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资流失与制度目标：管理层处理产权改革中的平衡术

　　刘晓午 侯雪莲

　　近来，郎咸平对TCL、海尔等企业的质疑，在经济界引发了一场沸沸扬扬的争论，企业产权改革过程中是否必然伴随着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成了人们关注的焦点。本报为此特别邀请了一位“当事人”和两位专家对郎教授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探讨和回应。

　　国有资产流失了吗？

　　主持人：请各位谈谈在企业改制过程中，是否存在国资流失的问题？是否严重？

　　李东生：企业产权改革是一个很复杂的现象，从一些经验教训中我们可以看到，如果这个过程失控的话，很容易导致国有资产大量流失，这是事实。每一个方案怎样做才好，我不能做具体的评价。但就TCL的方案而言，我认为就不存在这样的问题。TCL及其团队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改制伊始，我就充分考虑到企业发展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因此在方案的整个制定和操作过程中，充分体现了对社会利益的保护和尊重。

　　张文魁：在国企产权改革过程中，确实存在国资贱卖现象。但是，我们应该如何看待改革进程中的阴暗面？是否因为这些阴暗面的存在就停止改革、走回头路？我认为旧体制是无法持续的，建立新体制过程中的阴暗面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克服而且正在被逐步克服的。如果否定国企产权改革，就等于是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了！

　　我们应该如何有效避免国资流失问题呢？国资流失最大的原因就在于国资交易不公开、不竞争。这当然也与国企产权改革的形式有关，“内部型改制”比较容易导致国资流失。但是，只要实行公开性、竞争性的国资交易程序，国资流失是可以有效避免的。比如，国务院国资委成立后，先后出台了《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和《企业国有产权转让暂行办法》，调查结果显示，这两个文件实施后对于防止国资流失的效果是明显的。

　　关于国资流失的争议，其实还涉及到对国资质量的判断以及对改制成本的支付。许多国有企业在账面上有几亿元的国有资产，可能几千万元就卖掉了，如果不做深入的调查研究，可能就会认为这是严重的国资流失。其实，那几个亿的国资许多都可能是几年都收不回来的应收账款或者是在仓库里放了几年的存货，是大量的不良不实资产，而国企目前的财务会计制度并不能及时处理这些烂账，所以在改制时国资“缩水”是完全正常的。另外，改制时还要进行职工身份转换、剥离非经营资产、剥离企业办社会职能、实现社保并轨等等，需要支付巨额的改制成本，而目前由于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没有建立起来，比较普遍的做法是用本企业的国有净资产来支付改制成本，所以大量的资产都在这个过程被抵扣掉了。当然，以国有净资产来抵扣改制成本并不是好办法，也容易发生暗箱操作，所以我个人一直在呼吁加快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使改制成本的支付能够公开透明、统筹进行。

　　赵晓：在地方企业和中央大型企业两个层面上，企业改制的进程和方式存在着显著的不同，国有资产的增与失要区别对待。在地方一级的企业上，外商或民企参予国企改制的力度较大，进入国企表现得较为充分。不能否认，国企产权转让过程中，出现过国资贱卖的问题，也存在国有资产流失的问题，这点目前各界都很关注。

　　但另一方面，对中央大企业，从国资的总量变化来观察，就不存在国资流失的问题。一是外商或民企还较少介入中央大企业改制这个层面；二是目前国企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国资保值增值，中央大型企业近几年通过改制上市，通过资本市场实现了企业净资产的大幅溢价。而且从现在中央大企业整体上市的趋势来看，国资净值在改制过程中，不存在流失的问题，而且还从资本市场上取得了不菲增值。

　　产权改革目标是否达到？

　　主持人：这是否也意味着产权改革已经达到预定的改革目标呢？在少数产权转让过程中，仍存在暗箱操作、国资贱卖的现象。能不能谈谈其中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李东生：TCL产权改革的全部资料在上市时，都做了非常充分的披露，整个过程是非常清晰的，是得到政府各级监管部门认可的。在一次公开场合我曾经见过郎咸平，还专门向他解释了TCL产权改革的情况。一个基本的事实是，1997年TCL国有资产是3亿多元，经过5年的授权经营，国有资产增加了2.6倍。在这5年中，政府参与分红，还分去了6亿多元。总体而言，这5年中，国有资产增加了3～4倍。

　　可以说，经过改制，国有资产快速增值。这组数字是到2002年授权期满时，政府专门组织人员对TCL进行了全面的审计，最终得出来的结论。1997年的税收是一亿多元，现在是15亿到16亿元，为国家创造了大量税收。我觉得从TCL集团来讲，我们的企业改制是达到了目标的。

　　赵晓：社会各届对本次国资改革讨论的关注度超出我的想像，但原因无外乎这里面隐藏着国资流失这样一个社会高关注点。现在部分人拿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做比较，担心中国的企业产权改革走上俄罗斯的老路，形成大规模的国有资产流失。这种担忧有一定的道理。

　　但是俄罗斯的经济改革与中国的经济改革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改革，前者为一步到位式的“休克”改革， 后者则是渐进式的产权改革。前者上千亿美元的国资以30亿美元的代价迅速倒手，一步到位地完成改革。而中国式的摸着石头过河的产权改革，有着更多的改革目标，稳定、就业和国资保值增值是重要的目标，制度的完善建立是改革的目标。

　　我认为本次讨论最后的意义是，要看清我们的产权改革的目标是否已经达到。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保证充分就业来讲，我认为我们的产权改革目标已经达到。但现在理论界争论的是，从制度目标来看，部分学者认为是未达预期的。从这点来讲，我国的企业产权改革的推进速度不是快了，而是慢了，特别是中央一级的企业，体制的变化是较小的。这是下一轮企业产权改制过程中所要高度重视的。

　　产权改革取向考验管理层智慧

　　主持人：从各位的判断来看，实际上企业产权改革已经到了非常关键的时刻。能否请大家对进一步深化企业产权改革建言几句？

　　李东生：改制环境很重要，当时TCL所在的惠州市地方党委和地方市委市政府都是以一个比较积极的态度来面对企业改制问题。另外TCL也存在一些改制的基因，因为在1997年改制之前，地方企业百分之百国有，但地方政府对企业经营管理的授权是非常充分的，政府从来都不具体参与企业的管理层面，将责任与权利充分地下放给企业。这从多个方面调动了企业的改制积极性，为企业改制创造了宽松的改革环境。

　　赵晓：中国的产权改革是最考验管理层智慧的。产权改革我归纳为两种，一种是增长式产权改革，一种是分配式的产权改革。中国走的是前一种，以稳定和国资保值增值为更重要的目标。现在有人评价，这种改革模式虽然稳妥，但效率较低，因而产权改革进程缓慢。特别是在中央大企业的改革上，管理层非常慎重。但是企业改制总要进行的，因而与中央大企业比较，地方国企的产权改革积极性明显要高出许多。

　　这是管理层在处理中国式的产权改革的高明之处——在稳定、就业、制度和效率等四种改革目标中权衡，获得最大的改革目标收益。目前的产权改革就像重走长征路，如果说产权改革最大的失败是什么？只有一条， 就是不走了，不干了！这是最要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