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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外企在中国平均亏损达51%至55%。国家税务局官员认为，亏损企业三分之二属于非经营性的原因，而是意在避税，据保守估计，我国一年流失的外资企业税收至少达300亿元。需要警惕的是，外企通过大面积“制造亏损”的方式正在实现着另一种“和平演变”。
一位在跨国公司北京总部担任会计师的女士，透露了外企肆意“制造亏损”的多种
方式和途径。通过转移价格，已占到避税总金额的60%以上。其他如利用无形资产的特殊性，让国内企业在需要使用跨国公司的技术、专利、商标时，支付巨额的特许使用权费。同时，外资企业母公司拼命压低其劳务成本，子公司则向其支付高额的劳务费用，还会利用利率来实现价格转移，大面积地“制造亏损”。像苏州近1万家外商投资企业中，亏损面达到了70%。与此同时，今年1至5月全国外企同比增长14%，合同外资金额同比增长近50%。一方面大面积亏损，一方面投资热情升温，看似悖论的背后隐藏着外商的深谋远虑。
外资来中国自是看中了这片热土，想取得在其他国家意想不到的收获。但是一些外商却实在并不怎么本分，凭着资本、技术上的优势地位，通过大面积“制造亏损”的途径，实现偷逃税款，攫取非法暴利的险恶目的。且仍然贪心不足，觊觎国企的所有权意图据而有之，最终实现对中国经济市场垄断的深远企图，并正通过“制造亏损”逐步实现着他们对国企“和平演变”的目的。在中外合资企业中，中方因为无力弥补大面积的亏损，只得以出售公司股权减少损失，从而逐步丧失对公司的所有权，而外企则进行增资，从而不仅造成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更可怕的是，外企最终实现了对合资企业的独有权。
1995年美国惠而浦与上海水仙成立合资公司时，水仙尚持有45%的股权，但经过持续两年亏损后，水仙出让股权给对方，结果退至20%。苏州的一家企业命运似乎更悲惨。在与外资合作的7年当中，每年亏损将近1个亿，结果中方不但一分钱没有赚到，所持股权也几乎全部为外方收入囊中。我觉得这种“和平演变”式的掠夺，似乎要远比避税逃税更可怕，也更应引起警觉、警醒，并加强有效防范和强力遏制。
当然，由于各地在招商引资中表现中的急功近利，尤其是以优惠政策出让国家利益，这更加剧了外资对中国经济的掠夺度。根据世界银行的测算，形象地说，假如税收优惠能使中国因此多吸收外资10%，则大约每年吸收30亿美元，而中国则需要付出50亿美元的代价。
不仅仅是中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而且还要付出国企严重弱化、国资严重缩水、市场严重萎缩的惨重代价。这与中国招商引资的本来目的几乎背道而驰，也是中国发展市场经济所不能承受之重，好在有关职能部门早就对此有所洞察。但毋庸讳言，外商之所以能够“制造亏损”，并在制造中表现得如此得心应手，心想事成，实在不是外商太狡猾，而是我们的法律规范存在着天然的漏洞。有空子可钻，岂有不钻之理。
虽然1991年颁布的《税法》就转移价格问题作了规定，但远远不够完善，况且近十年的时势有了根本性的改变。一是没有合理的定价标准，二是调查程序复杂，操作性不强。1998年由国税总局下发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中并没有就哪些范围可以申请预约定价、如何申请、需要提供哪些文件、可以预约的年期等实施细则作出规定，仍然很难操作。由于法制建设的滞后性，远远不能适应新征管需要。还需要提及的是，各地政府在招商引资政策中的失误失察，典型表现就是过多地让渡国家利益，严重违反国家税法，过多地给予减税优惠，只要能引进外资，什么都可以承诺，恨不得要个头都能给。至于引进来以后如何，是大面积“制造亏损”还是恶意避税，不但自己熟视无睹，听之任之，甚至不允许有关部门进入督察执法，从而助长了外资避税的肆无忌惮。刘效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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