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经济的金融资本之路 刘鸿儒细说制度障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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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9月16日 10:15 《浙商》杂志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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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刊记者 董树荣 《浙商》：刘主席，现在国内民营经济有一种冲动，希望能够进入金融界，达到产业资本与金融资本的融合。您是如何看待民营经济这种冲动的？
刘鸿儒：这是一件好事，说明我们的民营经济又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金融资本是资本形态的高级阶段，民营经济过去一般都停留在产业资本和商业资本上，现在产生了向 金融资本发展的冲动，这说明民营经济的实力发展壮大了。没有实力是不可能有这样的冲动的。从有关统计数字上看，中国经济增长的拉动力2/3来自民营经济，贡献着工业新增产 值的70%和新增就业的80%，而我国的出口增长、税收增加、就业岗位增加，已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依靠民营经济的快速成长。目前，我国民营经济的资本总量已经超过国有资本，在数量上居于主导地位。一个基本事实是，民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重要力量。在这样的现实里，民营经济产生进军金融业的冲动是必然的，金融业由国有经济垄断的地位是必然要被打破的。 《浙商》：除了民营经济自身实力增强之外，促使他们向金融业发展的外部环境是什么？ 刘鸿儒：虽然民营经济发展迅速，但是，随着中国加入WTO，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外资企业陆续进入中国，与我们争夺国内市场，民营经济面临的竞争压力加大；同时，国内市场变化很快，消费水平不断提高，企业之间的竞争愈演愈烈；过去，民营企业是以小规模的家族式管理为主，决策速度快，应变能力强，所谓“船小好掉头”，并以这个优势在与国有企业的竞争中取得了快速发展，但是到了今天，这种优势容易变成劣势，束缚自己的发展。在这样的外部经济环境中，民营经济必须进一步做大做强，提高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这个时候，民营经济就必须要金融资本的强有力的支持。但由于体制和机制的制约，民营经济一直不能得不到国有商业银行得有力支持。 《浙商》：但民营经济要进军金融业，首先面临着制度障碍。民营经济的法律地位和“非国民待遇”问题，还是存在的。 刘鸿儒：是的，这个问题确实存在。但要看到，中国民营经济之所以得到快速、健康的发展，根本原因就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赋予了民营经济产生与发展所需要的制度环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共进行了四次修宪，每次修宪都一定程度地满足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需求，促进了民营经济的长足发展。第一次修宪是在1982年，这次修宪确立了个体经济的合法性，促进了民营经济的新生；1988年的第二次修宪，确定了私营经济的合法性，从而使民营经济获得了快速发展；1999年第三次修宪，肯定了非国有经济的作用和地位，民营经济得到全面兴盛；而今年进行的第四次修宪，则扫除了非国有经济的制度歧视，非国有经济获得了“国民待遇”，各种经济成份能够平等发展。不过，法律地位的确立，并不是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还要时间和实践。 《浙商》：民营经济特别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已经引起社会的普遍关注。那么，民营经济进入金融业后，就能解决这个问题了吗？ 刘鸿儒：民营经济融资难问题，由来已久，从中央到地方，都想了许多办法，但成效不是很大。这从制度上讲，是中国金融体系不健全带来的。在计划经济年代里，绝大部分是国有企业，中小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很少，所以在金融体系的建立过程中，都是为国有企业服务的，换句话说，就是国有银行对国有企业。这些年非国有经济发展以后，没有相应地进行改革，没有真正建立起多元化的金融体系，在思想上、制度上和工作方法上都没有相应的转变。但如果说办起了民营银行就能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那是一种不切实际的误解。实际上，民营企业家办的银行不一定能解决中小企业的融资难问题，民生银行就是一个案例，因为银行要追求利润最大化，对中小企业服务相对成本高、风险大，他不愿意提供服务。我历来主张建立真正意义的为会员服务的合作银行体系，它互相担保、相互监督，风险会有效控制，城市信用社原来设计的目标也是这样的，但后来走偏了。建立民营企业的担保体系，实际上是企业自己保自己，我主张走这条路。 《浙商》：民营企业在间接融资上障碍重重，现在要办民营银行，是不是想绕过“间接融资”而进入“直接融资”渠道呢？对中小企业来说，间接融资与直接融资有什么区别？ 刘鸿儒：尽管间接融资和直接融资都很重要，两者不可偏废，但其功能是不一样的。特别是在对高科技的开发和创业企业的培养方面，直接融资具有独特优势。从成熟市场经验看，直接融资可以促进中小企业完善公司治理，实现规范发展，成为中小企业筹资的重要场所，最大限度地分散风险，推动科技与资本结合，实现科学技术向现实生产力转变，促使企业讲求诚信，培育企业家。 《浙商》：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你对我国资本市场的建设有什么建议？ 刘鸿儒：当前，随着中小企业和非公有经济的发展，应尽快完善我国资本市场结构，逐步建立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使资本市场在为大中型企业服务的同时，加大对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服务的力度。《中小企业促进法》第16条规定：“国家采取措施拓宽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积极引导中小企业创造条件，通过法律、行政法规允许的各种方式直接融资。”第17条规定：“国家通过税收政策鼓励各种依法设立的风险投资机构增加对中小企业的投资。”这些规定，为建立我国资本市场对中小企业提供直接融资的市场体系奠定了法律基础。为了把这些原则规定落到实处，有必要进一步制定和颁布相关的实施细则，开拓思路，积极建立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资本市场体系。 《浙商》：深交所中小企业板已经建立，它对中小企业直接融资创造了哪些条件？ 刘鸿儒：深交所中小企业板的建立，为具有成长性及科技含量的中小企业发行上市创造了条件，有利于拓宽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避免中小企业过度依赖银行贷款的间接融资 ，为诸多高成长性中小企业和创业型企业提供了一个新的融资市场。在中企业板没有建立之前，新股发行只有上交所一个通道，而券商又受到证监会授理发行“通道”额度限制，在经济收入的诱惑下不愿保荐中小企业，这不利于中小企业融资的需要。在不改变现有法规和市场规则的前提下，中小企业板作为深圳现有市场的一个板块单独监控、独立运作，面向中小企业，这与原来的高科技板、创业板的概念不完全相同。在为中小企业拓宽融资渠道的同时，中小企业板的设立提供了民营经济资本运作和资产重组的舞台，为中小企业获取和整合内外资源、实现规模扩张和提升核心竞争力提供了有效手段。 《浙商》：但是，能进入中小企业板的企业毕竟是少数，对于广大中小企业来说，应该有更为广阔的直接融资渠道。 刘鸿儒：首先，应尽快推出创业板。创业板已经研究了相当长的时间，具体办案、办法、法律、和规章制度都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但是，由于国外创业板市场表现不佳，以及国内主板市场存在一些问题等原因，导致创业板迟迟不能推出。创业板市场是解决中小企业特别是高新技术企业融资的关键，也是风险投资的有效退出途径，中国大量的中小企业迫切需要资本市场提供融资和推进技术转化的平台。我国创业板市场的设立，不可能等到各种外部条件都完全具备并且彻底没有风险的时候再推出，应该在总结国外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大胆探索，提高标准，积极推进，尽早设立创业板。其次，要认真办好三板市场。有一种看法，我国目前的股份代办转让系统(俗称“三板市场”)不应局限于“回收站”的功能，还应成为将要上市的公司的“摇篮”，培育有良好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发挥“孵化器”的功能，这是值得研究的课题。第三，要积极发展产权交易市场。这几年新兴的产权交易市场越来越多地被认为是一种初级形态的资本市场，已成为风险投资服务体系中的重要环节。产权交易市场的建设，应纳入多层次资本市场的规划之中，该市场可以成为中小企业提供金融服务的渠道，还可发展成为企业兼并、收购的渠道。第四，要利用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基金，促进中小企业发展。发展创业投资和风险投资基金是解决中小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企业融资难题的重要途径之一。近几年来，我国沿海一些发达省市相继建立了规模不等的高科技产业投资基金，成为推动科技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一种方式，发挥了积极作用。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创业投资尚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应大胆借鉴美国等发达国家成功的经验，鼓励设立按市场化规范运行、主要投资中小企业的风险投资基金和创业基金，多渠道、多形式扩大中小企业直接融资的范围。 链接：刘鸿儒简历 1930年生；吉林榆树人。 1959年于苏联莫斯科大学经济专业获副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中国人民银行先后任处长、局长。 1979--1980年任中国农业银行副行长。 1980--1992年任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后任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副主任，中国金融学院院长、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国金融学会副会长。 1992--1995年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1993年-2003年出任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30年来，他结合实际致力于有关金融政策、货币流通理论、金融体制改革等方面的理论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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