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经济二落二起：厅局长一定要是壮丁

　　二落二起(1966-1979)

　　1973年，邓小平主持的全面整顿工作，虽然遭到“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帮派骨干的抵制和反对，但到了1975年底的时候，上海经济开始趋于好转。

　　1977年，邓小平再度复出后，对上海的领导班子进行了大调整， 18名年轻干部脱颖 而出，为上海经济的发展确立了组织保证。

　　外滩记者 王洪伟/报道

　　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将中国经济带到几近崩溃的边缘，处于政治风口浪尖上的大上海也毫不例外。

　　其间，邓小平也经历着“二落二起”的政治考验。“文革”开始没多久，邓小平就失去了一切职务。

　　1973年，邓小平被毛泽东重新起用，恢复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邓不顾“文革”灾难造成的巨大政治经济后遗症，艰难主持全面整顿工作。但邓的做法遭受到“四人帮”及其在上海的帮派骨干的抵制和反对，污蔑邓主持的全面整顿是“复辟倒退”、“走回头路”、“唯生产力论”，并突出宣传上海钢铁五厂等一批“批‘唯生产力论’”的“典型”，把上海作为对抗邓小平全面整顿的基地。

　　1971年到1973年，上钢五厂通过技术革新，钢产量有明显增长。但时任上海市革委会副主任的马天水秉承张春桥的旨意，硬将上钢五厂培养成“靠批唯生产力论批上去”的“典型”，亲自坐镇，大批岗位责任制，批生产发展速度，批抓生产业务，并在当地和全国媒体上大肆鼓吹，导致上钢五厂生产直线下滑。

　　上海的异调引起邓小平的震怒，他决定找马天水谈一谈。

　　1975年6月，邓小平趁在上海公务的间隙，把马天水找去谈话，严厉谴责有人打着批“唯生产力论”的幌子破坏生产。但马天水仗着“四人帮”的势力，顶撞说：“这个厂的生产就是因为批‘唯生产力论’才上去的。”

　　即使如此，到1975年底的时候，在邓小平推行的全面整顿的宏观经济背景下，上海经济依然趋于好转。

　　“文革”期间，中央的政治路线在上海遭遇到地方帮派的抵制，这也使邓小平对此感到警觉。特别是1975年“四人帮”在中央谋划争权失败后，王洪文在上海的一句“十年后再看”对邓小平触动很大——要贯彻落实正确的政治路线，必须以正确的组织路线先行。

　　邓小平1977年再度复出后，开始强力推进领导干部的“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自己也身体力行，从1980年到1989年逐渐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

　　作为中国经济中心的上海，领导班子的新老交替，邓小平倾注了更大心血。

　　1979年7月21日上午，邓小平专门就此来到上海，接见上海市委的全体常委和几位顾问。他指出，培养和选拔年轻干部，涉及到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后继有人，党和国家的重要岗位能否掌握在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方针的干部手中。就上海市委领导班子的组成，他说：“市委常委这么多人不太好，最好7个左右。”上海市委当时有19个常委。 邓小平接着说：“如果能比现在的班子年轻一点就好。另外，把市政府建立起来，副市长、副省长必须能干工作，厅局长一定要是壮丁。”

　　邓小平还专门请回上海的老领导、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陈丕显到上海指导上海领导班子的组建工作。就是这时，吴邦国、黄菊等18名年轻干部脱颖而出。

　　1983年2月22日上午，到上海视察工作的邓小平再次召集陈丕显，上海第一市委书记陈国栋，第二书记胡立教，市委书记、市长汪道涵等老同志一起商谈上海领导班子的组成问题。

　　邓小平说：“年轻的同志可以提到前面一点。”但他嘱托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三位老同志留一下，为年轻干部把握大方向，培养、锻炼这些年轻干部，并嘱托他们：“两三年后要交班。”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上海市委对市委、市政府班子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和重组，1983年，经中共中央批准，原来上海市委的18名常委中，除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王鉴、章尘留下，为年轻干部把握方向外，其余13名常委全部退居二线，同时从18名年轻干部中选择7名优秀人才进入市委常委。

　　同年4月召开的上海市八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选举产生了7名副市长，其中6名为新当选的。新的市委常委人数从原来的近20人减到13人，平均年龄只有56.4岁，比原来下降了8.3岁。原来市政府中13名市长、副市长的平均年龄是65岁，文化水平大学程度的占38%，新当选的市长、副市长平均年龄为52.7岁，大学文化程度的为100%。

　　与此同时，上海市对全市区、县、局以及大厂、大企业的领导班子进行调整，一大批优秀年轻干部走上领导岗位，改变了原来干部年龄老化、文化程度偏低、部门结构重叠、副职过多的状况。

　　黄菊后来在提到那次领导班子组建时总是感慨万千，他说，1983年上海调整市级领导班子，当时的市领导陈国栋、胡立教、汪道涵挑选了18个人，他是其中之一。他们这批人当时都是四五十岁。市委书记陈国栋同志比年龄最小的邦国同志大31岁，比我大28岁，可以算是我们的父辈。这些老领导与我们素不相识，通过全面考察后，扶上马送一程，在实践中培养了我们。

　　上海市委党史研究室新近编著出版的《邓小平和上海》一书中认为，没有那次上海领导班子的重组，“就不可能有上海自1990年代以来的飞跃发展。”

　　到1992年邓小平再度视察上海的时候，吴邦国和黄菊已经是上海市的一、二把手，邓小平继续说：“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