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华网上海8月26日电(记者 杨金志)
22位外国驻沪领事26日受邀来到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听取法院通报10年来上海知识产权的审判状况。领事们对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兴趣浓厚，听完通报后纷纷把毫不客气的问题“抛”向法官。
丹麦驻上海总领事何屿国问道：“一方当事人被要求赔偿损失，法院能采取什么
措施，让他支付赔款给另一方当事人？”他的问题看似有点“法盲”，其实直指中国法院的“执行难”问题。
上海高院知识产权审判庭庭长须建楚回答他：“在中国，法院判决生效后具有强制执行力，当事人可在法律规定时间内，即个人在1年内，法人在半年内，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他接着说：“法院可以根据申请查封被执行人的财产，也可以冻结他的银行账户。法院可以拍卖查封财产后将钱财交付申请人，也可以直接把冻结的银行存款划到申请人账户。”
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邱志恒说：“上海的一些外国企业很担忧，因为中国对侵犯知识产权判罚的罚金不高，不足以吓倒侵权者，一些违法者在交纳罚金后继续侵权。这种现象是否真的存在？”他顿了一顿，又说：“中国的立法机关是否讨论过提高侵犯知识产权的赔偿金额？——我知道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不讨论这个问题，但我还是想问。”须建楚十分坦诚地告诉他：“法院判决的赔偿与权利人的期望的确会有一定距离，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的知识产权审判适用‘填平原则’而不是‘惩罚性原则’；其次，赔偿的计算标准是当地标准，这和发达国家有差距；第三，按照中国法律，原告要举证自己的损失或被告侵权所获利益，如果难以确定损失，按照中国法律最高赔偿是50万元人民币。”
上海高院副院长吕国强则告诉邱志恒：“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力度更大了。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是全方位的，不仅从民事救济上对权利人进行经济赔偿，对于屡次侵犯知识产权触犯刑律的，还将根据我国法律采取刑事措施。”
新西兰驻上海总领事沈倩萍提了一个颇为“轻松”的问题。她说：“上海的知识产权审判在中国是第一流的，我们的企业如果涉案，是不是都能到上海来审？”她的提问引起其他领事耸肩微笑。事实上，这个问题是对中国的司法环境提出质疑：中国能否在她的国土上保持法制和判决尺度的统一？能否杜绝地方保护主义？
法官告诉沈倩萍：“中国法院受理案件有管辖权限制。如果一方当事人注册地在上海，或者侵权行为发生在上海，上海法院欢迎你们来提起诉讼。”
从1994年上海建立知识产权审判庭以来，10年间，上海法院共受理一审涉外、涉港澳台地区知识产权民事案件349件，占知识产权民事案件总数的9.5%，涉及的国家有美国、日本、英国、德国、加拿大、新加坡等。这些案件里，不乏占据中国法制史一页的案件，如美国宝洁公司诉上海晨铉公司不正当竞争案、迪士尼公司等“好莱坞”三巨头状告盗版商案，都曾轰动一时。而上海法院通过“诉前禁令”、“诉前财产保全”、网上公开裁判文书等方式，为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了相当的司法保障。(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