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农民富豪的“乌托邦” 改造农村的宏图牛业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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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9月16日 16:39 南方周末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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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养牛场是梁氏“乌托邦”的基石 本报记者 王轶庶／摄 □本报驻京记者 李海鹏 山东富豪梁希森，砸下大笔金钱，将他所理解的好房子好日子，奉送给家乡父老，进 而开始了他改造农村的大计划。 我们并不怀疑梁希森的赤子之心。我们只是想探究：当一种整齐划一的幸福馅饼般从天而降，人们是不是真的感到幸福？ 在山东省西北部的乐陵市黄夹镇梁锥村，大多数村民住的是每套280平方米的欧式联排别墅。整个住宅区很漂亮，里面有花园，有池塘，有灰白色的水泥路面，还有斑驳的梧桐树。房子的品质很好，连户型都与北京的流行步调保持一致，有五个卧室、一个客厅、两个卫生间、一个厨房和一个阳台。 不过，村民们的生活方式显得与整个住宅区不大搭调。秋天的一连几个晌午，都有些女人蹲在别墅门口，用自制的铝皮炉子烧开水。水还没响动呢，炉子先咕嘟咕嘟地冒起了黑烟。她们用的燃料是玉米芯。村民们把玉米秸秆堆在联排别墅的窗外。他们在门前的小花圃里栽种大葱和白菜，在客厅里劈木柴，在西式石雕旁边儿，吐一地的瓜子皮。坐在门口的台阶上，女人们用搓衣板洗衣裳。 类似的情景俯拾皆是。即使是对村民们的生活方式充满理解的人，也不得不承认，其实他们还不太适应这样的环境。 造就这一对比鲜明的景象的人，是被村民们称为“老板”的梁希森。在《新财富》杂志推出的2004年中国大陆富豪榜上，梁希森名列第376位，资产2.7亿元人民币。其实，早在1995年他成立希森集团时，注册资金就已经有这么多。 正是这位49岁的本村富豪，几乎免费地给村民们建造了136套花园洋房。 村民们隐隐约约地知道，“老板”对他们的一些“落后”做法并不欣赏；而对于“老板”的大计划，他们则一无所知。 豪宅的外壳 农民的生活 梁希森埋单4200万元，让农民们一夜间住进了豪宅，但是生活方式的改变却远非如此简单。 梁希森认识大约200个字。2002年，他因在北京接手“全国最大的烂尾盘”玫瑰园，而快速地赚取了巨额的财富，当他乘坐奔驰轿车回到梁锥村时，感到兑现诺言的时机已经到了。 1981年，梁希森还在村里经营着一家小规模的毛巾厂，盖起了一幢2层的办公楼。当时他就对同村的人说，“等以后，我给你们都盖上楼房。”那时，中国特色的财富路径刚刚开辟，后来的转型期再分配造就的惊人财富还没有多少人敢于想象，村民们没能对梁希森的话作出任何反应。 到21年后，梁希森召开村民大会，宣布新村搬迁办法的时候，事情就完全不同了。多年以来，梁希森的发家史令村民们感到匪夷所思，尽管同村同族，他还是被抽象化、概念化甚至神圣化了———在村里，“老板”成了梁希森的专有名词，前面不必加上姓氏。 “为什么说‘老板’是大人物呢？”村民尚景天说，“他那个魄力跟别人不一样。” 在梁希森的搬迁办法里，村民们以联排别墅的居住面积280平方米，减去自己家中老房子的面积，得出的数字再乘以每平方米100元的价格，与希森集团结算差额，多退少补。农民们可以尽量多地计算自己的老房子的面积，仓库、粮囤甚至鸡窝，都可以计算在内。最终，回笼到希森集团的资金只有不到30万，平均每户村民只拿出了不到3000元。梁希森埋单4200万元。 在土地方面，梁希森也不占农民的便宜。梁锥村原来的平房全部推掉后，空出来的480亩宅基地的一部分，加上一些耕地，用来建造了500亩的现代化养牛场。每亩地折合6万元，总额3000万元，入股鲁西牛业公司，股份归出地的农民所有。也就是说，鲁西牛业公司的1／4股份属于梁锥村的村民。如果愿意，他们还可以到鲁西牛业公司上班，每月拿400—900元的薪水，享受过节福利和养老保险。 不过，住进新村之后，农民们却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得若有所失。首先，他们的耕地减少了；其次，余下的耕地也会在两年后被整合成机械化生产的大田，即使留在农田里，他们也将成为农业工人。这在经济上倒没什么———他们深知“种地永远发不了财”———但是生活方式的问题却并非如此简单。 村民们的缅怀显得既真实，又脆弱。他们发现，在自己的小块土地上耕作、辛苦但是逍遥的日子，再也没有了。庭院经济，再也没有了。在院子里种一棵遐迩闻名的乐陵金丝小枣树，秋天用竹竿打落红枣的乐趣，也只能在记忆里渐渐模糊。在这个鲁西平原上的小村庄里，传统的农耕文明的烙印还从来没有褪色过。现在，属于农业的价值观，占有土地的安全感，按照农历节气生息的习惯，都开始变化了。 与过去不同的是，年轻男子越来越少地在白天出现在梁锥新村里。他们要么外出打工，要么去鲁西牛业上班。在梁锥村，除了老人、妇女和孩子，你能看到的运动着的东西，只有秋天的树影。 9月3日下午，梁利农拿着耙子，在他自己开辟的小小的晒谷场中巡弋。他诚恳地邀请记者说：“你尝尝这芝麻。”秋天的太阳足，把他的芝麻植株晒得又涩又香。 79岁的梁树森的院子里则弥漫着羊奶的膻味，他养了头母山羊，下了四个羔。在房门口，他和儿子垒了一个灶台，做饭时使用一种我们闻所未闻的拉绳子的圆柱状风箱。对于新村，梁树森的评价是：“树多了，柴火好捡了。” 如果只以猎奇的心态观察这里，就找不到人们内心中的真相。毫无疑问，如果把梁希森比作一个电子游戏《模拟城市》的玩家，那么他干得不错。村民们住进好房子，现代化指数显然是增加了，在这里再去缅怀所谓传统的、诗意的村庄生活就太迂腐了。 但是有相当多的村民似乎很难满足。 有人抱怨说：“院子没原来的大。没有喂鸡的地方了。我有个推土的小车子，没地方放。” 还有些村民比较虚荣：“我原来的房子，在村里是最好的，现在都一样了，谁家过得好谁家过得不好，都看不出来了。” 有些村民好像不愿意承认自己受人恩惠，说话模棱两可：“这个事可咋说呢？村里让搬家咱就搬家，哪有啥好啥坏的。” 但是他们都承认：“还是新房子结实，下雹子时不害怕了。” 让梁希森很不满意的是，有的村民告诉他，把厕所建在屋子里，导致他的排泄功能都失常了。在新村落成的最初一段时间里，确实有不少村民络绎不绝地到很远的公厕去方便。梁希森坚持不在新村里再建公厕，与顽强的村民们对峙，直到他们疲于奔命，不得不在屋子里解决问题。 “老板”：改造农村的宏图牛业 梁希森的牛业梦想如果化为事实，农民们胼手胝足的劳作生涯将彻底结束，他们将进入一个由梁希森规划、运营、执政的资本新世界。 对于梁希森来说，此次“新民居运动”的意义，当然没有节日里派发糖果那么简单。就其生活记忆而言，这是他夙愿得偿的第一步；而就其商业目标来说，则是又一个“疯狂念头”的肇始。 1960年，梁希森的3岁半的弟弟饿得“透过肚皮能看到肠子”，最后饿死了。1965年，10岁的梁希森不得不下决心离开家乡，到河北去讨饭。3年的讨饭生涯，给梁希森留下两个深刻的印象。一是“要饭这个事太难了，太难了”，二是“天底下还是好人多”。 梁希森的想法至今还带有“丐帮”式的“有饭大家吃”的印记：“我是想领着大家干事，全过富了才好。要是真正都过富了，就算我过穷了，我让他们帮帮我，他们也有东西往外拿。” 不过，对梁希森来说，真正把事情做成的那一天还远着呢。过去，他是自己私有集团的领导者，打交道的对象不过是雇员、政府和商业伙伴。但是现在这个关于鲁西牛业公司的宏大构想，正在促使他去深入地改变农民们的生活，甚至全部乐陵市农村的农耕生活方式。 梁希森认为，农民应该是被改变的对象。“农民的事最难办，素质又低，眼光又浅，思想又落后。” 他向记者表达自己对农民们又爱又恨的感情。他想改变的是这一切，给村民盖房只是其中的第一步骤。在梁锥村，他多次在村民大会上呼吁农民们去除愚昧自私的心理，激励他们改变自己，追赶上时代的潮头。 从未向农民们解释过的，是他对鲁西牛业的宏大构想。用山东乡间的以单数代指复数的语言习惯，梁希森说：“跟他说这个，他也理解不了。” 鲁西牛业公司去年净赚了几百万元，今年3月以后效益更好，每个月的利润达到200万。 梁希森要做的其实不是养牛，而是杀牛。鲁西牛业公司将1岁半左右的架子牛，即阉割过、育肥情况一般的公牛收购上来之后，用工业化的方法对牛进行育肥，3到6个月就可以出栏。养牛赚的钱归承包的农户，比如杜爱萍，她就承包了35头牛。鲁西牛业公司只赚屠宰之后的钱。 鲁西黄牛的肉质在中国三大肉牛之中排名第一，在世界上肉牛的肉质中排名第三，熬出来的油是白色的，肉的花纹很漂亮，吃起来肥而不腻。梁希森甚至有些夸张地说：“这牛是我们的国宝。” 如果鲁西牛业公司的深加工计划完全实现的话，鲁西黄牛的确会成为昂贵的宝贝。这家公司是这么计划的：从牛血中提取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血红素，每头牛可以赚2800元；提炼胆汁中可供医药消毒的成分，可以赚800元；提炼软骨，再赚400元；从牛小肠粘液中提取肝素纳，可以赚700元；提炼牛脑中的治疗老年痴呆症的医药原料，又赚1200元；牛皮整张卖，只值600元，分割之后就能卖到4000多元；另外，牛骨头磨成钙粉之后，可以喝，可以做陶瓷；牛眼睛可以提取透明质酸等等——全都是价值不菲的生意。 梁希森甚至在打牛粪的主意。在他看来，把牛粪用于耕种实在是太浪费了，如果把它氨化，用来养蚯蚓，最后把蚯蚓和牛粪一起烘干粉碎，就会成为上好的生物高蛋白饲料。 他还注意到，蚯蚓也会排便。“蚯蚓粪更值钱，”梁希森说，“卖给高尔夫球场做草坪养料，600块钱一吨。” 如此一来，一头牛将会卖到5头牛的价钱，值4.7万元。他的目标是在乐陵市建成世界上最大的肉牛培育基地，养65万头牛，等于全市人均一头。即使按照每年屠宰32万头牛、每头牛只卖两头半的价格2.3万元计算，每年的销售额都会达到74亿元人民币。 “牛多了总不是坏事，等牛肉真多了，不稀罕了，还能当窝头吃。”梁希森说。 他乐意设想，将来的孩子们没事儿干的时候，就吃块牛肉，吃那么几代人，中国人的身体就不会比外国人差了。 这还不是他的全部构想。除了准备把牛粉身碎骨之外，梁希森还谋划着相关的一系列畜牧养殖业的宏图，他的兴趣至少还针对着鸡的全身、孵化到11天的鸡蛋等等。 基于如此乐观的前景，他计划在5年之内投入10个亿，把黄夹镇的109个村全部翻盖成联排别墅区。同时整合田畴，把当地农民纳入美式农业生产的体系。 “我感觉，我这个脑袋瓜特别超前。”梁希森相信自己的远见卓识。他说，“农民没有人带领不行，光给他盖房也不行，你还得给他灌输思想！” 梁希森的梦想如果化为事实，这片鲁西北的土地将被悄悄改变。千百年来阡陌纵横的景象将消失，联合收割机将轰鸣而来。那些幸福、消沉或麻木的村庄，将成为工人新村，去面临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问题。农民们胼手胝足的劳作生涯将彻底结束，他们将进入一个由梁希森规划、运营、执政的资本新世界。 黄夹镇的新文化运动 梁希森强烈地流露出对农村“新文化”的渴望，他试图用“文明”的生活方式改造农民，而他的改造对象，则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镇定自若。 梁希森将通过何种路径达成他改造农民的理想？似乎已经露出了端倪：他付出巨大的金钱代价让农民得到实惠，同时用经济的钓竿去操控他们的生活。 没有什么证据表明梁希森的设计方案里带有一元化价值观的影子，当地也没有什么人在为此担心。不管怎么说，鲁西牛业毕竟只是一家公司，它是一种现代农业的构想，而非一种思想统治力。对黄夹镇的“社员”们来说，能够免费住上好房子，才是首先值得期待的、再实惠不过的事儿。 但是梁希森本人，则强烈地流露出对农村“新文化”的渴望。他不满的是，农民中有隐约一种愚昧、涣散、自私的性格，忽视了不息奋斗的重要性。 对梁希森而言，以下三点是如此的一致，几乎不可分割：A.带领农民富起来；B.让农民奋发图强；C.实现鲁西牛业公司的伟业。其中，B是最让他头疼的一点。 在他看来，比方说，台张村的村民们就很有“劣根性”。本来，建完梁锥新村之后，梁希森就准备改造台张村和麻线刘村。这两个村子人数都比较少，距离梁锥村很近，三个新村可以形成一个漂亮的小板块。两村的村民最初都同意了。2004年3月，希森集团派出的建筑公司，把建筑材料拉到了两村的新村基地。此前，希森集团表示，两村的新村会和梁锥新村完全一样。 两村的新村建起围墙之后，台张村的村民发现，他们的围墙是24厘米厚，而梁锥村的围墙是38厘米厚，也就是说，少了一排竖砌的砖。台张村的村民觉得，刚开始建设就与梁锥村不一样，那么新村的房子的品质最后肯定不如梁锥新村。他们派出20多位代表与负责施工的工程师谈判。村民们缺乏谈判技巧，上来就一味强硬：“我们不搬了！” 梁希森的想法是，在围墙方面，梁锥新村是个特例。他自己住在梁锥新村，出于安全需要才把围墙建厚，别的村要那么厚干什么？不料，台张村的一些村民直接对梁希森说，这样盖，即使新居建完，他们也不会去住。梁希森不高兴地回答说，你不进去住，我还建这个干什么？他让施工队拆掉围墙，撤走了。 台张村的一些村民后来又后悔了，他们找到村支书张俊山，问能不能跟梁希森再商量商量，把房子盖起来。张俊山说，我哪有那个脸去找人家？ “农村的这个事儿就是这个样！白给你盖房你还不乐意！”张俊山说，“再好的事他也有不同情的！” 记者询问梁希森，是否有重新启动这两个新村的建设的计划。梁希森的答案似乎带有惩罚性质。“那得排到整个黄夹镇的最后了。”他说，“这两个村的意识不行。” 在离梁锥村稍远一点儿的地方，许家村的新村施工正在进行，建筑格局与梁锥新村完全一样，围墙厚度则是24厘米。梁希森的岳父母、姑姑、姐姐、妹妹都住在这个村。明年8月，许家新村就将落成。 对于新村的建设，许家村的村民表现出一种无所谓的镇定自若。他们的房子看上去没有280平方米大，而且品质也比梁锥村的联排别墅要差一些，这使得他们的态度显得有点儿怪。“搬不搬都行。”“村里都搬，我就跟着搬。”“这个咋说呢？我原来的房子也不弱！”——这些非常坚决地拒绝留下名字的村民说——“好处也有，坏处也有。” 许家村的村支书叫许利民，他对记者抱怨不已：“农民不懂个啥，开大会他都同意，现在又乱说话。”他认为，新村建设对于村民们的精神面貌大有好处：“梁锥那个文明和我们不大一样，有点儿接近那个城市。” 梁希森希望在农民们中间形成一种勇于奋斗、积极向上的新文化。多年以来，他捐款为周围的村庄修路、建桥、铺设自来水管道，试图用“文明”的生活方式改造农民。对于农民们的生活贫乏，他的怒其不争多于哀其不幸。 他不喜欢各种弥漫在田间农舍里的抱怨和愤慨：“唧咕唧咕有什么出息？闹事的人是最笨的人。” 他承认，过去的经济改革在某种程度上忽视了农民的利益，对他们来说并不公平，但他相信，自立自强、拼命去争取财富的渴望，最终会帮助一位农民去战胜一切。“现在的机会足够了！” 但并不是每个黄夹镇的农民都与他们的“老板”一样信奉强者哲学。 在新村建设方面，他们似乎不愿意表达感激，似乎那样就承认了自己受人恩惠。非常明显地，他们不愿放弃庭院经济，希望保有枣粮间作的自有农田，另外觉得外出打工也挺不错。至于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和“城乡三大差别”，他们并不关心。即使是住进了联排别墅的梁锥村民们，也在很大程度上停留在崇祀祖先、自耕自商、人情冷暖的传统农村文化之中。 不知是出于真心还是假意，一些村民把梁希森当作了某种可崇拜的偶像。在某村干部家的客厅里挂着3幅大照片，在照片中居于中央位置的不是家里的长者，而是梁希森。 另一些村民则完全相反，虽然真心实意地感激着梁希森，但由于性格内向，反倒与他生分起来。梁利农是梁希森的本家同辈，身体不大好，受到后者的照顾，在村里当个园丁，每月修修花枝就能收入600元。每次见到梁希森他都很踌躇，想叫“老板”觉得别扭，想叫“弟弟”又怕不得体，只好什么都不叫。这种阶层差别意识，对于梁希森本人来说当然不是难题，他见到梁利农还是亲亲热热地叫“哥哥”。 这一切，使得黄夹镇的最新生活图景显得有点芜杂，远远不像梁希森在北京的那个建别墅、卖别墅的玫瑰园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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