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有银行：何处寻求竞争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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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9月06日 17:33 21世纪经济报道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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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向东 近几个月来，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先后完成了形式不同的股份制改造，在其蓄谋已久的上市计划中，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事实上，这些改造除了可以有效提高资本充足率之外，在改善银行竞争能力方面，可能意义并不大。是否可以如其所说的会达到改善治理的目的，也还有待进一步观察。而要最终解决国有银行的问题，还要从一些基本问题谈起。 商业银行体制的基本矛盾 解决问题，要抓住事物内在的基本矛盾，要做到“纲举目张”。我们进行商业银行的改革，也要首先抓住问题的基本面，把握基本矛盾。只有清楚基本矛盾，才能找到恰当解决问题的办法，并逐渐加以推行。 那么，什么是商业银行体制的基本矛盾呢？我认为，是商业银行竞争能力培育与现有体制之间的矛盾。商业银行，从最传统的意义上说，是以存、贷款为核心业务的经营机构，就是接受存款，然后再贷放出去、获得利差。判定一个商业银行是否具有竞争力，核心要看它能否恰当地发现最能创造价值的客户，将贷款结构调配合理，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并能够将最好的客户长期锁定。 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既不来自于它的规模，也不来自于它的筹资方式，而是来自于它能否聚合一批银行家，并建立起把分散在单个银行家头脑中的智慧形成组织能力的机制。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中国的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与世界上较优秀的银行相比，存在显著差距。一整套国有基础上的管理体制和组织资源的方式限制了优秀银行家的产生，也不能提供银行家发挥自己才能和作用的舞台。 伴随危机的能力培育过程 从世界范围看，商业银行能力培育的过程是残酷的，伴随着一次又一次的危机。我们常常把金融危机看成是负面的东西，这不准确。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把双刃剑。在它损害社会财富、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同时，实际上也是对商业银行能力的一次考核。商业银行正是在这样一次次的“迎考”过程中，通过组织学习，积累了它们宝贵的知识财富。 回顾历史，商业银行真正成其为商业银行，是在19世纪初期。有两个标志：一是商业银行的主体由私人银行发展为股份制银行(私人持有、而非国家所有)；二是在业务上由先前的短期贸易融资开始向工业企业进行贷款。从那时之后，我们所看到的，是一次次的银行危机，但商业银行体系却在危机中不断地得以发展。 以英国为例，仅仅在18世纪，就有多次较大规模的银行危机。1793年，英格兰银行倒闭。1825年，以Pole-Thorton银行为首的近百家银行破产。1836年，伴随着对银行股票的大规模投机，股份制的中北部银行、英格兰商业银行和约克郡地区银行相继倒闭。1840年代，坏帐问题空前严重，1857年，利物浦市银行、苏格兰西部银行等先后倒闭。1878年，在英国经济中异常活跃、并富于进取精神的格拉斯哥银行倒闭，这家银行拥有很多分支行和800万英镑的存款业务，但倒闭没商量。 其它国家的情况也是一样。在1901年，全日本的银行数量是2334家。在1926到1936年间，有1342间银行被关闭，其中，属于解散、破产和停业的银行有495间。直到今天，银行合并、重组，以及关闭浪潮依然没有结束。在1990年，日本共有155家银行，但在经济停滞及亚洲金融危机之后，银行的数量在2002年减少到134家。 人们常常会关注银行破产的危机一面，但我们也必须要看到银行业在血与火的洗礼中再生的一面，看到金融体系的进化过程，看到银行业不断重组的意义。事实上，正是经历了一次次的危机，一方面中央银行才能够根据实际情况，建立起监管的能力并健全监管手段；另一方面，商业银行也正是在危机中不断提高了自身的经营能力。 深入研究银行史的种种细节，我们不难发现，现代商业银行的很多制度体系，如科学的分支行体系、内部控制机制、风险管理办法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是在不断的失败过程中总结和创新出来的。不同银行在这些内容上的独到之处，就蕴藏着它们的核心竞争能力。这些能力不能被别人简单复制，是其长期立于不败的根本。 治理结构不是摆出来的 举出银行史上的例子，并不是想把我们的商业银行也搞破产。我想表达的是：我们的四大国有银行地位特殊，它们都没有经历过上述银行史中残酷的破产过程，甚至是即使到了破产的边缘，政府也总是想尽办法把它们拉回来。所以，这四大银行实际上没有经历过残酷的市场竞争，也失去了形成核心能力的机会。事实上，我们的四家国有银行很难在未来的全球化格局中竞争。2004年初，有学者做了一个比较，从最关键的经营指标上看，我们的四大国有银行是落在国内10家股份制银行之后的。这是明证。 那么，怎么办？怎样才能解决束缚银行家能力培养和发挥的机制问题。按照现在流行的说法，是要建立“法人治理结构”。什么是“法人治理结构”呢？现在流行的标准答案是在“股权多元化”的基础上建立规范的“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和经理班子体系”。两家银行急不可奈地进行股份制改造，就是朝着这个方向。 事情真的这样简单吗？我看未必。很多大型国有企业进行了类似的改革，但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于是，我们必须要问：“法人治理结构”是什么？建立这个东西要达到什么目的？ 如前所说，对于商业银行经营体制改革来说，核心是要打破束缚，建立起银行家选任、评估和解聘的机制。这是问题的关键。但是，谁来进行这个工作？谁又来监督这个工作呢？这需要董事会和监事会。可是，谁又来约束董事会和监事会呢？要靠股东大会。从逻辑上说，股东因为他们自身的利益，会认真地行使他们的权利。但这是如意算盘，实际情况并非这样简单。 问题的症结是股权结构。如果超过50%的大股东是国家，那么，小股东既没有能力、也因为不划算，而不愿意参与。于是，“银行家”本质上就还是干部，就一定是内部人控制，不仅控制银行，还要控制董事会和监事会。他的个人行为，就一定和“职业的银行家”有区别。他可以是政治家、可以是企业家，也完全可能是个“小人”。 那么，国家肯把股权退到一个让其它自然人或法人能够形成对峙局面的比例吗？在现阶段，我看很难。因为理论上“国家要对人民的储蓄财产的安全性负责”。那么如果，进行改制设计的人士抓住了国家的这个“理论把柄”，那方案的实际效果又会如何呢？我们又怎样去防范王雪冰和刘金宝们呢？ 整体改制还是分散突围 今天，当我们把目光对准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改制这个新闻的同时，我们更应该预见一下这次改制的前景，并深入思考整个中国银行体制的问题。因为在几年前，当银行剥离不良资产，建立专业资产管理公司的时候，我们曾经被告知：问题已经得到解决。然而，只是几年的时间里，当四大资产管理公司自己的着落还不明朗的时候，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又一下子冒出了新的巨额不良资产。这不能不让人陷入深思。 其实，中国的银行体制改革，不能只把眼光盯在四大国有商业银行上面。从长期看，那样是没有出路的。具体来说，银行体系改革，无非是两个层面的工作：一是存量改革；二是增量改革。所谓存量改革，是指四大商业银行的改革。而所谓增量改革，则是指在四大商业银行之外，要尽快培育出更多的、具有活力的新型银行。这不仅仅包括各种股份制银行，还应放开对民营银行的限制。存量改革固然重要，但与之相比，增量改革更加重要。 目前，我国制造业和服务业正在迅猛发展。在这个过程中，有很多的融资经验，需要银行家来理解、来总结。银行家是要跟随这个过程成长、与时俱进的。只有深入理解了这个过程，银行在进行贷款业务的时候，才有可能降低不良资产的比例，降低金融风险。这也就是为什么现代商业银行一定要伴随现代公司和现代产业发展的步伐成长的道理。可以说，这种经验不是通过合资可以简单引进的，是要在不断失败的过程中来进行记忆和组织学习的。所以，在我们的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对民营银行体系的抑制，实际上是在贻误时机。 至于涉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存量改革，我认为，思路也不一定仅仅局限在上市这一条路上。毫无疑问，上市可以提高资本充足率的问题，其宏观意义非常显著，但这只是从延续企业生命的角度去考虑问题。如果是想建立真正的“法人治理结构”，根据众多大型国有企业改制的经验，上市恐怕不能简单地解决问题。 最后，我通过打比方来提出另外一个思路。如果我们把旧体制看成是敌人，上市可以被描述为一次整体突围。其实，从战略上说，突围除了整体之外，还可以分散进行。军事史上的经验告诉我们，在很多情况下，分散突围的效果更好。所以，在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纷纷采用整体突围模式的时候，我们其实也不妨在某些合适的地区对另外的银行进行分拆，试一试分散突围的效果。直觉告诉我们，分散突围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更容易保留组织的竞争能力，并成为进一步发展的“火种”。同时，组织变小了，也会少了很多僵化，更有利于建立有效的治理机制，也更有利于发挥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 (作者系清华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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