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三角“民工荒”：这个夏天有点冷_国内财经_财经纵横

珠三角“民工荒”：这个夏天有点冷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8月09日 12:32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王晓林东莞报道

　　江西人洪日清是东莞一家大型劳动力市场的经理。2004年7月26日的早上，他有些百无聊赖，因为诺大的劳力市场里只有三、四十个求职者，十几个工作人员显得无所事事。据刚拿到助理就业辅导师的洪日清说，这种状态从春节就开始了，“一年前，我们这个劳动力市场还卖门票呢，一张十元，就那样，还是人满为患，现在我们取消了门票，人却只见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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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此同时，来自河南信阳23岁的叶继远坐在市场的一角，漫无目的地在一张传单上写写划划。他三个月前从东莞一家台资制鞋厂家里出来，“我一来东莞就在那家厂干，一做就是几年。我的要求不高，只要每月能净赚600元，每天平均加班不要超过2个小时就行了。”

　　民工荒真的到来了吗？

　　尽管东莞市中心人才市场开办的初衷是面向中专以上求职者，但两年前便开始响应市里的号召，主动揽起了普工的中介业务。

　　该中心批量安置服务中心的经理王林有着与洪日清相同的感受，“从今年起，普工是比以前难招了。”而医生出身的中心高级经理乐文则冷静地做了估算：“我们这里中高级工人一般供求比能达到810，而普工现在只能做到710。”

　　如果说中介是劳动力市场上最敏感的末梢神经，那用人单位则应是感受最直接的受损器官，但面对是否真正缺工的问题时，不同企业却莫衷一是。

　　东莞石碣镇有着一家著名台资电子厂，其之所以著名，原因有二：一是在当地众多的电子厂家中，该厂的环境最为宜人，绿草如茵，厂房亮丽，规模庞大；但第二个原因则有些令人齿冷，拒当地一位劳动局干部介绍，该厂员工工资长期低于该市最低工资标准(东莞最低工资标准为每月450元)，更有其同行直指该厂“简直是破坏了规矩，使普工一听到石碣的电子厂打工，掉头便走。搞得我们也跟着受影响。”

　　该厂的人力资源干部绝口否认其面临普工短缺，并拒绝了记者到厂采访的要求。据曾在该厂工作的贵州籍女工江小川介绍，她们在厂里平均工资只有三、四百元，而且每天都要加班，“加班费每小时才2元，一加就是三四个小时，根本吃不消。”

　　据了解内情的人介绍，镇级劳动部门已多次前往该厂调查，要求该厂严格执行国家相关的劳动保护要求，但该厂每次均以利薄本大为由拒绝改正，“这种事你让镇一级干部能怎么样，总不能为这事把人家得罪走吧。”

　　而石碣镇一位职业中介人士向记者暗地透露，他们有一个黑名单，凡是那些待遇不好的工厂都榜上有名，“我们尽量不向求职者推荐这些厂，因为有八成的求职者在他们那里干不到一个月就得走，我们也要跟着被骂成骗子。我们能做的只是免费替他们发信息。”据说这家厂因为招不到人，已经停止了原定的新线上马。

　　与之相反，飞人乔丹专程拜访的东莞裕元，是全球最大的运动鞋制造企业，依其在当地劳动部门登记，该公司在东莞有十几家分厂，员工四万余人。由于该厂平均工资扣除住宿费、生活费后，可达六百以上，且严格要求每周工作时间不得超过60小时，相对不错的待遇使他们对民工荒的感受并不强烈。

　　民工荒真的到来了吗？

　　有媒体曾报道有地方因民工荒而导致用工单位提高待遇，但在东莞诸镇，记者并没有发现此类现象。诸多招普工的信息如出一辙：月工资420-450元，加班男工每小时2元、女工1.2元。“这条件和我三年前来时没啥区别。”叶继远说。

　　洪日清分析到：“这是因为，民工短缺根本还没有‘荒’的地步，很简单，为啥企业在待遇上还是按兵不动。是因为还没急到那个地步。”

　　女普工短缺

　　针对东莞普工缺口达200万的报道，东莞市劳动局长莫海明在各种场合忙不迭地辟谣。他承认“自去年‘非典’以来，东莞普通工人一直处于缺乏状态，尤其是今年春节后缺工达到20万人，超过往年15万人左右的数量。严重缺工的行业集中在电子、玩具、制衣、电脑、制鞋等。”

　　但他也认为“目前东莞签订劳动合同的有260万人，未签合同的流动劳工估计有400万左右，一个地区的劳工缺口或盈余在劳工总数的5%左右是正常的，所以东莞目前缺工20万属于劳工的合理流动范围”。

　　而广东省劳动厅办公室主任张祥则担心“珠三角劳工充足，并不存在招不到工的情况。倘若外地民工信以为真，大量涌入广东，那才真的是大问题呢”。

　　无论是洪日清还是乐文都认为，将普工短缺称之为荒有些言过其实，“很简单，你去看看那些用人单位的要求，都是要求女工。真是要逼急了，只要把条件改成男、女都招，我保证所谓的民工荒立刻消失。”洪日清自信地说。乐文也表示赞同“我们普工缺口百分之九十是女工”。

　　与两人的断言相呼应的是，“欢迎女工前来求职”的横幅在东莞各镇四处可见。已为寻工已走遍了东莞各镇的叶继远也告诉记者，“他们(招工单位)只要女的，他们说男的不好管。”

　　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谭深调查。在珠三角，由于珠三角特有的产业结构——以劳动密集型的轻工业为主，女性已占到劳动力总数的68%。至于企业为什么一定要把工作交由女孩子做，或许正如叶继远所说那样“女孩子好管”。但“好管”背后意味着更多的委屈和更低的成本。

　　叶继远以自己曾工作的某厂为例向记者算了笔账，他所在的厂，男女比例高达19，工资由于工种不同，男工略高于女工，一个普通女工每周工作满60小时(含加班)的话，能拿到700元左右，但每月要扣掉住宿费、餐费约120元，这样下来，一个月能落近600元。但“如果没有订单，那就要少得多了，才二、三百元，其实每天加一两个小时，那些女孩子们还是愿意的，出来就是赚钱的嘛。”

　　南华工商学院易江教授对珠三角约5000名女工做了问卷调查，其结果是：有15.5%的女职工每天加班加点1小时以上；有22.3%的女职工每天加班加点在2小时以上；还有13.15%的女职工每天加班加点在3小时以上；甚至还有7.8%的女职工每天加班加点在4小时以上！女职工月平均收入为876.95元，其中有2.1%的女职工月总收入在300元以下；有39.35%的女职工月总收入在700元以下。调查显示，女工月平均基本生活费用在300元以下的有28%、301-400元的有16.8%、401-500元的有12.5%、501-600元的有15.4%、600元以上的有20.9%。

　　谭深曾长期调查珠三角女工生存状态，她认为，大多数地方基层政府真正关心的是当地社区建设和居民福利，同时政府和当地人也清楚投资者与自身的利益直接相关。而且越是基层的政府，这种利益关系越明显。虽然他们比政策制订者更早地意识到当地经济发展已经离不开外来工，他们几乎都说过：“没有外来工，就没有我们经济发展的今天！”但是外来工毕竟是外乡人，当地政府对于他们没有责任，当外来工与企业发生矛盾时，很自然地倾向于企业一方。

　　谭深发现，在各种因劳资纠纷而引发的罢工中，组织者很少是女工，女工们虽然有强烈的不满，但是以忍气吞声为主，即所谓“老实”“听话”，“这也是外资老板愿意雇用女工的原因之一。”

　　即便比男工更能容忍恶劣的条件，也并不意味着女工们愿意继续容忍下去。

　　“东莞，凭什么”

　　江西大学哲学系毕业的洪日清凭自己多年的经验，将工厂女性普工总量减少的原因做了归纳。

　　首先，珠三角制造业已发展了近二十年，许多原先的小镇已经实现了基本的城市化，服务行业已渐成新的容纳劳动力的庞大蓄水池。而且相对于男工，女普工受传统及自身生理的影响，工作年龄段会更短一些。

　　其次，便是制造业向内地转移，东莞二十年来生活消费指数上涨了不少，但外来工工资却停滞不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报告指出，在珠三角地区，农民工的工资增长幅度12年来只有68元，于是许多劳务输出省出现了严重分流。

　　洪本人十五年前便开始从江西吉安组织劳务输出至东莞，在鼎盛时期，洪仅在吉安地区便有针对东莞招工网点近百个，但现在许多点一年连一个人也招不到，“人都就近打工去了。”

　　这种趋势不仅江西独有，有数据显示，四川全省每年有700多万人出省打工，广东占了近一半，但在今年新增的80万民工中，流向广东的仅有5万人，远远低于现有在粤川籍民工的比例。

　　有专家指出，民工短缺并不能简单地用一句珠三角民工待遇低下来概括，其真正的原因应是广东、特别是珠三角地区正在发生着的产业梯度转移。由于低附加值的加工型企业逐步向内地转移，加之远离家乡、生活成本高企和传统观念的影响，所以越来越多的女工选择了就近就业。而珠三角现有的外向型加工企业多是低附加值的劳动密集型企业，人力成本的低廉本就是其参与国际竞争的最有力工具，要求厂家基本遵守劳动法应该是能做到的，但指望进一步提高工资并不现实。

　　以东莞裕元为例，2003年5月，这家世界鞋业巨无霸宣布与人联手在江西赣州投资9亿元建设新工业区，其目标为年产值60亿，用工6万人。而据一份台商内部报告显示，该厂工人月均工资为850元，而据赣州统计局2003年6月数据，同等工种在赣州月均工资不足500元，仅人工成本一项每年就可节省2亿5千万。而据一位业内人士透露，一双东莞生产的能在美国卖到100美金的名牌运动鞋，其出厂价也不过15美金左右，其中工人的人工成本约为1-1.5美金，而一双鞋的厂家利润也只有5元人民币左右。“赚的就是个人工钱。”加之近些年来，泛珠三角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大大降低了运输成本。于是，这些企业纷纷涌向内地便不足为奇。

　　于是，随着珠三角产业梯度的不断向内转移，大量的女工选择了就近工作，于是那些困守珠三角的厂家便感到劳动力分流后的青黄不接。

　　《东莞，凭什么》一书的作者、财经作家樊荣强断言：“就珠三角而言，产业升级已是提高区域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所以，珠三角真正需要解决的是中高级技术工人的缺口。”

　　中国南方人才市场测评部的熊国兵经理举了一个例子，“广东从来就不会真正地缺普工，每天火车站上满满的都是来这里打工的人，现在这种现象只不过暂时的。而就劳动力素质而言，东莞、顺德的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偏低，在深圳、广州这些已经初步完成产业升级的地区，从来就没出现过普工荒，他们真正缺少的是技术工人，富士康请我们帮他们招中技以上的工人，一招就是五千，我觉得这才是广东真正的‘荒’。”

　　樊荣强则认为，在珠三角的工业化进程中，由于制度改革明显滞后，民工一直不能确立其独立的产业工人身份，因此，他们始终处于一种游离状态，处于一种不被珠三角的工业文明、社会格局接受的状态，他们始终是无组织的、分散的、低层次的、弱势的、缺少更完善的产业技能培训的人群。于是，当珠三角地区的工业化需要迈向更高层次，需要升级与转型的时候，周围看似有大量的民工，但他们根本不能配合发展的需要，从而出现了所谓“民工荒”的错位与错觉。

　　“整体上来讲，珠三角不缺民工，而是缺掌握熟练技术的民工，缺产业工人，说到底，我们缺的是实现民工向现代产业工人转化的制度。”樊荣强说。

　　2004年8月2日，叶继远打电话告诉记者：“我还是找不到工作，实在不行，就回老家进建筑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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