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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恩富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副会长、上海财经大学海派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博导)
近几年，西方产权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香港大学退休教授张五常先生把在香港已出版的文集在内地再次出版，并时常到国内高校和电视台演讲，学术界评价反差巨大，从而在
社会上形成了一股“张五常热”。同为美国留学和香港的教授，张五常与郎咸平是两类学风不同、社会良知不同、学术水平不同的学者，因而我们必然主张“赞郎批张”。
近期，由程恩富教授和中国经济出版社总编黄允成主编并出版了《11位知名教授批评张五常》一书，以及由香港出版的《十问张五常》(程恩富)一书，引起社会各界人士的高度关注。加上港台、新加坡和祖国大陆等媒体广泛报道，美籍张五常被美国政府控告逃税和售卖假古董，则进一步提高了其社会知名度。
那么，为什么我们十几位中青年教授要放下其他重要工作，来专门开展这项批评活动呢？因为这不仅涉及到经济学的基本知识和反对浮夸学风，而且涉及到中国改革的大方向老百姓在小康社会中的切身利益，不得不辨析清楚。
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著名经济学家吴易风教授在书序中写道：“我曾经接触过一些听过张五常报告的大学生、硕士生和博士生，问他们读过张五常的书没有。他们都说没有读过，只有个别人说看过媒体的有关介绍。……我问他们听张五常报告的目的是什么，他们有的说，是想看看这个人的模样；有的说，是出于好奇心；有的说，是为了获得新鲜感；也有的说，是为了寻找刺激。我问他们同意不同意报告人的观点，他们有的说，不同意；有的说，难以苟同；有的说，部分同意，部分不同意。”下面，有兴趣的读者可以看看张五常是怎么说的，我们这些中青年教授又是如何评辩的，从中了解不同学者的思想和学风。
1、上海财经大学程恩富质疑：“全力肃贪不利经济发展”？
与香港中文大学郎咸平教授截然相反，张五常是为腐败辩护的，他说：“1985年，中国的腐败开始盛行，但我感到的是宽慰而不是担忧。……中国必然要遇到调控和腐败增加问题，出现得这么快并不是什么坏事。”“贪污是与道德无关的。……并非所有的贪污都有害。……中国从走后门转向贪污是一个好现像，因为这反映了权利的界定是逐渐地从干部阶级特权转到以资产界定权利那方面去。……这些贪污的行为，毕竟是助长了市场的运作。……不贪污就妨碍了不少对社会有贡献的交易。……不能大事批评贪污的盛行。”
张五常反贪腐办法是这样的：“1987年，我见高干左推右搪出现了数之不尽的管制法制，于是就在文章里大胆地建议：国家要送资产给高干，或者说，以适当补偿他们因改革而受到的损失，‘诱导’他们弃官从商。这样做，在道德上也许说不过去，但就经济效益而言，却是大为可取的。”
从中可以概括其基本思路：贪污属于高干的特权；要特权份子放弃管制和贪污，只有“赠送”国家的资产和金钱给高干私有；高干有了私产，便弃官从商。稍有世界历史经验和中国国情常识的人，大概都会明白：这是一条比美国萨克斯建议俄国搞“休克疗法”更易带来混乱无序的“下策”，中国广大老百姓会赞成吗？
2、中国社会科学院左大培评说：“30年不读书”的落伍者
张五常之所以出名，之所以惊动了我的朋友们而要与他“商榷”，实在是因为他在报刊(但绝非“学术”报刊)上发表了许许多多文章，放出了许许多多颇能蛊惑人心的奇谈怪论。这些东西，称之为胡说八道则可，要说是“学术”，那可差了远远不止十万八千里。正是按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学术规范”，“学术商榷”的对像应当是发表在正宗学术刊物上的学术论文。张五常的这些东西全都是发表在大众媒体上的胡言乱语，本来就没有什么“学术性”可言，又怎么能同他搞什么“学术商榷”呢！
其实，张五常自己也很清楚，他现在所写和所想的已经远远偏离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学术研究的正宗。他在大骂马克思的同时，也在拚命贬低整个的西方经济理论界，其中当然也包括西方的主流经济学界。他甚至说自己“30年不读书”，这种“不读书”，当然主要不是不读马克思的书(他是否读过马克思的书是很可怀疑的)，而是不读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书。由于他这样作，对于现在在西方主流经济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数学推导，他更只能是一无所知了。当代西方经济理论的研究发展极快，理论体系也日新月异，像张五常这样30年不读书，他在西方主流经济理论上也只够作一个落伍者。
张五常靠给大众媒体写乱聊的文章出名，这在中国大陆的知识界、特别是经济学界颇具代表性。当今中国经济学界的名人，几乎都像张五常那样，不仅靠给大众媒体写通俗易懂的聊天式文章出名，而且以此来建立自己在经济学界的“学术地位”。这就造成了一个极坏的后果：那些学问和学术实在不怎么样的人往往却被人当成了“学术泰斗”。
3、中国政法大学杨帆提出： 不要以殖民地经验误导中国改革
作为香港的经济学家，有时候自我感觉过于良好，因为他们的工资比美国学者还高，又充分享受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好处，香港的金融市场实际上是美国的一部分，大陆需要香港的经验，这一切都造成某些人目中无人，把自己想像成为美国先进文化的代表，美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
历史上香港的自由只限于经济方面，而且不包括劳动力流动自由；新闻自由是有的，前提是不能得罪本地财团，否则没有广告。至于思想自由，在香港文化背景下已经受到了极大的扭曲。比如张五常“以专制推进自由”的思想，与其说以西方自由主义文化为背景，不如说是以香港殖民地文化为背景。后者是前者在发展中国家的一种应用。历史上香港发展经济的经验被称为“专制下的自由与法制”。其自由和法制何来？来自于英国长期的殖民统治，背后是英国的议会制度和国家战略。
中国人民宁愿选择社会主义。不信，搞民意测验。张五常先生为什么要反对民主，说“选票不如钞票”呢？因为他知道他们所信仰的那么优秀的先进制度，不可能是中国人民自愿选择的结果，而是需要行政力量，资本力量和国际强权，强制推行的。
4、北京师范大学白暴力质问：判断理论对错的标准合理吗？
2002年4月22日和24日，张五常在演讲时，有学生问：“我们是否可以认为，任何理论只要加上很多的约束条件就能变成真理，甚至连你最不推崇的马克思主义，加上很多的约束条件它似乎也是正确的。你对此有何看法？”张五常答曰: “马克思的基本问题，我看过他的书，我不知道他说的是什么。我与科斯有同样的观点，我们自己在学术上从事了这么多年，经济学上研究了这么多，假如我们看不懂的，应该是错的。”
这里显然张五常已经自封为经济学界的“权威”，自己成为判断对错的标准：他看不懂的就是错的，他看得懂的就是对的。这是典型的“唯我论”和“唯权威论”。张五常并不懂马克思经济理论，这可以从他的文章及演讲中得以证实 。
5、江苏省委党校李炳炎强调：半生不熟的产权论无法指导改革
科斯的所谓产权理论，只是一种十分蹩脚的理论， 正如日本井蛙四郎所指出，科斯“以一些半生不熟的经济学语言蒙诠了法学家，又以一些半生不熟的法学语言蒙住了经济学家，以‘不明确’和病句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张五常以科斯为师，他们所说的“产权清晰”，是指私有产权。按照科斯、张五常的私有产权理论去搞公有经济改革，就会导致相反的结果，即使公有财产私有化。
我认为，张五常的“理论”走红的原因，除了迎合了新自由主义思潮在中国泛滥的需要之外，另一方面的重要原因，正是我们自己忽视了用马克思的产权理论来作为国有经济产权改革的指导理论，而让张五常钻了空子，这不能不说是一大失误。
6、南京财经大学何干强认为：“经济解释”具有辩护性和破坏性
张五常的经济解释具有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明显辩护性。他说，“私人产权是经济增长的最重要的前提” ，这是因为，私有产权可以使个人财产的所有者“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事”，“享有不参加某一组织的选择权，这种选择权对采用交易成本较高的组织是有效的制约”；等等。其实，评价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的优劣，不能离开一定社会的历史条件，关键看其是否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但是张先生却撇开这些客观的根据，只从个人最大化的中心假设出发，他对产权制度优劣使用的是主观评价标准。
张五常混淆根本经济制度与经济管理体制，抓住社会主义新中国在传统计划产品经济管理体制上的缺陷，大讲共产主义根本制度的不合理处。他的经济解释直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关于维护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规定，所以，有很大的破坏性。
7、同济大学顾钰民问道：“三招两式”能否定劳动价值论？
张五常则与众不同，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不是过时了，而是从未对过。他说：“关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的概念，我曾经用过三招两式，使它‘片甲不留’！ 在八四年一月写《邓家天下》，说起邓丽君及其他超级明星的每小时以十万元计的收入，我问：‘红透半天的明星可不是马克思理论中的资本家，也未必是大地主，但劳力怎可以赚这么多钱？若非单靠劳力，那么这些明星的剩余价值为什么不被资本家剥削了呢？’支持马克思理论的人从何答我？”他还说：“《资本论》滔滔数十万言，还是基于一个简单的‘劳力价值定律’……。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科技的进展一日千里。‘劳力价值定律’就被公认为谬论；严格地说，马克思的理论不是过了时，而是从未对过。中国要搞经济现代化，‘劳力价值定律’怎能不被放弃呢？”
从张五常教授上述所用的“三招两式”来看，他得出的结论显然不是建立在科学的理论分析基础上的，而只是简单地否定。在张五常的著作中、演讲中，看不到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
深入分析和研究，看到的只是带有强烈的主观色彩的否定。
8、辽宁大学杨玉生指出：人民不承认这样的“设计师”
张五常自诩为“向中国传播‘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教父”，自称他本人也是中国进行银行改革的“主要设计师”，并相应地提出了许多具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建议，例如，他建议人民银行的所有分行和下属机构都转变成商业银行，最好是将它们卖给有能力管理的人；通过持股将国有企业民营化等等。
在张五常的一系列改革建议中，只字不提国家的宏观调控，只字不提必要的计划安排，缺乏经济结构的调整和生产力地区布局安排，尤其是缺乏全国人民的共同富裕。张五常的改革建议字里行间渗透着“新自由主义”的陈腐气息。按照张五常的改革建议，中国无疑将转变成纯粹西方类型的市场经济，而且是那种在西方国家都已嫌过时的“自由放任主义”的市场经济。除了没有明确提出采用“休克疗法”之外，其改革建议与使俄罗斯陷入巨大困境的萨克斯改革“方案”别无二致。 我们所要建立和发展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具有邓小平和“三个代表”思想灵魂的市场经济，不是盖着西方“新自由主义”印章的市场经济。
9、西南财经大学任治君反驳：所谓“马克思奄奄一息”
张五常有一篇题为《马克思奄奄一息》的文章，五个部分的标题分别为：“知识落后民族的特征”，“马克思理论模糊不清”，“马克思误解了李嘉图”，“马克思由头错到尾”，“中国政策难自圆其说”。从这些标题和内容就可看出，张五常大体上是说，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从来就没有对过，根本原因在于马克思误解了李嘉图。与事实相反，不是马克思误解了古典经济学伟人李嘉图，而是张五常在攻击包括李嘉图在内的劳动价值论。
自斯密以来，经济学研究的范围大为拓宽，经济学家们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次上研究经济学，成果甚丰，争论也颇多，因此，学术讨论倡导百家争鸣。张五常的意见作为一家之言，本也无可厚非；但实际情况不是这样，他在《马克思奄奄一息》等文章中所使用的语言已经不是什么学术语言，而是一种丧失理智的、“宗教式”的攻击与谩骂。
10、复旦大学马涛声辩：计划生育政策是正确的
张五常2002年6月曾在复旦大学作演讲，其中评论了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说：“马尔萨斯说世界人口越来越多，因为‘僧多粥少’就会有饥荒淘汰一些不适合生存者，一定有人会饿死――因为物品、食品的供应上升得慢，人口上升得快，这是马尔萨斯的观点。我觉得马尔萨斯的观点是大错特错。……改革开放20年，虽然中国有些地方还是很贫困，一般来说，我们现在人口的生活水平比200年前要好得多。现在人口增加了这么多，生活水准却不断提高，很明显地推翻了马尔萨斯的理论。”
张五常依照这一推论，断言建国初期马寅初主张中国搞计划生育的观点也错了，中国政府现在实施的计划生育政策，将给中国下一代的发展带来诸多负面的影响。其实，马尔萨斯人口论是有对有错；中国目前的就业问题的压力，与我国五十年代以来人口的过快增长紧密相关，是无可争议的事实；张张五常所谓“中国目前的失业率是世界上最低的”说法，也是信口开河的。
11、全国政协何新评议：美英派来的新自由主义传教士
事实上，由于张五常所承担的特殊政治及意识形态使命，他极其关注中国的政策设计，他自己从没有认真遵守他的教祖父马歇尔的这一忠告。张五常被美国人差到香港领受的任务，一是帮助中国政府设计一个产权私有化的经济制度，二是向中国知识分子灌输自由主义和产权明晰论的经济意识形态。但是，当他这样作时，他却忘记自己已违背了新自由主义大师弗里德曼的关于“实证经济学”的告诫：实证经济学只应该研究经济是什么，而不考虑经济应该是什么。
为什么会特别重视这位五常先生？因为我近年来一直在探寻向中国输入以私有化为纲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意识形态的源头。结果我终于发现了这位自我放弃父姓的张五常。
这里有一个极有趣的问题，但中国的经济学者和政治家却一直没有人提问过。那就是：为什么美国人英国人如此不失时机地急于在中国改革开放刚刚打开大门之际，就立即派他们的经济学传教士，带着私有化和新自由主义的理论来向中国人布道呢？张五常自己曾在书里披露，他本想留美国，但科斯等教授指示他去香港大学任教，因为中国正在改革，地理位置较近，私有化产权理论用得着。
(2004年9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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