约25%，均处于较高的水平。消费拉动的产业升级并没有停止，由此带动的重化工业活动，例如对钢材、机械等产品的需求也不会停止。在这种情况下，只要产业升级的基础还在，投资就不可能落到20%以下。这是与这一轮经济增长所需要的结构变化、增长速度相符的。

　　对于其他因素对投资回升的影响，张立群认为还需要进一步观察。一是在调控政策上，国家提出要区别对待、有保有压，强调该支持的产业还是要支持，这种强调给了银行、企业和地方政府一定的暗示和信心，“该做的还是要做”。二是投资体制改革的实施，投资领域放宽，变投资审批制为核准制和备案制，扩大了银行和企业的自主权。这对于投资的回升可能有一些影响，但会不会这么快见效还需要观察。三是对非公有制经济的支持。很多地方出台了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政策，这对于投资增幅的回升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张立群认为，所有这些现象表明，这一轮调控是有限度的。调控的目的是把经济增长中的隐患消除掉。对于下一阶段的投资增长，张立群估计会稳定在30%左右，不会出现大的反弹，但也不会降到很低。

　　要警惕通缩而不是通胀

　　7月份CPI同比增长5.3%，工业品出厂价格同比上涨6.4%，食品和非食品价格的涨幅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因此，有观点认为目前的通货膨胀压力较大。对于这一现象，张立群认为，市场对通货膨胀压力较大的判断有所失误。目前价格的上涨应是强弩之末。一是粮食价格的稳定。粮价增长是推动CPI增长的主要因素。今年夏粮增收28%，秋粮的增收也几乎是肯定的。未来粮价不会有较大幅度上涨。这样CPI中新涨价因素的影响是趋于减弱的。二是从CPI月环比数据来看，5月份是-0.1%，6月份是-0.7%，7月份也是- %，保持了下降的态势。7月份CPI同比增长5.3%主要是受去年翘尾因素的影响。未来由于翘尾因素影响的消失，特别是9月份以后，同比数据将会下降。三是工业品出厂价格增幅并不是很高。上游产品的供需缺口都在缩小，价格也处于稳中趋降态势。它向下游产业的成本传递是减弱的，而下游产品竞争本来就很激烈，因此，从总体上看，工业品价格不会上涨，而是趋于回落。

　　张立群认为，下一步要担心的并非通货膨胀问题，而是秋粮丰收后农民卖粮难问题，以及某种范围内出现生产过剩问题。他指出，需求旺盛并不可怕，有效需求是这一轮经济增长中非常可贵的因素。当前的这一轮经济增长中供给弹性很大，市场对供给的调节能力很强。这是与以往不同的。这一轮经济增长的繁荣不是结束于过热，而是结束于过剩，结束于有效需求不足的约束。这与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经济周期特点是一致的，是一种生产过剩的经济周期。我国传统上是一种短缺经济，其典型特点是结束于过热，结束于缺口过大，必须把需求抑制下来。但目前的情况是，市场只要有需求，供给很快就会跟进，因此不大可能回到以往供不应求、需求过旺导致的通货膨胀的阶段。他认为，必要的过剩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成本。

　　张立群指出，对价格上涨不必过于担心，价格上涨是这一轮经济走向繁荣的一个很好的信号。我们要警惕的并非通货膨胀，相反是通货紧缩。未来如果出现通货紧缩，就意味着这一轮增长要结束了。针对这轮通缩，我们要考虑的重要问题是风险承担，即“破谁的产、坏谁的账”问题，应该有一个制度性安排。这种制度安排会让经济增长的机制更健全，它的主要内容就是建立市场自主决策的增长方式。

　　加息并非货币政策首选

　　张立群认为，从机制角度来看，加息主要基于去年经济已经升温，对货币的需求不断扩大，但是货币或资金价格还比较僵化这种情况提出的。从当时来看，适当提高利率，通过市场因素提高资金成本对抑制投资过热或经济升温是有好处的。但当时由于非典的影响，担心经济偏冷，利率便没有动。而实际上，应该看到，当时经济的回升有一个加速的过程，通过调整货币政策参数来适当抑制投资是可行的。今年的调控依旧采取了从总量上控制信贷规模的做法。其结果是信贷下降较快，储蓄回落明显，民间借贷活跃，企业通过非正规金融融通资金。这表明，目前通过行政方式调控民间资金供给也很难，调控的有效性在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加息与否应该和整个金融调控模式变化结合起来。当资金供过于求时利率应下降，资金供不应求时利率才上升。其前提是把调控的重点从控制货币供给转到调整货币市场参数，例如资金价格、存款准备金率等，把货币供给保持在一个比较均衡、稳定的水平上。

　　对于目前国内是否加息，张立群个人认为这个问题比较复杂，需要有更深入的分析。如果货币调控仍是控制货币供给，加息的意义并不是很大。他认为，加息不是货币政策的首选。目前更重要的是放开对货币供给的限制，更多地给予银行自主决策权。

　　调控目标并非“着陆”问题

　　张立群认为，去年以来宏观调控的基本取向是把这一轮经济增长势头保持好，消除经济增长中的不健康、不安全因素，并非“着陆”问题。关键是如何提高宏观调控的水平。他认为宏观调控效果用“着陆”这个称谓并不是很合适。“着陆”就是要“向下”，而目前的问题是消除经济增长中的不健康因素，比如减少土地开发和城市化对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伤害，转变浪费资源和污染环境的增长方式，保护好环境和资源，提高安全生产水平等等，调控的目的是解决问题，并不是抑制增长。需求方面，不是要绝对地去控制，而是要控制不健康的需求，正当的需求应该保护好，还需要鼓励消费，这与以往调控目的不同。投资方面，一些电力投资、必要的基础建设投资还是要鼓励的。他认为，这轮调控不应用“软着陆”或“硬着陆”来描述，调控的基本目标是把这轮经济增长既快又好地保持下去。

　　对于目前的宏观调控，张立群认为，要认真总结经验，以市场为基础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他指出，当前的宏观调控是在市场配置资源的环境下进行的，宏观调控的主要任务是稳定需求和控制风险。宏观调控的重点应该以经济增长、物价、国际收支为核心，应该尽量减少行政手段，增加经济和法律手段。应注意通过利益、风险责任之间的联系约束企业行为，同时加快制定征地补偿标准，制定国土资源和城市发展规划，制定各行业准入标准等法律法规，约束地方政府或企业对公共利益的损害，以保障生产和金融企业经营自主权为主改善调控模式。随着基本经济制度的完善，市场竞争的风险，包括生产过剩的风险，将主要由企业、居民等市场主体承担，经济运行的市场化特征将逐步明显。宏观调控体系的改革方向应该是：进一步减少直接的行政手段对市场活动的干预；规范和稳定宏观调控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提高对宏观经济运行的分析预测水平，通过宏观调控目标的适时调整协调财政货币政策，引导市场主体的活动，保持经济总量平衡，优化经济结构。调节模式应该向市场化、规范化、法制化、透明化方向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