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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进口和出口贸易总额在本国国内生产总值(GDP)中所占的比重被称为该国的外贸依存度。外贸依存度反映了一个国家经济对外贸的依赖程度和参与国际分工的程度，折射出其经济发展战略的许多构成要素，并对其国际关系产生重要的影响。统计表明，从1980年到2001年，美国、日本、印度、德国的外贸依存度大体稳定在14%～20%的范围内。同一时期，中国外贸总额却连创新高，外贸依存度从15%一路蹿升，2003年更高达60.2%，远远高于上述发达大国和发展中大国的水平。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 沈骥如
4大弊端：外贸依存度过高问题不少
如何看待中国外贸依存度如此迅速的增长呢？从积极的方面说，外贸依存度的迅速增长，首先表明中国经济参与了经济全球化进程，在当代国际分工体系中扮演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其次，表明国外市场需求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动力。第三，中国去年向世界提供了4300多亿美元的劳动密集型产品，从世界进口了4100多亿美元的原料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这样的大进大出提高了中国和所有贸易伙伴的经济效率，形成了“中国需要世界，世界也需要中国”的密切相互依赖关系。这种关系，增进了中国与世界各国的相互了解，进一步形成了共同利益，是遏制其他大国与中国冲突和对抗的强大物质力量。
然而另一方面，中国外贸依存度增长到了今天这样的高度，如果继续快速增长下去，那么，消极因素的积累将危及我国的和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首先，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将激发他国与中国的经贸冲突，并为“中国威胁论”提供口实。这必然恶化我国和平发展的国际环境，需要我们认真应对。
其次，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将加大中国经济所面临的国际经济和政治风险。当世界经济发生剧烈波动和国际政治出现重大事件时，中国经济将会受到事先难以预测的打击，事态严重时，甚至会影响我国独立决策的能力。
第三，过高的外贸依存度将使中国在能源和原材料等问题上“代人受过”。中国近年来的石油、铁、铜、铝矿石等原材料的进口大幅增加，成为“中国威胁论”的一个重要口实。但是，中国制成品商品出口额中的60%左右是由外资和合资企业进行的。因此，这些企业的产品最终是被美国、日本和其他进口国消费了，而外资企业为了生产这些产品进口的能源和原材料却都算在中国的账上，许多关于争夺资源、推动原料价格上涨的指责也对准了中国。
第四，在中国外贸依存度已经很高、许多产业出现了供大于求、加入了WTO后的今天，在短缺经济时期形成的吸引外资优惠政策(如低工资、低地价、税收减免和以市场换技术等政策)正在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和可持续发展产生负面作用。
5大建议：如何使中国外贸依存度“合理化”
笔者认为，必须确定我国从现在到2020年外贸总额的合理增长速度，从而使我国外贸依存度控制在我国和世界都能接受的水平。按现行美元兑换人民币汇率，我国经济只有以每年6.5%的速度增长，GDP才能在2010年达到21900亿美元，2020年达到41100亿美元，这是我们的发展计划目标。据此统计，只有外贸年均增长速度保持在5%～6.5%才是可以被中国和世界所接受的、可持续发展的。然而，我国外贸总额的增长速度在2002年和2003年分别高达21.8%和31.7%，使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从2001年的44%跃升至2003年的60.2%，而且这种势头还在继续。这种趋势是不正常的，需要调整一系列政策加以纠正。如果我们不主动纠正，恐怕就要由剧烈的经济震荡来纠正了。
如何控制外贸总额和外贸依存度过快增长？首先，中资企业的出口，应按照市场经济公平竞争和WTO国民待遇的原则，逐步取消各种税收优惠(所得税减免、出口退税等)和银行贷款优惠。这样做，从长远看，将改善中国出口商品的结构，提高出口商品的档次和价格，增加企业的利润，改变大量出口资源消耗型和劳动密集型商品的旧格局。出口要走原材料消耗量较少、技术和价值含量较高的精品战略之路，这种类型的外贸才是可持续的。
其次，按照我国对WTO的承诺，尽快实现对外资企业的国民待遇原则，取消各种“超国民待遇”的优惠，通过提高外资进入中国市场的门槛来提高外资的质量。今天，中国大部分产业出现了供大于求、重复投资、出口增长过快的新问题。我国引进的5000多亿海外直接投资中，来自美国、欧盟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技术含量较高的投资不到40%，而60%以上的外资是海外华人中小资本。这部分投资的特点是规模小，技术含量低。由于我国的劳动密集型商品市场已经饱和，因此这些投资所生产的产品纷纷涌向海外市场，是造成我国大量出口劳动密集型产品的重要原因。不符合我国产业政策的外资还严重干扰了我国的货币金融政策等宏观经济政策的实施和产业结构的调整。因此，对这部分资本必须加强规范和引导。
第三，加强对外资企业的经营规范和引导。应采取以下措施：外资进入中国要符合中国的产业政策和科技进步政策，继续欢迎符合我国政策要求的美国、欧盟、日本的大型跨国公司来华投资；对于海外中小资本，要鼓励他们组成投资基金或投资财团，按照我国的产业政策和科技进步政策进行投资；鼓励海外中小资本投资我国债券和证券市场，减少它们对直接生产领域和外贸领域的干扰。
第四，制订法律，根据国民经济发展所提供的可能性，逐年提高全国企业(包括外资企业)的工资水平，特别是企业工人和农民合同工的工资水平。这有三个好处：其一，提高中国出口商品的成本、价格和销售收入，遏制中国廉价商品出口的过快增长，减少国际贸易摩擦。其二，迫使中小型外资、中资企业向开发高端产品的方向发展，推动它们的兼并、联合，由此分流一部分劳动密集、资源消耗型产品到其他发展中国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享机会，更能体现中国和平发展的真谛。其三，增加国内消费，这是依靠内需拉动经济增长的根本保障。内需的增加将抵消出口增长减缓所带来的影响，我国经济的稳定、快速发展将建立在更加坚实的基础上。
第五，增加海外直接投资应该是今后我国对外开放政策调整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国应该大大增加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投资，大大增加在资源生产国的资源消耗型产业的投资。这种投资，将有利于减缓中国出口过快的增长，增加有关国家对中国设备的需求，提升中国在国际分工体系中的地位。更有深远意义的是，这种投资将大大减轻中国经济发展对能源和原材料的需求，变中国“一花独放”为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发展，“百花齐放”；变中国在资源问题上“代人受过”为中国与其他国家分享“共同繁荣”，中国的国际地位将因此而大大提高。过去，中国的国际收支平衡表上的海外收入主要来自贸易收入，今后，经过必要的政策调整，贸易收入的增速可能减慢，但投资收入、专利收入、劳务收入的增速将会大大加快。中国的对外开放将更加全面，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将得到更可靠的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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