摩根观点：中国不可无视货币政策的地区差异

　　随着沿海与内陆之间的经济发展不均衡态势日益扩大，今后几年，区域发展不均衡将会牵制中国的货币政策。在稳定的平衡中，不同的地区可能要求不同的汇率和利率，无视货币政策上的地区差异是不切实际的。

　　文/谢国忠

　　1997年以来，以台湾IT产业的转移为催化剂，长江三角洲的竞争力迅速提升，珠江三角洲近年也保持了竞争力，其他地区则落在后面。由此导致的区域不均衡发展，将对中国宏观政策的制定带来深刻影响。

　　长三角、珠三角发展领先

　　长江三角洲的竞争力自1998年以来迅速提升，其出口总额有望从1998年的430亿美元增加到今年的2000亿美元，占全国出口增长总额的43%。其在全国出口总额中的比例也将从1998年的23.5%增加到今年的40%。台湾的制造业向该地区转移，是长三角竞争力提升的催化剂。亚洲金融危机令台湾出口商不堪成本重负，政治不稳定也降低了他们对未来的信心，这导致了台湾的电子产业整个迁移到了苏州和昆山附近的产业园。为了同台湾公司在全球电子贸易中竞争，日本公司亦紧随其后进驻该地。欧美跨国公司为降低成本，也相继到来。长三角正日益成为全世界电子产品的最大生产基地。

　　出口增长拉动的经济繁荣，不仅引来外资投向当地消费领域，提升了本地生活水准，也由此催生了房地产泡沫—香港和台湾人将生活水准的提升看作当地房地产价格会向港台靠拢的信号。

　　就在长三角竞争力迅速提升的时候，美联储将利率保持在1%的低位以对抗通货紧缩。此举对长三角的影响，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日元急剧升值对中国台湾和韩国的影响十分相似：由此带来的大量游资，流向了这些地区。现在，充裕的流动资本与迅速提升的竞争力的结合已经导致了巨大的投资泡沫，尤其是房地产的投机泡沫。

　　虽然长三角因为以更低成本、更成功地吸引了IT及其他资本密集型企业，在过去5年中表现优于珠三角，但珠三角依然非常成功。其保持了在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中的份额，并为国内大约三分之一外来打工者提供了工作。

　　本文所指为广义的珠三角，包括广东和福建两省。在长三角飞速发展之前10年，香港的轻工制造业已完全迁移到该地。美国的大型仓储式百货公司利用这一趋势，引进了一种结合珠三角低成本产品的更有效率的销售系统，开始了一场轻工产品的价格革命。这个有效的循环使珠三角这个拥有 1.4亿人口的地方得以工业化。因为在吸引外资方面不像长三角那样成功，珠三角的投资泡沫也相应地小一些。

　　提升的竞争力和投资泡沫

　　一个经济体的竞争力提升时，如果货币政策不顺应这一趋势，就会导致投资泡沫。在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竞争力提升期间，我们就看到了这样的情形。“亚洲四小龙”没有让其货币随日元充分升值，日本则在其竞争力于二十世纪80年代赶上美国时没有充分地提高利率。美国20世纪20年代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泡沫。当其竞争力迅速提升时，美联储保持了低利率以支持英镑。充足的流动资本为投机泡沫添加了足够的燃料，最终导致了2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

　　银行在金融领域占据优势地位更易催生泡沫。如果提升的竞争力不为紧缩的货币政策所抑制，就会导致流动资本大幅增加。而拥有大量流动资本的银行往往倾向于放贷。因此，与提升的竞争力联系在一起的泡沫极具破坏性。经济泡沫时期，人们会因为看到区域竞争力提升而感觉过度消费是正当的，这使得泡沫可能在紧缩措施实施前膨胀得相当大。例如，“日本是No.1”的幻觉就曾令日本的政策制定者患上欣快症。而泡沫破灭时，其损害则可能持续很长时间，日本和中国台湾就在房地产泡沫破灭10多年后依然为此受累。

　　现在，长三角地区一些官员的谈话方式和信心，几乎与20世纪80年代后期中国台湾及日本的官员如出一辙。他们对好事如数家珍，自我感觉也极其良好，他们相信，与提升着的竞争力相比，过度消费乃是小事一桩，房地产市场的强劲需求使他们忘记了居民对房价的承受力。如果长三角的房地产投机热不降温，该地区可能像台湾一样，经济增长出现一段长时期的停滞。

　　区域不均衡影响货币政策

　　正在扩大的区域发展不均衡也使货币政策的制定变得困难。目前，中国至少存在三大分野明显的经济体，针对它们也应采取不同的货币政策：长三角、珠三角如同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台湾，货币政策应该收得相当紧，实际上，对它们而言，人民币的价值应远比当前为高；这两个地区周围的省份，如江西、安徽和山东，正试图吸引劳动密集型产业落户，以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对它们而言，货币政策宜比现行的收紧，但比沿海地区宽松；对西部、北部的经济落后省份而言，人民币当前的价值则可能被高估到了极致。

　　沿海省份渴望快速发展，并不将泡沫看作一个严重的威胁，内陆省份则希望有宽松的货币政策。这两种情形相结合，将使中国的货币政策保持在一个相当宽松的状态。当前，为沿海地区经济降温的紧缩政策看来占了主导地位。不过，贫穷省份同样遭遇了房地产泡沫，因为沿海的流动资本已流入内地，听之任之将导致更多的坏账产生。

　　缓解地区不平衡任重道远

　　美国在工业化期间也遭遇过类似的区域发展不均衡。南北战争之后，南、北部的生活水准差距持续加大，直到20世纪20年代南方发现石油才得以改观。

　　美国的工业化亦呈波浪式推进，从东北部，到中西部，到西部，最后到南部，各地生活水准的看齐大约用了一个世纪。在此过程中，劳动力迁移是消除地区差异最重要的渠道。美国也建立了一个便于劳动力最大限度地灵活迁移的政府架构，这样的体制至今没能在欧洲出现。

　　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十分灵活—虽然还不如美国灵活，目前大约有1.5亿人离家在工厂、建筑工地和服务行业寻找工作。不管政府作出多么艰苦的努力发展贫困地区，在接下来的许多年中，劳动力迁移都将继续是消除地区不平衡的最重要的渠道。如果能使国内移民如美国工业化时期那样容易，中国的工业化便能水到渠成地从一个地区延伸到另一个地区。否则，落后地区对发达地区的不满可能带来负面影响。

　　虽然政府一直通过投资贫穷省份以缩小区域间的不均衡状态，但这个办法不像预期的那样奏效，因为许多内陆省份不能有效地利用资本，而是遗留下成堆的坏账。目前，解决沿海与内陆地区日益扩大的经济发展不平衡显得十分迫切，政府应加强内陆省份尤其是邻近的长三角和珠三角的省份在出口方面的吸引力，并消除劳动密集性企业向更低成本省份转移的阻力。

　　今后几年，区域发展不均衡也将牵制中国的货币政策。在稳定的平衡中，不同的地区可能要求不同的汇率和利率，无视货币政策上的地区差异是不切实际的。当然，中国应该坚持某些基本原则以确保金融市场的稳定。首先，持续的实际负利率是不可接受的，它会导致金融危机，必须尽快改变这一状况。其次，银行应该是商业企业，也就是说，应试图盈利。如果中国不进行激进的变革，金融危机只是何时到来而不是会否发生的问题。

　　(作者为摩根士丹利亚洲公司董事总经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