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晨摊牌--旧筹码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9月23日 10:18 《财经》杂志

　　工作小组奔波于国内资产接收之际，华晨中国的正常经营和项目推进尤为关键。

　　2002年5月，下线两年却无缘面市的中华轿车终于取得中央主管部门生产销售许可；7月，备受业内瞩目的华晨中国与宝马合资方案亦获通过。

　　华晨中国的吴小安、洪星、苏强和何涛追随仰融多年，被外界称为“华晨四大金刚”。仰融既然缺席，熟稔业务的四大金刚去留成为公司如常运营的先决条件。2002年6月18日，华晨中国发布高管职务变动公告：吴小安升任董事会主席，接替原仰融职位；苏强升任公司总裁兼行政总监，接替原仰融职位。

　　外界少知的是，2002年9月华晨集团成立之初，吴小安、苏强与杨宝善、秦力和朱学东(秦朱二人亦具深厚投资背景，分别为辽宁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与东北国际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即是华晨集团董事会成员。“为他们创造了一个更加宽松的环境，支持他们继续搞好生产经营，赋予了很大的权力和责任。”杨宝善说。

　　根据公告，2002年12月18日，基金会向华晨集团售出股份，同时华晨集团应允向高管授出期权。紧随期权协议之后，华晨集团向苏强四人发出一封结盟信，“据结盟信之条款，华晨集团同意管理层董事加盟一并作为收购人，向股东基金会提出收购建议……”

　　苏强等四人在完成收购中的作用显而易见。根据《香港公司收购及合并守则》规定，在收购协议发出28日后，同意收购的中小股东所持股份加上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士所持股份总计后，“收购人及一致行动人士(如有)合计持有本公司50%以上之投票权，则收购建议方告完成”。

　　收购前，基金会持华晨中国39.446%股份，苏强等四人持3.442%，其他董事持0.076%，公众持57.036%——基金会加苏强等四人股份达42.888%，只需7.112%公众股赞成，收购即可通过。

　　以未来9.446%股份，换取彼时3.442%赞同，也许亦属当日的“特殊历史条件之一”。此外，华晨资产状况扑朔迷离，没有知情人帮助，辽宁要理清其中脉络亦非易事。

　　外界通常以为，仰融昔日对苏强等人知遇恩重，遂想像高管层同时反戈殊为不易。而多位资深投资人士对《财经》表示，据其观察，仰融与苏等高管的关系实际相当复杂，名为同伙，实似君臣。仰在外人面前对苏、吴随意呼喝，有时不乏侮辱用语，令旁观者为之不忍。亦有分析认为，苏强等多年参与仰融的投资经营，渊源莫辨，配合国家接收资产未尝不是一种解脱。

　　2002年12月23日，华晨中国的公告特地单辟一段，解释“仰先生在本集团的作用”：有鉴于仰先生在本集团的管理、运作和业务的参与“微不足道”，加上本公司或其附属公司并无被中国任何政府机关调查，亦无收到通知要接受调查，因此董事认为当局因仰先生涉嫌参与经济犯罪而批准逮捕仰先生，亦不会影响本集团的日常运作和管理。

　　2002年仰融出走海外，苏强四人旗帜鲜明地站到了辽宁一边，是辽宁顺利完成收购并稳定投资者信心的关键一着。

　　苏强是四位高管中曝光率最高的一位，亦是外界公认的仰融左右手。不过，除了当年创业的历史地位，苏等四人的个人能力究竟属哪一种类型，是否在管理大型汽车集团时无可替代，外界看法不很一致。

　　一位与苏颇有交往的市场人士评价说，1995年出任沈阳金杯客车制造有限公司(“金杯客车”；“华晨金杯”之前身)总经理时，苏强还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一个湖南人只身前往，能够把几千人的东北老厂管住了。“绝对不是谁都可以做到的”！

　　但也有本地人士认为，现在苏强等人对公司“没有全心投入”。这样的声音并不止于沈阳。“他们并不是真正的企业家，主要是做财技人士，”一位国外基金经理考察国内汽车企业后如此表示，“相比吉利李书福，算不上devoted(投入)。”

　　尽管对人的评价各异，外界在兑现期权一事上看法多倾向于给而不是拖。一位投资银行界人士说，给不给期权关乎政府诚信，给了期权，做事的心态就会不一样。

　　然而，“期权不是一个核心问题，应该淡化。”杨宝善有如是说。他对《财经》再三强调，“亦不是调动积极性的惟一做法”。

　　“这是一个curse(诅咒，祸根)。”一位投资银行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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