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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营企业发展的力量无法阻挡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9月06日 22:02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 刘 钊

  北京报道

  “西北第一民企”德隆出事之后,关于民企的争论甚嚣尘上。而在当下,郎咸平教授的一系列言论,更宛如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大地上的事情一夕间竟予人大是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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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之感。

  何以如此?本报记者就民营企业发展的若干问题采访了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常务理事茅于轼先生和国家教育行政学院教授赵晓先生。

  民企更容易受到压制

  记者:资金不足一直是束缚中国民营企业发展的最大障碍,长期以来,很多民营企业都着力打造更深更广的资金供应平台和体系。请问,民营企业怎样才能找到更有效、更安全的投融资机会?

  茅于轼:民营企业融资难的根本原因是中国金融市场没有完全开放。

  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之处在于实行了“双轨制”,可以看到,民营企业参与的很多行业和领域,效率都提高了。但是,金融市场一直没有实现“双轨制”,是由国家垄断的。所以,金融行业的效率一直比较低。

  这次宏观调控并没有解决金融行业的效率问题,而是进一步加强了行政力量的作用,结果使金融效率进一步降低了。据说,此次宏观调控过程中又增加了上千亿的呆账,这就说明,宏观调控对金融业的改善没有任何帮助。民营企业也就照样还是得不到相应的金融服务。

  要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从金融业“双轨制”做起,现在中央也在思考这方面的问题,但决心还没有下,因为“双轨制”很容易引发金融危机。

  赵晓:目前,造成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困境主要有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宏观调控下,资金供应总量的紧张,这一点不仅针对民营企业,所有的企业都受到影响,比如贷款数量整体下降。

  其次是体制上的问题。由于民营企业多为中小企业,中小企业融资难是中国长期存在的问题。而且,民营企业贷款融资时受到“体制性歧视”,银行对国有企业贷款出了问题,“肉是烂在一个锅里”,而对民营企业放贷出了问题,就会被怀疑是否存在私下的交易。还有,民营企业多是某一行业的新进入者,更容易受到宏观调控的压制。

  第三是民营企业自身的融资结构问题。比如德隆利用二级市场聚敛资金、抵押贷款,还有浙江出现的地下钱庄和财团等,这都是在扭曲的金融体系下存在的扭曲行为。这样的行为对民营企业来说,风险是巨大的,应该引起警惕。

  要解决这些问题,根本还是要进行金融体制改革。一旦投融资体制改革到位,宏观调控对所有的企业影响都是一致的,而不会像现在这样,民企和国企还要分开评估。

  做大做强是必然选择

  记者:中国民营企业的发展一直伴随着多元化的主题。多年来,民企考虑得最多的还是如何应对市场变化,躲避供求风险。宏观调控所体现出来的政策风险,似乎令很多民企无法招架。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该如何继续做大做强呢?

  茅于轼:用行政力量干预市场,让人感觉好像回到了计划经济时代。除了政府开支、税收以外,其他方面的资源配置是不能通过权力来进行的。

  宏观调控不是不能进行,它应该通过货币利息等手段来实现,而不是像现在这样,通过行政力量干预微观经济。这是很不正常的现象,不会持续很长时间的。民营企业的发展策略还是应该依据自身实力来制定,不要把宏观调控看得太严重。

  我认为,民营企业应该采取一定手段抵制这种宏观调控,虽然会付出一定的代价,但是,不抵制付出的代价可能更大。经济总是在计划和市场之间这么前进一步,倒退一步,对改革是很不利的。

  赵晓:做大做强是企业经营发展的必然选择,你不强大就会被别人吃掉。

  宏观调控其实并不是一种单纯的政策风险,它也是一种市场风险。民营企业要学会根据经济形势的发展,预计到国家宏观调控的步骤。

  至今为止,中国已经进行过四次宏观调控,企业应该明白,一旦经济过热,政府必然会出面干预,同样,一旦经济停滞不前,政府也会出台积极的调控政策,企业也要提前做出判断,进行相应的决策。

  对多元化我们也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中国的市场机会特别多,因为我们几十年的工业化进程压缩了西方200多年的历程。面对如此多的机会,让企业不动心,坚守专业化路线是不合适的。

  另外,中国企业的专业化面临着一个市场的边界。市场就那么大,加上国有企业、地方保护等因素,企业不能实现自由兼并、扩张,专业化不足以支撑一个企业不断地发展下去。

  轻重工业转换的机会

  记者:有人说,去年是中国民营企业重型化的一年,民间资本从轻、重工业的发展速度转换中找到了机会。在轻工业领域通过“快进快出”完成原始积累的民营企业,冀望通过与国家宏观政策紧密相关、资本需求大、投资期长的重工业完成产业转型。甚至需要大资本介入的金融业在民企手中也变得举重若轻。但是,突然而至的宏观调控,不但给转型中的民企带来了巨大的损失,也打击了民企对重工业投资的信心。这是否意味着,民企向重工业转移的扩张思路会有所调整?

  茅于轼:民营企业进入重工业的大方向肯定是对的,国退民进必然会包括这些重大的行业,包括现在还没有开放的石油、铁路等行业,迟早也会允许民营资本参与。

  原来民营企业的实力较弱,现在,随着民营资本的扩大,参与更重要的行业投资是不可阻挡的。国有企业当然不希望看到民营资本的竞争,但是国有企业缺乏效率的事实也是客观存在的。未来5到10年,民营企业必然会在重工业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短期的宏观调控不会对这一大趋势有所改变。

  但是,向重工业过渡过程中,民营企业可能面临更大的资金压力,所以,关键还是要看金融体制的改革。

  赵晓:中国经济向重工业转移的趋势很明显,而民营企业始终是中国工业发展的生力军,所以,民营资本重型化不会因为一次宏观调控就有所减弱。当然,也许在投资的进程、速度和力度上会有相应的调整。

  归根到底,宏观调控是一种短期行为,政府更重要的目标还是进行体制改革。但是,前一阶段宏观调控的一些做法还是值得警惕的,它强化了政府干预的力量,客观上造成体制改革的退步。我们相信这只是暂时的,后续的宏观调控手段必须调整,或者用参数调节的方式,或者用改革来对冲。

  国企民营化须摒弃暗箱操作

  记者:与宏观调控对民企的直接影响同时而至的,还有对民企发展模式及作用的置疑之声。特别是在股份制、民营化改革过程中,是否带来国有资产低价转移的问题,更是随着近期郎咸平的言论而成为焦点。这是否说明,过去几年中刚刚形成的对民营企业发展有利的社会环境正在发生改变?

  茅于轼:在国有企业民营化过程中,的确发生了不少问题。我们的国企MBO在过去几年的实践中,公开性、透明性做得并不是很好,这些问题如果不解决,对民营企业发展也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完善这方面的制度,摒弃暗箱操作是必须的。否则,迟早有一天,民营企业的合法性问题暴露出来,就会成为民企的进一步发展的障碍。

  但是,问题归问题。民营企业的重要地位和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起到的作用,肯定是不容质疑的。我们的宪法中“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说法肯定会修改的,因为,现实情况已经在改变了,大型国有企业也在股份制、民营化。

  目前的宏观调控主要是针对前一阶段中国总体投资失控进行的。投资失控的主要原因是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这就暴露出我们的政府职能定位的不准确。

  赵晓:任何的改革都是可能存在漏洞的,但是,绝不能因为一时出现的“毛病”就否定整个民营企业的作用。

  中国浙江地区的“草根企业”,还有北京中关村大批的“知本企业”,都是非常阳光健康的经济实体,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贡献都是很大的。不能一句话就把全部的民营经济都否定了,一定要旗帜鲜明地支持民营企业的发展。

  不可否认,宏观调控对民营企业的发展客观上造成了一些困难,但是,我们要客观地看待这种困难。

  宏观调控是现代政府作用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市场经济的一部分,民营企业要对它保持良好的心态,随时做好准备迎接,以后可能会经常遇到。当然,对目前处于转轨时期的中国政府在宏观调控中一些不合理的手段,我们可以商榷,但是,宏观调控是不可避免的。

  总之,中国经济转轨是不能停的,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造是不能停的,民营企业的发展更是不能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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