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看“拉美化”：拨去笼罩在FDI上的迷雾

　　本报记者 曲力秋

　　关于中国引进外资的争论在过去的25年里从未停止过，在此番拉美化的大讨论中它又成为最关键和最核心的问题。

　　7月9日，某媒体发表了《外资引进“拉美化”之忧》的文章。

　　据悉，一位国务院领导对此文做了重要批示。这个批示促使商务部于8月2日召开了由马秀红副部长主持，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对外经贸大学、南开大学等单位的6位专家参加的专家座谈会。会后，本报记者就上述问题对参加会议的部分专家进行了专访。

　　引进外资与金融安全

　　南开大学跨国公司研究中心葛顺奇教授在接受《中华工商时报》采访时，对目前普遍存在的“外资的大量涌入可能会危及中国的金融安全”这一说法十分不以为然。他说，“通常来讲，外资包括这样三个部分的内容：外国直接投资(即FDI)、外国间接投资(即FPI)以及私人贷款、国家援助和商业性贷款。”

　　葛顺奇说，在目前国际外资的流动中，FPI和FDI占绝大部分，从全球范围来看，FPI的规模要远远大于FDI的规模，但中国却恰恰相反，在中国的外资利用构成中，FDI占绝大部分。而拉美国家的金融危机与FD I的增加没有关系，它们的危机都是由FPI引起的。

　　中国社会科学院拉美研究所副所长江时学说，拉美国家的危机都是债务危机，不是FD I危机。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尤其是1974年以后，拉美国家的外债开始迅速增加，远远超过了直接投资的数额。1980年已经占到外部资金总额的77%。

　　对外经贸大学国际直接投资研究中心主任卢进勇认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几个关键要素目前在中国都不存在，这表现在：一，中国现在的资本项目还没有自由兑换；二，中国的股市和汇市都没有开放；三，中国的利率目前还不是完全由市场调控而是由政府调控。

　　“因此，可以这样说，中国在利用外商投资方面的拉美化基础不存在。”

　　中国经济是否过度依赖外资

　　葛顺奇认为，看一个国家的经济是否对外资过度依赖应该着眼于这样两个方面，一是看它的绝对规模，二是看它的相对规模。

　　从绝对规模上看，2003年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额为535亿美元，是继2002年第一次突破500亿美元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外商直接投资国之后的连续高位放量。

　　由于在中国的外资利用中，FPI所占的比例非常小，因此，葛顺奇说，暂且可以对它忽略不计。

　　“如果仅看绝对指标，我们会发现，中国利用外资的总体规模是非常高的。譬如2001年在发展中国家中，我们的外商直接投资额比排在第二名的墨西哥高近一倍。2003年，流入中国的FDI约占世界总量的8%，占发展中国家的34%和亚洲的53%。”

　　但是，葛顺奇认为，衡量一个国家是否过度依赖FDI以及FD I的规模是否合理，不仅要看绝对数量，还要看相对规模。虽然中国吸引FDI从绝对金额来说非常可观，但如果用GDP矫正后，中国吸引的FDI相对于其经济规模而言，并非特别突出。

　　“UNCTAD在《2002年世界投资报告》中采用业绩指数，剔除了因为经济规模差异所造成的偏差，比较客观反映一个国家吸引FDI的业绩。根据该项指数，1998年-2000年，在140个国家与地区参与的排名中，中国的业绩指数值为1.2，名列第47位。1999年-2001年，前15位业绩优秀的国家也不包括中国。这种情况表明，中国在利用FDI方面，没有大家所说的那么突出。”

　　葛顺奇的结论是，中国在利用外资方面，绝对规模虽大，但相对规模并不高，不存在过渡依赖外资的问题。

　　超国民待遇问题

　　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是此次关于外资争论中双方最能达成共识的部分。

　　“中国在利用外资的过程中，确实给了外资很多超国民待遇。”卢进勇说。“现在的超国民待遇主要体现在税收方面，过去在市场准入、外贸经营权的优先获取方面也都存在着超国民待遇。”

　　卢进勇认为，在看到利用外资中的超国民待遇的同时也不应忽视了我们对外商还有一些低国民待遇，这主要表现在市场准入方面。

　　“这是外商反映最强烈的地方，就是我进来后，你对我有些限制，譬如说在这个领域里你国内企业可以投资，我外商就不能投资，或者允许我投资但不允许我控股。所以，现在外商要求平等待遇，这种平等待遇不仅是进来以后的平等，而且是进来之前就应该给我平等待遇。而我们现在的政策是，准入前的平等待遇暂时不谈，准入后尽量给外商国民待遇。”

　　卢进勇认为，之所以还保留对外资的超国民待遇，是因为在很多地方我们对外商有低国民待遇，由于对外资存在着一些限制，所以我们再给他们一些优惠，这在一定意义上形成了一种互补，从而使外商在中国目前这种过渡经济的环境下能够和国内企业基本上享受平等待遇，进而保证他们大体的公平竞争。

　　卢进勇认为，从长远角度看，超国民待遇肯定不会永远存在。他说，超国民待遇第一不要再增加了，第二要逐步减少，第三要把有必要保留的优惠待遇逐渐转移到我们鼓励发展的行业上去。

　　技术溢出效应问题

　　技术溢出效应是指跨国公司所具有的产品技术、管理技术和研发能力从外商投资企业内部向东道国企业扩散的效应，很多人把它理解为“以市场换技术”的同义语。

　　1992年，中国提出“以市场换技术”的策略，由于在中外双方的合作中，外商看重的是中国的广阔市场，中方要的是外方的先进技术，因此，中方寄希望于此举能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来带动中国企业的技术提升。

　　对于那些抱有“拉美化之忧”的人来说，这么多年来，中国广阔的市场并未换来外商的先进技术。对此，卢进勇说，中国确实得到了外商的技术，这些技术恰恰是我们利用外资的一个重要目的。

　　卢进勇说，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国内的市场竞争不是很激烈，由于市场没有完全开放，外商投资不是很多，国内企业也没有发展起来，所以跨国公司没有必要拿最先进的技术来。

　　“现在则不同，中国的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在中国投资的外资企业也有几十万家，在这种情况下，外商要参预国内市场竞争，必须拿来顶呱呱的技术、顶呱呱的品牌和顶呱呱的产品，否则，你的产品就没有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