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下一种形象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许瑛、章原／上海报道

　　在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际，在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时，这个古老文明似乎再度成为了西方人眼中的一个谜

　　在未来几年或十几年里，中国的下一种国际形象究竟是什么？这与中国自己苦心经营 的形象，有着多大距离？

　　“强大但不确定的中国”，成为了最近以来外界议论中国时常用的一个关键词

　　如果说中国让人眼花缭乱的国际形象可以追溯至马可.波罗时代，那么，今天，龙的国度似乎再度令外界看不太懂。

　　在雅典奥运会上，中国人给世界的印象是“颠覆”──他们首次冲入了第一集团。媒体称，中国人究竟将怎样改变世界秩序？

　　“和平发展”正在成为国际上的一个流行词。西方人兴趣盎然，却各有解释。是“伟大已经降临到了中国人的头上”，还是“一个更具威胁的中国”？

　　不久前，中国新身份证系由日本公司印制的“传闻”，以及中国足球队在亚洲杯上败于日本，都使反日情绪达到“临界点”。海外舆论说，“崛起的中国要仇恨昔日对手一百年吗？”

　　中国经济也令人看不太明白了。几乎没有一家海外机构能够准确预测出中国GDP去年在非典阴影下增长9.1%的事实。所有的估计数字都偏低。而今年上半年在宏观调控下达到的9.7%的增长率，更让世界惊诧。

　　另一方面，围绕着中国的发展，海外也出现了探讨“中国经验”、“中国贡献”、“中国机会”的情形。

　　“强大但不确定的中国”，成为了最近以来外界议论中国时常用的一个关键词。

　　8月底，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承办的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以“多元视野下的中国”为主题，来自海内外近400名一流学者囊括了目前几乎所有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着的“中国通”。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他们对未来中国形象的描述，既让人振奋，也有些扑朔迷离。

　　“在泡沫中热寂”，还是续写经济神话

　　2001年7月章家敦提出“中国崩溃论”时曾“确定”地预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但是，现在，已过去了整整3年，实际情况与他预言的恰好相反。

　　不过，也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正受着过热困扰，前景具有“不确定性”。美国《华盛顿邮报》今年4月20日的专栏文章《中国经济是否过热》评论道：

　　“在泡沫经济中，人们会觉得好日子将永远持续下去。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人有这种感觉，90年代末美国人有这种感觉。如今，中国人也是这么想的。在他们眼里，‘经济奇迹’的阳光无比灿烂──而殊不如，乌云已在悄悄逼近。”

　　然而，出席论坛的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研究专家戴史潘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经济增长仍将继续，这主要来自于中国的两个特点：一是中国国内市场容量巨大，即使出现像东南亚那样的经济危机，也不会发生经济崩溃；二是中国有着强大的政权保障，哪怕出现危急情况也不会产生太大的混乱。

　　是“新威胁”，还是稳定力量

　　更多人关注的一种“不确定性”，还不是中国经济本身，而是经济奇迹究竟将把中国带向何方？

　　“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具有潜在的力量，这种力量可怕，没有谁能够阻挡，世界在推测，中国自己是否能约束自己，是否会恢复中华帝国，或者更大的帝国，又或者是能改变其他国家的什么？”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早在1996年前后，美国《外交》、英国《金融时报》、法国《费加罗报》、日本《朝日新闻》就曾发表关于中国崛起的文章，认为中国崛起必然伴随用武力谋求霸主地位，由是形成了“中国威胁论”。

　　现在，情况有所变化。黄仁伟指出，认为中国崛起之后要通过战争手段统治世界的言论，在西方已没有多少市场。如今，是另一种层面的“中国威胁论”。

　　相较于过去较多强调意识形态和军事，如今，是不知道中国经济究竟会成长到多么巨大，以及它将如何改变世界经济秩序。法国评论家埃梅罗吉说，真正感到“有点实际威胁”的是，伴随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整体经济规模扩大，国际市场越来越感到中国参与竞争的压力。

　　更多的人则怀疑，这么大的一个中国以后会怎样，中国能否保持安定，会走往什么方向。“这种对于中国未来不确定的担忧导致的‘威胁论’，在西方比较强势。不过，仍有很多人认为，崛起的中国将是世界稳定的重要力量。”黄仁伟说。

　　说“不”的中国，抑或说“是”的中国

　　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影响仍存。中西方由此发生激烈言词交锋。“妖魔化中国”一词也不胫而走。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认为，当时的背景是西方国家在1989年之后制裁中国。1995年台海事件后中美关系也面临许多问题。

　　情形如今已有变化。专家指出，“9.11”后，美国一方面“顾不上”中国，另一方面在不少场合力求与中国合作。那么，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会更多地说“是”吗？

　　说“是”，意味着自信的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主动向世界回应自己的责任和扮演的角色。在联合国有关问题、在朝核危机、在防扩散、在亚太安全问题上，中国都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在世贸组织里，则有着更大的牵制作用。

　　说“是”，也表明中国可以在一些问题上与西方开展对话与合作。世界上出现了一个更遵守国际游戏规则的中国，也是一个作为“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和改革者”的中国。中国的国际形象更具有确定性。

　　然而，这也引发了另一种不确定性的担忧。《纽约时报》8月28日报道，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影响不断增强，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警惕。

　　专家认为，中国实力能否强大到可以说“是”仍然是不确定的，除了经济力量继续上升外，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中美关系的走向和台湾问题的解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俞新天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台湾问题是中国领导人政治智慧的试金石。”

　　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在以前，西方谈到中国，张嘴不离人权、民族和宗教，而现在，出现在西方主流媒体封面上的，多了不少“新问题”。

　　比如，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家》报道，市场经济导致的中国传统医疗体系的瓦解是一大麻烦，并且，非典、艾滋病的爆发与流行还带来了国际问题。

　　在西方媒体看来，一方面，中国暴富人群花天酒地；另一方面，穷人连病也看不起。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尖锐社会矛盾，包括腐败、失业、“三农”、国企转制、社会保障、劳资关系、精神危机等，无不成为关心中国的人们讨论的重心。

　　连“未富先老”也进入了西方人的视野。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不久前公布的《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报告称，到2040年，中国将有3.97亿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目前法、德、意、日、英五国的人口总和还要多。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中国政府的威信将受到挑战，全世界也将受到影响。

　　那么，中国式的市场经济模式能否克服这些困难？未来中国究竟会不会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攻坚会否影响政治稳定？中国是否要加大政治改革力度以解决目前难题？西方人认为，这都是中国的“不确定”。

　　“能源黑洞”，还是“好市场”

　　对中国能源问题的忧虑早就存在，而去年中国集中爆发的全面能源紧缺，则引发了西方对中国未来的强烈担忧。

　　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在2004年4月发表文章，提出“中国正面临首次能源危机”。他估计，中国的能源贸易赤字到2013年将超过1000亿美元。倘若中国经济长期维持8%的增幅，单纯依靠增加产能将无法满足投资激增时期的电力需求。

　　今年以来，西方媒体广泛报道了中国与日、俄等国发生的一些争执和冲突，焦点正是资源问题。

　　现在，中国正消耗着全世界1／3的煤，30%的铁和铝，40%的水泥……而中国产出的GDP仅占世界总量的4%-5%。这样的投入产出比让世界忧虑：中国到底是一个好市场还是一个“黑洞”？

　　出席此次论坛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一些学者甚至担心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强烈的能源需求会使它对一些能源产出地发动侵略，譬如西伯利亚。

　　但是，也有包括一些日本媒体在内的舆论预言，中国将与国外合作，开发新能源，为解决世界能源问题找到新出路。

　　“贫富悬殊”，还是“均贫富”

　　西方考察未来中国的另一个巨大不确定性，是农业问题。8月底，法国《费加罗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俄罗斯商业咨询报》都报道了中国再次出现谷物短缺、面临“粮食危机”的问题。

　　但是，西方人的关注焦点已不再仅是“中国能不能养活自己”，农村稳定问题更多地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日本《产经新闻》今年早些时候报道说：在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如果对农民问题继续置之不理，将发展成为中国重大的社会问题。

　　在此次论坛上，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教授毛里和子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认为，农村不稳定的潜在危险将成为令未来中国政府最烦恼的问题，“中国政治背后的主角是老百姓，而他们又是巨大的贫富悬殊中的贫困一方”。毛里提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太平天国”运动。

　　但大多数学者并不认为中国还会发生“太平天国”运动，他们更关注目前中国的“共同富裕”战略能否有效实施。

　　“世界垃圾场”，还是“新绿洲”

　　8月底的一期英国《经济学家》封面报道即是《中国成长中的痛楚》，集中提到了污染问题。报道说：世行认定的20个污染最严重城市，有16个在中国。

　　在如今的西方人的眼里，中国的环境问题已不是一个国内问题。因为水和空气是可以流动的，中国的污染肯定会带给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同样的危害。

　　季塔连科说，在中俄边境的乌苏里江，很多种鱼因为排入河中的污水而绝迹了。其他的影响还存在于中国的黄海，污水的排放不仅影响了中国自身的生态环境，还影响了周边国家的渔业。

　　德国海德堡大学中文系主任瓦格纳教授说，18世纪中国曾经面临严重的环境危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压力可能会带来“第二次环境危机”。

　　外界赞赏中国放弃经济GDP崇拜，但担心的是：绿色GDP会不会造就又一种形象工程，而忽视了环境保护的全人类意义？中国能否按照国际标准来建设生态国家而形成“新绿洲”？

　　真正的竞争对手，抑或学习榜样

　　在所有不确定性中，有一种观点则比较确定：西方已第一次把中国视为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要求使用同样的标准、在同样的游戏规则下进行比赛。

　　上海社科院院长助理屠启宇说，这和中国发展水平和速度基本成正比，之前无论是中国的经济总量还是潜力都还没有被给予足够的重视。

　　他认为，这种认识大概在2000年左右开始出现。当时，联合国经合组织开始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欧盟经济部门也成立了研究中国的部门。

　　在这方面，世贸组织不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按照既定规则进行贸易；在市场经济地位的评价方面，许多西方国家坚持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再就是，从国际援助方面讲，连日本都认为中国应该“毕业”了。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西方重视所谓“中国经验”的现象。今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世界扶贫大会上，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把中国称为“优等生”，并把上海市以大手笔投入城市绿化、成都市综合治理府河和南河的经验在全球推广。

　　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今年5月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的一篇论文，提出了影响很大的“北京共识”概念。　

　　“谁能解读中国案例背后的逻辑，谁就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印度的戴史潘教授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然而，中国经验究竟有多大普适性？一些人认为，这还需要较长时间来观察。

　　“新生代中国”：爱恨如何平衡

　　或许，中国最大的不确定性，是这个国家的下一代。

　　黄仁伟说，将在未来10年中成为中国中坚的年轻一代，是在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形成世界观的，他们的理念，他们对未来的想法，特别重要。

　　“西方不可能等到未来到达时再去判断中国，而要看现在中国人的想法，特别是年轻人的想法，来推测中国未来会怎样。”黄仁伟说。

　　今年，西方主流媒体如《时代》周刊和《经济学家》，都发表了以中国新生代年轻人为主题的封面文章。《时代》认为，春树、韩寒、满舟、李扬等人是“80年代后”一代的缩影，称他们为“另类”，把他们与美国上世纪60年代“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

　　《时代》或许存在以偏概全的可能，但无论如何，想到13亿人口的大国有朝一日或将由“春树们”当家，西方人觉得必须重视。

　　专家们特别指出，要研究中国新一代对于世界持有的一种“爱恨交加的感觉”。那么，如何调节与平衡这种矛盾的感觉？

　　“愤怒国家”，还是理性大国

　　强大起来的中国会否成为一个狭隘民族主义的大国？这是西方对未来中国感到不确定的另一层面。

　　在西方的英文主流媒体上，最近时常可以看到“fen qing”这个汉语拼音。“愤青”正式进入了西方词典。西方人不理解：在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为何竟对西方文明持如此强烈的批评态度？

　　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情绪既传达了新一代中国人对西方霸权的不满，也表明他们对世界和对自己的价值取向的不确定感，以及他们在生活压力下的情绪宣泄。

　　毛里和子则认为，这与“中国政治风气比较宽松”有关，“中国的老百姓，以前没有什么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现在可以了”，但是，“亚洲杯上的不愉快还是让日本感受到了威胁”。

　　来自英国的中国学学者杰拉德.张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认为中国的过激民族情绪还很难控制，这个主要是后天教育的问题。西方国家有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公民的教育方面做得还不够。”　

　　中国能否“约束”部分国民的不理智情绪？中国能否应用现代政治智慧处理好复杂问题？这极大关系到未来中国的国际定位。

　　在“改进”中走向确定

　　在《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专家当中，普遍认为中国国际形象塑造的最终决定力量取决于中国自身的行动。

　　在被要求用一个词汇描述对未来中国形象的看法时，俞新天说：“改进的中国。”他认为，与其他的描述相比，这个定位更具有动态的象征含义，既指中国富有活力，同时也喻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灵活的内政外交姿态。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便开始坚定不移地以市场经济国家的身份融入国际社会。从把“法治”原则载入宪法，到签署国际人权公约；从加入世贸组织，到吸收SA8000合理成分以改善国内劳工条件；从非典时期增加透明度，到积极参与朝核斡旋；从推行民主政治，到提出科学发展观，都被视为中国一步步走向“确定”。

　　黄仁伟说，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执政后，对世界的看法越来越开放、明朗。中国仍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持续发展。中国一定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样一种方针，在最高层那里十分确定。

　　8月25日至29日，　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维护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基本目标。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王义桅提醒《瞭望东方周刊》，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四个环境，这与以往单纯强调经济、政治环境相比，是一个重要的突破。9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对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将作出更清晰的部署。

　　“中国的未来走向，已然十分确定。以前，西方对中国有着种种悲观预言，结果都破产了。中国将继续用事实来让全世界信服。”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