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千民企出浙江：浙商人走高处 浙企水流低处

　　本报记者　杨磊　山东德州报道

　　浙江企业外流的主要原因是由于地价昂贵、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劳动力成本高，其中土地是企业运营的最大宗商务成本。这正是平原县们的机会。

　　9月9日，将近90名温州商人包专机开赴平原，进行投资环境考察。

　　众多企业的登门拜访，让该县县委副书记的王炳虎欣然，从两年前推行的决策———用尽一切手段吸引浙江企业来平原投资正在收到成效。

　　时间回溯到2004年5月13日上午，山东省平原县在浙江温州举行的“县长接待日”进入第二天。天气酷热，而气氛似乎一样热烈。

　　所有的事情都要为吸引投资开道。县委书记李文勇对官员们说，“一定要借助这次机会将平原县的优势推介给浙江客商，从而实现两地互通有无，共同发展。”

　　当地人笑称，即使是温州的一只蚂蚁，都会在平原享受到大象的待遇。

　　类似平原县花样不断的招商动作让浙江感受到莫大的压力。

　　根据浙江省工商局“百县万企”专题调查课题组8月26日公开的一份题为《从浙企外迁看我省个私民营企业生态环境》的调研报告显示，目前浙江省共有3058家民营企业外迁(仅指企业迁出省外，不含全省范围内的企业迁移和个人在省外经商创业)，其中整体外迁488家，总部迁移2488家。

　　平原“赌博”

　　2002年8月24日，一列名为“平原号”的专列驶入温州火车站，600个山东农民有些茫然地走下火车。那些农民没有见过什么世面，但他们知道温州是如此富裕，更想知道如此富裕的原因。

　　时任平原县县长的李文勇在后来将组织600农民下温州的举措定义为“平原县最大规模的思想解放冲击波”，但在当时，作为总协调人，组织如此规模的农民开入大城市参观取经，其实是一种冒险。

　　2004年9月8日，已经升任平原县委书记的李说，当时他其实也无法确切知道此行的效果，虽然他的目的朴素，就是想让农民长长见识，放开一下，“如果可以的话，吸引一些温州企业过来投资。”

　　虽然经过周密部署，但也阻止不了议论，有些人将之归结为官员们作秀，或者是一场赌博。

　　在温州，很少有人知道平原这个地方。该县资料显示，平原县总人口44万中有38万是农民，多年来固守“以农为本”、“小成则满”等陈旧的思想观念。

　　现任县长董绍辉并不忌讳外界的这些言论，他认为，固然有破釜沉舟式的政治决策贯穿在这个活动中，但确实也收到了很大成效。

　　2002年9月1日，平原农民专列回来的第二天，温州东欧汽车轴瓦有限公司董事长余海帆尾随而至，经过一天半的谈判，平原供销社第六棉花加工厂以5000平方米厂房、30间职工宿舍投资，余海帆以1000万元投资，双方建立年销售额可达5000万的汽车轴瓦厂。

　　这或许是平原真正意义上的第一家温州企业，也是在最短的时间内达成的投资协议。

　　对于平原和温州企业来说，这是个互相认识和接纳的过程，当地官员说，“平原县在对外宣传中第一次登上了《新闻联播》的屏幕。”对温州企业来说，他们又增加了一个对外投资的选择。

　　浙商人走高处

　　每年有大量外地企业来杀入温州来招商引资，温州人早已经司空见惯，但变化还是悄悄地发生。2003年平原县再度奔赴温州后，有四名温州企业老板被聘请为平原县的名誉副县长。

　　最出名的两位副县长，分别是威力打火机有限公司董事长徐勇水和惠特鞋业公司董事长项进康。前者在温州当地甚至有“世界打火机之王”的称号。

　　很多人将平原县的举措视为“优惠条件推动，政治地位肯定”———在以往，很少有温州企业家在外地受到如此高的肯定。董绍辉承认，这是“一种礼贤投资商的姿态”。

　　一个成功的例子是四川省攀枝花市的招商行动。2002年之前，攀枝花曾经陷入和山东平原一样的招商困境。为了寻求突破，攀枝花从温州引进了一位官员挂职，担任分管招商工作的副市长。这位副市长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拜访温州商会，并以优惠的招商条件和诸如工商联及政协委员的政治地位吸引温州老乡，半年实践下来，招商成效斐然。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原温州市政府政策调研室主任、现温州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马津龙第一次发布了他对温州企业外迁的一个研究成果：企业外迁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由于温州本地上规模的企业实在太多了，他们很难在本地“出人头地”，但是一旦到外地投资，则往往被奉为上宾，一些老板还被授予“名誉市长”、“名誉县长”等头衔。

　　当地很多企业认为，浙江的民营企业在本省，自然属于经济“存量”，其政治待遇、社会地位、政策享受与其他所有企业一样，没有任何优先的特殊待遇。而迁到省外以后，就成为当地经济的“增量”。这些企业迁入后，直接受益的是当地财政收入，因而当地政府十分重视，无论是税收减免、土地征用、银行贷款、政治生活待遇，甚至子女入学都能享受“贵宾”待遇。同样的企业，在本省和外省得到的待遇有天壤之别。

　　根据浙江置信包装公司一位人士提供的资料，上海市青浦区对迁入企业实行“放水养鱼”政策，不仅所得税“二免三减半”，还将增值税留地方部分的50%-80%以奖励形式返还给企业。江苏省规定，对增值税一般纳税人销售其自行开发生产的软件产品、集成电路产品(含单晶硅片)，2010年前在按法定17%税率征收增值税后，对软件产品实际税负超过3%和集成电路产品实际税负超过6%的部分，实行即征即退。

　　这还是相对发达地区针对浙江企业提供的优惠，对资金和项目极为稀缺的内陆省份，这样政策将是更加优惠。比如山东平原。

　　同样这个时候，由浙江省工商局“百县万企”专题调查课题组所进行的浙江省企业外迁调研正式启动。

　　据负责具体工作实施的浙江省个私企业协会统计，2000年以后浙企外迁呈上升趋势。

　　来自平原县的数据说，目前进入该县的浙江客商已达20多家，县委宣传部副部长高玉才说，上半年该县将近20亿元的项目投资中，其中有15亿来自浙江企业。

　　浙企水流低处

　　但平原县觉得还不够。2004年5月12日，平原县在温州举行县长接待日，由一个县委副书记和一个副县长坐镇，力图将吸引外资工作推向更高层面。

　　与此同时，据说山东菏泽地区一个县也派出工作组进驻温州，提出的口号是“平原给的我们都能给，而且能够给得更多”。甚至就连温州当地媒体的记者都成了他们“拉拢”的对象，有数名记者受聘成为“引资专员”。

　　电荒以及宏观调控似乎没有丝毫影响到他们的招商热情。有不止一位平原官员确信，目前国家为了保证能源供应和防止经济过热所进行的一系列措施对于吸引浙江企业投资而言，是一个莫大的机会。

　　李文勇说，就他的理解，目前浙江企业在本省面临三大困境：土地成本过高，电力供应紧张，企业融资困难。

　　浙江省工商局的调研确证了他的判断，企业外流的主要原因是商务成本太高。主要表现在地价昂贵、房地产价格居高不下、劳动力成本高三个方面。其中，土地是企业运营的最大宗商务成本，也是调研中反映最激烈的问题。

　　这正是平原县们的机会。

　　虽然平原无解决融资困难的问题，但在土地和电力方面，优势却显而易见。

　　平原县不但有充足的土地储备，而且还拥有大量的盐碱地、废弃地和存量土地可做工业项目用地，而在电力上，平原县每年有9亿千瓦时的储备和节余，用电量在现有基础上再翻一番也能满足。

　　在某种程度上这反映了浙江企业外流的一个基本趋向。

　　浙江省工商局发布的调研报告透露，目前浙江省外迁企业对外投资总额226.3亿元，外迁企业在该省外创造的总产值达453.5亿元，上缴税收25.1亿元，分别占浙江省个私经济总产值的6.1%和税收总额的12.8%。

　　据浙江省工商局调查组回收的1650份有效问卷显示，生产基地外迁和投资设立生产型企业占主导。有1039家企业生产基地外迁或到省外设立生产型企业，占总数的63%；有885家企业营销机构外迁或到省外投资设立营销机构，占53.6%；有204家企业科技研发机构外迁或到省外投资设立科技研发机构，占12.3%；有192家企业整体外迁，占11.6%；有99家企业总部外迁，占6%；其他方式外迁外投的企业共有544家，占53.4%。

　　此外，一个明显的特点是，外迁行业主要为加工制造业和房地产建筑业、旅游业批零贸易餐饮服务业、效益农业等。

　　当地学者分析说，上述行业基本上都对土地和电力需求庞大而对融资要求不高。报告从对外投资规模上得出了同样的结论：中小规模企业是浙江省民营企业外迁、资金外流的主流。投资额在1000万元以下的企业1359家，占82.3%，其中100万元以下的649家，占39.3%；100万-500万元的497家，占30.1%；500万-1000万元的213家，占12.9%。

　　因而有学者认为，就投资规模而言，浙江企业外流对浙江经济影响不大。但无论如何，如此规模的企业流动，在某种程度上正在影响浙江经济的上升曲线。众所周知的是，浙江尤其是温州地区，赖以立足的正是以加工制造业为主的中小型企业。

　　有暂时没有得到回应的消息说，浙江省已经意识到放任企业外流的危险，因而在短期内有望出台相应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