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美伦卸任：监管思路与资本市场现实的冲突

　　本报记者 邹光祥 北京报道

　　9月13日下午5时许，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史美伦在结束上海的休假和拜会之后，乘飞机直飞香港。3个小时后，她回到了阔别三年半的亲人身边。

　　仅仅在她离沪半小时前，新华网挂出一则消息：国务院正式免去史美伦的中国证券监 督管理委员会副主席职务。

　　尽管市场在一个半月前就盛传史美伦将辞去证监会副主席一职，但一直未有官方说法。直到飞机落地，史美伦才获知这一消息。史美伦说：“终于证实了。最近一直在被人问，因为纪律要求，不便多说，显得比较尴尬。我只知道国务院会在本周公布消息。”

　　亲人们悉数到机场迎接史美伦。“她一脸笑意，像孩子回家一样充满喜悦。”接近史美伦的消息人士说。

　　家在香港

　　在正式向有关部门递交辞呈后不久，史美伦便从北京飞到上海休假。“史美伦是主动申请辞职的，选择从上海飞离在于她出生在那里。”消息人士说，“上海有她的亲人，她得向他们告别。”

　　“我该做的都做了，我的任务已经完成，需要回家去了。”这是归心似箭的史美伦在卸任后的第一句话。而在解释辞职的真正原因时，她称是家庭分居。

　　“来北京上任时，我答应只干两年，如今干了三年半，是超期服役。我的家在香港，长期分开不是办法，这是实在的原因。” 史美伦如此回应关心她的媒体人士。

　　尽管史美伦辞去了副主席一职，但仍会保留证监会首届国际顾问委员会副主席的头衔。该机构为专家咨询机构，今年6月成立，主席为尚福林，每届委员任期2年。

　　史美伦否认了因健康原因辞职的说法。她说：“去年我因健康问题动过手术，有段时间不在会里，所以有这种猜测。”

　　“她真是太累了！太想家了！”对于史美伦正式卸任，史的前任秘书王先生言语中颇有些遗憾，“她在一年前就想过要辞职，尤其是在动过手术之后，这种想法更强烈。”

　　作为中国首位外聘的副部级高官，史美伦的去留一直为业界所关注。2001年3月，史美伦走进中国证监会大门时曾说：“我打算来京工作两年。”尽管是口头说法，人们却牢牢地记住了这句话。去年8月，因史美伦缺席证监会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券商峰会”，且正值史美伦两年任期届满，有敏感的市场人士指史美伦已经离职。据记者当时的了解，史美伦那时确有去意，但由于中央领导人亲自出面挽留，史美伦答应留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至今年上半年，从而推辞了香港政府关于回港重掌香港证监会的邀请。本报随后在第一时间刊发《史美伦留任》文章确证这一消息。

　　作为一个外来人，史美伦在证监会过得并不容易，这一点她本人并不讳言。由于她的个性和“海归”的背景，因而她的同事中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其“不懂国情”。

　　“我想真正让史美伦下决心离开的并不是分居，当然也非身体健康的原因，最大的可能是其监管思路与资本市场现实的冲突。”一位券商老总认为，“史美伦过于理想和激情，而内地资本市场情况之复杂，令其难以驾驭。作为分管发行与上市的副主席，在她的任期内集中爆发了大量的丑闻，这让她非常难过。而最要命的是，她所要致力于保护的中小投资者，却对她充满抱怨和指责，这让她心力憔悴。离开，也许是最无奈也最现实的选择。”

　　对于大多数市场人士的揣测，史美伦本人极力否认。她说：“我也听到过说我水土不服的言论。如果真是‘水土不服’，我不会超期在会里工作那么久。”

　　履新中国证监会副主席之前，史美伦对困难有着充分的估计，外界的批评对这位“铁娘子”也算不得什么。但在证监会任职三年半来，她大部分时间都感觉自己很委屈。除了惯常的阻力外，最令她不习惯的，是一些媒体断章取义地演绎她的公开言论，造成股市大幅波动。另外凡是证监会出台加强监管市场的政策，一些市场人士就会将股市下跌怪罪于她，最后令很多改革政策根本无法推出。

　　据记者了解，史美伦是在7月底正式向证监会递交辞职请求的。由于史是副部级干部并由国务院引进，因此其最终批准权在国务院。此前，包括尚福林在内的证监会高层都曾悉数挽留，但“史美伦这次去意已决”。

　　作为首位担任副部级官员的境外人士，史美伦享有由国务院特批的年薪。知情人士说，她在540万元年薪中，只留了和其他副主席相同的部分，剩下的拿出设立了“史美伦培训基金”，资助证监会官员和中国财经记者学习国际先进的理念。她的现任秘书李晓红女士就曾受惠于这个基金，今年年初刚从美国留学归来。

　　“海归”今安在

　　史美伦的引入，在当年被称为资本市场最为轰动的事件。因其“钦点”和与国际接轨的工资而备受瞩目，她由此坐在了风尖浪口。

　　2000年3月，周小川出任中国证监会第四任主席。如同他主政建行一样，一大批“海归”也随之聚集到证监会。据证监会人事处2001年初的统计结果，当时证监会中的“海归人士”近50人，占证监会总人数的20％，且多数成为各部门的正、副职。他们在到证监会之前，或者在海外高校任教，或者在华尔街投资机构任职。

　　除高西庆和史美伦担任副主席外，其他大多担任部门副主任或者规划委员会委员(副局级)，包括张新、赵海英、杨秋梅、祁斌、周春生、何佳、张宁等人。而上海证券交易所两位副总经理刘啸东和方星海也来自海外。

　　据记者了解，周小川与高西庆互为旧识，志同道合，而史美伦与高西庆则为“战友”关系。上世纪80年代末，史与高均在美国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共事，其后高西庆返回北京，出任中国证监会首席律师，史美伦则在香港证监会打拼，两人在H股在港上市、《证券法》咨询时都曾并肩合作，希望中国股市尽快与国际接轨。随后，高西庆向北京方面引荐了史美伦。

　　市场化的监管思路和组织路线由此确立。据一位证监会处级官员介绍，上任伊始，周小川公开提出三条：一是证监部门不会调控股票指数的涨落，更不能将调控股票指数作为工作目标或工作方针；二是证监部门是证券市场的监管者，不是上市公司的主管部门，决不能以上市公司主管部门自居，直接介入上市公司的内部管理；三是证监部门要创造机构间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不宜过多介入业界机构的管理和风险处置。简言之，就是证监会只做“裁判员”，不做“运动员”，彻底市场化。

　　为了加强对证券市场的监管和加快国际化步伐，中国证监会曾先后聘任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梁定邦以及前副主席吴伟骢作为顾问，前香港联交所行政总裁徐耀华亦出任深圳证交所咨询顾问及理事。

　　但一切并未水到渠成。从2001年开始，中国证券市场掀起史无前例的监管风暴，昔日政策市经历了阵痛不断的市场化进程。期间，无论是国有股减持、还是设立创业板，以及B股对内开放、A股增发等，都曾引起争议，股市从此进入漫漫熊市。

　　对这场资本市场的市场化改革，投资者褒贬不一。有人认为，市场化的监管思路给中国股市的健康发展带来了曙光；另一部分人则认为“海归派”应对近两年来股市持续下跌、过分低迷负有一定的责任。

　　两年后，周小川调任央行行长，“海归”们也随之渐次散去。他们中有的去了央行，有的去了高校，有的去了投行和券商，有的则重操旧业。“这批人当中，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离开了证监会。”证监会一位官员说。

　　监管模式走向

　　业界普遍认为，史美伦离任是证监会监管思路的重大转变，即从“先监管再发展”转变为“边发展边监管”。更有市场人士认为，在周小川调任央行行长、高西庆谋职社保基金理事会，“海归”们渐次散去后，某种意义上，史美伦在证监会只是一个符号性存在。如今，这个符号业已被隐去。

　　“海归”所代表的是另一种监管思路或者说是模式，他们所推崇的则是美国模式或香港模式，即所谓的“完美市场”。但上述两种模式脱胎于完善的资本市场和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中。“洋教条”之于“中国特色”并无多少实质性利好。一位不愿意具名的著名经济学家说，市场化也好，国际化也好，都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市场质地的同质化，以国有企业为主导的市场和以私营企业为主导的市场有没有区别？区别不但有，而且很大，盲目的市场化和接轨只会伤害无辜。

　　在比较内地与香港监管环境时，史美伦曾委婉表示，香港的市场情况没有内地那么复杂，因素没有那么多。比如，与内地做法不同的是，香港上市公司的审批权已下放给香港联交所，证监会不会干预某个上市公司的上市过程。

　　事实上，史美伦的先进理念在中国的资本市场上实践起来，其现实根基相当薄弱。而且，尽管史美伦认为自己已经相当温和，但是中国资本市场的现实情况是，它或许还需要更加的温和。

　　比如，她认为：“一般来讲，股市指数灵敏的波动与监管者没有关系，指数的波动主要是市场及上市公司表现的反应，而监管者所能做到的是为市场提供一个健全的监管架构与环境。当然，有些外来因素也会对股市产生影响，但监管者需要注意的不是这些。”事实上，在上届监管层任期后期，对指数还是不得不表示了相当注意。

　　比如，她认为：“对违规行为执法，或许令外界认为动作过大。但我们只是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在所有市场上，监管者要做的就是监管，这是他们的任务。”事实上，中国的市场并不能如此简单来看，中国上市公司违规行为生成相当复杂，非处罚而能一蹴而就。

　　在“海归”淡出之后，资本市场迎来了另一种监管思路：“无为”而治。但市场反而继续阴跌。9月9日，沪市坚守5年的铁底——1300点被轻松击穿，股市的危局彻底暴露。

　　市场人士张卫星称，把整个股市的下跌归咎为某一个人或某一派是不客观的。正如一位学者中肯的评价，中国的证券市场从定位开始就犯下了错误，在股权分置的情况下，一个史美伦又能解决什么问题？如果没有这些“海归”将投资者权益保护和公司治理这些理念带进来，就不会产生过去几年围绕这些问题的广泛讨论。正是有了对这些“海归”的争论和对这些理念的讨论，市场才有很好的契机来弄清楚这些概念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样反而促进了市场对投资者权益保护、对公司治理的了解。

　　9月13日，史美伦回家；14日，沪指上涨40点；15日，沪指大涨50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