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经济三落三起（1979至今）：我们的王牌

　　在经济特区经过风风雨雨之后，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经验的邓小平，开始把目光聚焦到上海。

　　外滩记者 王洪伟/报道

　　“八十年代看深圳，九十年代看浦东。”这是当下对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总体评价 。

　　1980年代上半期，中国改革从农村启动后，到1980年代中期开始向城市转移。1984年后，在邓小平的力主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等4个经济特区，小心谨慎地最先对外开放了。

　　据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原经济所所长袁恩桢透露，中央当年曾想把上海的崇明列为1980年代初重点开发的经济特区之一，与深圳、珠海列为同等地位，以后是由于多方的磋商与平衡，才没有把上海列为重点开发的经济特区之一。

　　袁恩桢说，自19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后的十余年中，上海在全国乃至在世界的地位急剧下降：改革开放前，上海的GNP、工业产值、出口总值、财政收入等各项主要指标，都属全国第一；改革开放后，这些指标的领衔地位都先后被其他省市摘走。上海厂房、设备陈旧，产品技术落后，住房紧缺，交通拥挤，环境污染严重等问题，越来越困扰着上海城市的发展。

　　袁恩桢说，总体上说，1980年代的中国改革处于从农村到城市，从小城市、小企业、非公有制到大城市、大企业、公有制经济的试点阶段，上海扮演了改革“后卫”的角色，为试点部门和地区改革提供财政和人力上的支持。

　　但这也使上海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济增长一度只有全国平均增长率的1/2。实际上，建国后30年间，上海市财政收入近3000亿元，占全国财政的18%，净上缴中央2000亿元。上海担负着供应全国工业消费品的重任。

　　从1988年起，一直到1994年，邓小平都到上海过春节。一些中国政治的观察家们已经嗅出了其中的某种象征含义：在经济特区经过风风雨雨之后，已经取得了初步成功经验的邓小平，开始把目光聚焦到上海。

　　1988年，尽管上海甲肝肆虐，很多人不愿意到上海去，但邓小平执意从杭州到了上海，他有他的考虑。2月18日，邓小平出席了上海各界春节联欢晚会，与上海人民一起共庆传统佳节。

　　2月24日，邓小平回到了北京。两个月后，上海有动作了。5月在上海召开的“浦东新区开发国际研讨会”上，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提出要结合老城区的改造，建设一个现代化新区的方针，强调要再造“经济中心的功能和对内对外枢纽的功能”。

　　1990年1月，邓小平连续第三年在上海过春节。大年初一的上午，朱基等上海市领导到邓下榻的宾馆给他拜年。话题自然就转到浦东的开发建设上。

　　邓小平说：“浦东开发晚了，但还来得及，上海市委、市政府应该给中央报。”

　　朱基说：“开发建设的报告不理想，不敢报。”

　　邓小平说：“不用怕，报嘛。”

　　春节过后，邓小平回到北京。他对政治局的领导说：“我已经退下来了，但还有一件事，我还要说一下，那就是上海浦东开发，你们要多关心。”

　　2月17日，在接见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全体会员前，邓小平拉着时任国务院总理李鹏的手说：“你是国务院总理，你要关心上海的开发开放。”

　　2月26日，上海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开发浦东的请示》。

　　3月3日，邓小平找到江泽民、李鹏等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他说：“现在要特别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世界还是那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上不去，长期过紧日子。如果经济老是停留在低速度，生活水平就很难提高。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10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假设我们5年不发展，或者低速发展，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要实现适当的发展速度，不能只是在眼前的事务里打圈子，要有宏观战略的眼光分析问题，拿出具体措施。机会要抓住，决定要及时，要研究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说到这里，邓小平亮出了他的底牌。他加重语气说：“比如抓上海，就算一个大措施。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

　　这次谈话不久，3月28日到4月8日，姚依林受党中央、国务院委托，率领国务院特区办、国家计委、财政部、中国人民银行等部门负责人到上海，对浦东开发开放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和论证。

　　4月10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一致通过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决策。

　　4月18日，李鹏在上海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立5周年大会上宣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原则上在浦东实行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某些经济特区的政策，并将浦东作为今后10年中国开发开放的重点。

　　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发出《关于开发和开放浦东问题的批复》，指出：开发和开放浦东，是进一步实行对外开放的重大部署；开发和开放浦东，必将对上海和全国的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

　　9月，国务院批准建立了上海浦东外高桥保税区。

　　浦东开发正式启动。

　　但是，尽管形式上的浦东开发启动了，邓小平的心情并未全部放下。

　　1991年1月28日到2月18日，邓小平已经是连续第四次在上海过春节了。但他的这个春节并不轻松，他一反常态地开始在上海密集地视察，并连续发表讲话。

　　他对陪同的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朱基说：“我们说上海开发晚了，要努力干啊！”

　　他解释说：“那一年确定四个经济特区，主要是从地理条件考虑的。深圳毗邻香港，珠海靠近澳门，汕头是因为东南亚国家潮州人多，厦门是因为闽南人在外国经商的很多，但是没有考虑到上海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上海人聪明，素质好，如果当时就确定在上海设经济特区，现在就不是这个样子。十四个沿海开放城市有上海，但那是一般化。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开发浦东，这个影响就大了，不只是浦东的问题，是关系上海发展的问题，是利用上海这个基地发展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流域的问题。抓紧浦东开发，不要动摇，一直到建成。只要守信用，按照国际惯例办事，人家首先会把资金投到上海，竞争就要靠这个竞争。”

　　他以坚决的语气说：“要克服一个怕字，要有勇气。”他接着说，“什么事情总要有人试第一个，才能开出新路。试第一个就要准备失败，失败也不要紧。希望上海人民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

　　1992年1月17日到2月20日，邓小平开始了他著名的“南巡”之旅。1月31日，邓小平来到“南巡”的最后一站——上海。

　　在邓小平的直接推动下，党的十四大报告确立了上海发展的战略定位：“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的新飞跃。”

　　浦东开发开放，从此一日千里，成为中国改革开放新的里程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