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辩律师执业状况调查报告的“非正常”公布

　　本报记者 王 颖 北京报道

　　因为“在利用担任刑事诉讼辩护人之机引诱证人改变证词作伪证，包庇被告人使被告免予刑事处罚”，原北京市阳光律师事务所律师铁振铎被以妨害作证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2004年8月9日，北京市二中院终审裁定驳回铁的上诉，维持原判。

　　而上个月，曾为成克杰、李纪周担任辩护律师，后因伪证罪被判刑的原共和律师事务所主任张建中被取消会员资格、吊销律师执业证书。

　　这是第多少个因触犯刑法第306条而沦为阶下囚的律师，已经不好说了。

　　北京市司法局律师管理处张处长曾给出一个粗略的数字：北京各律师所因履行职责被抓的律师，每年至少10人以上；保守地估计，全国已先后有150多位律师在工作中沦为阶下囚。

　　迟迟没有公布的报告

　　刑事辩护似乎成了律师业务的一个危险的雷区。在很多刑辩律师纷纷掉头代理经济案件时，有人开始牵头调查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环境。

　　北京市律协刑事辩护委员会2002年6月开始开展“中国刑事辩护律师职业现状与问题研究”项目，本报一直跟踪关注该项目的进展。(相关报道见本报2003年7月《谁愿意在中国做刑事辩护律师？》)

　　“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刑事辩护律师不好当，都知道律师开展刑事案件业务难，但究竟有多难？一直没有一个权威的数据，我们这一次将真实地展现这个问题。”北京市律协刑事辩护委员会副主任、大禹律师事务所主任张燕生满怀希望，想把这个工作继续几年，得出可靠系统的数据资料。

　　近日，记者了解到，该项目已经由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的博士生与北京市律协刑事辩护委员会的资深律师合作完成了包括前期的问卷调查和后期数据统计工作。

　　正当人们对此充满期待的时候，记者却得到一个意外的消息：该项目的研究报告在将出之时遭到阻力——北京市司法局不支持该报告的公布，同时也不批准2003-2004年度继续该项目的申请。

　　原本要进行连续三年调查，希望得出更为详尽、准确的结果，并且可以通过比较发现发展趋势和很多更深层次的问题，现在却戛然而止，休止符画得充满疑惑和遗憾。

　　这份报告应该是研究当代中国刑事辩护制度和刑案律师工作状况的实证资料。目前完成的调查发出问卷2000份，共回收598份。问卷共包括6部分，分别是：综合性问题、关于律师会见、关于律师调查权、关于证人出庭与法庭质证、关于律师辩护意见的采纳以及关于刑事法律援助等。内容几乎涵概了刑辩律师执业过程中牵涉的各个方面。

　　由于经费有限，调查仅局限于律师执业环境相对好一些的北京范围内，但“窥豹一斑”，调查发现的情况还是让人触目惊心。(见相关图表)

　　“关于刑事辩护律师的问题已经说得不能再多了，再多也还是重复。”张燕生苦笑着对记者说，自从刑事辩护律师的执业环境受到媒体关注以来，几年时间里几乎都是说一样的话，但事实还是没有太多改变。“也不能奢望有大的改变，有一小步一小步地改变已经很好了。”

　　麻广军律师的210日牢狱之灾

　　内蒙古律师麻广军就是靠这样一小步的进步被内蒙古律协从监狱里搭救出来的。

　　麻广军的遭遇与很多因为触犯刑法第306条而身陷囹圄的律师大同小异：

　　2002年12月20日，宁城县农民许某因涉嫌强奸同村聋哑人魏某而被公安局刑事拘留，许承认曾对魏实施强奸两次。麻广军于2002年12月30日接受许某儿子的委托，同意为许某出庭辩护。

　　尔后，许某称自己原无性能力，承认强奸纯属屈打成招。麻广军在法庭上出示了7份证据材料，试图证明许某无罪。同时，张玉兰、高金英等7名证人均证实许某没有作案时间。控方因此提请休庭。

　　第二天，宁城县检察院和宁城县公安局相继把7名证人带到宁城县看守所，审讯之后，7名证人承认自己作了伪证，并说是由律师麻广军指使的。这样，不仅许某被一审法院认定有罪，麻也因涉嫌“妨碍作证”被关进了看守所。

　　后来，赤峰市中级法院将该案发回重审。法庭上，原来承认作了伪证的7名证人再次称许某没有作案时间。宁城县检察院和公安局再次将证人传唤到看守所进行讯问。证人又相继推翻了法庭上的证言。许某再次被判有罪。

　　2003年8月22日，是麻广军永生难忘的一天，被剃成光头的他戴着沉重的脚镣，被关在重刑犯的监狱里。连续210天，身患冠心病、糖尿病却不许保外就医。而他遭遇到的这些冤屈，据说都源于曾经与一位在当地很有权的政法委某副书记有过节，刑法的306条则是一件非常顺手的武器。

　　2003年11月，内蒙古律师协会派出核查小组赴赤峰市进行核查，随后向全国律师协会递交了核查报告。报告认为，公诉机关指控许文生犯强奸罪的证据存在严重问题，办案机关在办案过程中有违法行为。

　　2004年5月24日，赤峰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终审裁定，麻广军律师最终被无罪释放。

　　“律师执业环境不好，律师自己能怎么防范？只有更严格地规范自己行为了。”赤峰市律协会长杨淑澜语调和缓，反复强调全社会的理解以及希望有和有关部门平等对话的途径。她认为，这次能通过正常法律途径把麻广军律师救出来，说明我们的司法环境还是有了改善，至少看到了希望。

　　麻广军在对记者的倾诉中，痛斥两件事情：一个是法律被权力取代，人大于法；另外一个就是害他进入监狱的、被律师们戏称为“306死亡条款”的刑法条文。

　　刑辩律师头顶的灰色阴影

　　“刑辩律师执业权利的实现，归根结底是整个社会民主化程度达到一定阶段的必然，而民主化又是经济发达的必然。”张燕生认为，在现在这个阶段，律师的地位是不大可能提高的。并且，作为被告辩护人的刑辩律师要对抗的是代表公权力的检察机关、公诉人，按照社会的固有观念，公权力一定是正确的，而被告是公权力认定的“罪犯”，刑辩律师就成了替罪犯说话的人，刑辩律师的社会地位和执业环境都被笼罩在一片灰色的阴影里。

　　并且，“作为行业协会的律协是个民间组织，而检察官协会则是个国家机构，从身份上都是不平等的。”张燕生介绍说，在英国，检察官也是要加入律师协会的，在比较重大的刑事案件中，检察院聘请律师作为检察官的代理人，这样检察官与律师在诉讼过程中都是平等的。

　　“检察机关有监督法院的功能，这种体制本身是有问题的。”人民大学法学院陈卫东教授对记者说，就像又是裁判又是球员一样，对于另外一方当然是不公平的。不过，他认为，主要的权力还是掌握在法官手中，对保障刑辩律师与公诉人站在同一平台来说，法官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但是，很多刑辩律师都感觉到与法官的关系非常难处，要么为了避嫌就表现得非常僵硬，要么就是另一面，跟法官搞关系，没有一个正常、融洽的纯工作气氛。

　　“今年3月又出了个《关于规范法官和律师相互关系维护司法公正的若干规定》，更是让法官和律师间不知如何相处。”曾经做过法官的张燕生无奈地说，法官往往不敢采纳律师的意见，因为很容易被人怀疑有什么交易，这把律师和法官的关系搞得很紧张。有时候法官为了避免那样的嫌疑，就会偏向公诉人一方，造成律师受到相对不公的对待。

　　今年2月20日，最高检出台了《关于人民检察院保障律师在刑事诉讼中依法执业的规定》，消息甫出，法律界多溢美之辞，张燕生却感慨：“刑事诉讼法实施了7年之后，最高检出台的规定却是重申相关规定！”

　　她认为，并非此规定无意义，只是，这样缓慢地推进脚步，更让她和同行们感到刑辩律师的职业前途是多么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