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能否在黄浦江畔卷土重来

　　今天我们总结宁波帮的成功经验大致有“七靠”

　　翁礼华

　　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的诸多商帮中，不仅有“山西帮”的晋商，也有“安徽帮”的徽商，他们经商的共同特点是注重与官府的关系，依仗特许权从事垄断性经营，成就发财之 梦想，而后起之秀的“宁波帮”则摒弃了前两者结托官府、单靠商业的缺陷，引进西方工商理念走上了开拓创新的实业之路，从而迅速崛起并闻名于世。

　　所谓“宁波帮”，特指旧宁波府所辖之鄞县、奉化、慈溪、镇海、定海、象山六县在外埠经营工商业之企业家群体，它形成于明末清初，壮大在鸦片战争之后，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其势力已遍布上海金融、航运、商业、工业等各主要行业，跃居中国近代十大商帮之首。

　　今天我们总结宁波帮的成功经验大致有“七靠”：一靠诚信；二靠义利兼顾；三靠敢为天下先；四靠中西结合的先进管理；五靠融合劳资关系；六靠吃得苦中苦的勤俭；七靠“帮”字当头的共济。

　　诚信与义利兼顾

　　“止于信”可以说是“宁波帮”商人得以成功的绝窍之一。其典型事例不胜枚举，例如，从事丝绸经营的包玉刚祖辈包祉奎，一次晚间投宿一客栈，第二天天未亮叫挑夫挑起行李货物赶路，走了一程，东方破晓才发现一件货物不对路，打开一看里面还有银票，知道拿错了东西，急忙赶回客栈。因人都走散了，包祉奎只好在墙上张贴“招识”，说明原委，留下自己地址，最后物归原主，“客感其诚，又高其义，因偕至闽，凡营业十年，遂获利起家”。

　　对于义与利的关系，宁波帮企业家大多主张兼顾义利，义内取利，即所谓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强调以德立业，以德兴业，做事先学会做人，否则成不了大事。在宁波城乡颇为流行的“上半夜忖忖自己，后半夜忖忖人家”的民谚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家道德的一种通俗说法。

　　当国家和民族这个“大义”与个人利益尖锐对立不能兼顾时，宁波帮企业家大多能深明大义，为了国家利益，不惜倾家荡产乃至献出生命。如抗战爆发，上海沦陷后，当时曾活跃在上海工商界的许多宁波帮企业家都抛弃家业，或远走他乡，或隐姓埋名，坚决拒绝与日伪“合作”。

　　敢为天下先 向西方学习

　　顺应“商情”敢为天下先，大胆经营新兴产业，是宁波帮超越抱残守缺，墨守成规的晋、徽两商，成为后起之秀的要诀之一。

　　众所周知，随着鸦片战争爆发和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上海对外贸易迅猛发展，从清道光二十三年(公元1843年)，至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的短短6年间，外贸总值就增加了两倍多。

　　宁波帮正是从这个重要的信息中敏感地觉察到商机，他们抓住时机，果断决策，纷纷涉足进出口贸易，经销五金、颜料、洋油、洋布、钟表、眼镜、西药等畅销洋货，还有不少人经营房地产业、保险业、证券业、公用事业和其他新式服务业。这些行业都是当时中国商人的“新鲜事”，因而效益极佳。

　　向西方学习，讲究融中西文化为一体的企业管理，是宁波帮成功的经验之一。由于宁波是近代中国第一批对外开放的通商城市，得以领风气之先，较早接触到西方文化及其管理。而这一接触的前沿便是“洋行买办”。

　　据宁波府属的《定海县志》载，“当时充任各洋行之买办所谓康白度(英语：买办Comprador之音译)者当以邑人为首屈一指，其余各洋行及西人机关中之充任大写、小写、翻译、跑街，亦实繁有徒”。买办的经历不仅因为享受高薪待遇积累了可观的货币资本，而且也使他们有可能在自己创办的企业里效仿西方企业的管理思想和方式，建立了一套机构健全、效率较高的管理制度，有力地推动着宁波帮的崛起和壮大。

　　体恤劳工 勤俭互助

　　宁波帮企业家深谙“得人心者得天下”的哲理，在企业内部注重融合劳资关系，增强凝聚力。例如，1937年“8·１3”前夕，大华船舶无线电通讯公司地处上海四平路的分厂职工被困。老板丁佐成不畏艰险亲自出马到四平路带领职工绕道虹口香烟桥，经外白渡桥回到虎丘路老厂暂避。

　　上海沦陷后，“大华”职工都避难在虎丘老厂，人数众多，经济很困难，丁佐成对工资较高的高级职员仅发生活费，而对留在厂里的普通职工，则每人每月照旧发给工资以维持他们的正常生活。

　　在近代宁波帮中，无论是中小商人，还是巨商大亨，几乎都是学徒出身，他们踏踏实实历经筚路蓝缕艰辛创业之苦。

　　更为可贵的是宁波籍企业家创业有成后，即使家财万贯，也多能保持克勤克俭，励精图治的本色，富而不奢，自奉甚俭。

　　如曾担任上海总商会副理事长的蒉延芳，一贯勤俭节约，针对抗战胜利后社会上奢侈成风，他积极提倡节俭，反对浪费，其子结婚时，他不办酒席，只设茶点招待。他还自行设计了一种经济实用的男式服装，一时颇为流行，有“蒉衣”之称。

　　由于宁波人素有重乡谊、乐互助，肯在“帮”字上下功夫，“助”字上做文章的共济精神，从而使同乡成了宁波帮经济发展的强大后盾。他们平时多在宁波同乡经营的企业里谋职，每当宁波帮企业遇到困难，则多鼎力相助。

　　随着自身力量的不断增强，宁波帮还把乡谊联系扩大到了浙东乃至整个浙江地区，形成了以宁波帮为核心的较大的浙商集团，与此同时，他们还透过上海总商会这一社团组织，在更大范围里团结旅沪经营的江浙工商界，因此，民国年间的江浙财团，不啻为以宁波帮为核心的江浙乡帮集团。

　　在这一集团人为蒸发半个世纪后的今天，随着市场经济体制的推行，和海内外宁波帮的投资回流，现代宁波帮能不能在黄浦江江畔卷土重来，不免引发人们的极大关注和诸多猜测，因为浙商在沪重新崛起的曙光已经初露端倪了。

　　(作者为原浙江省财政厅厅长)

　　□ 背景新闻

　　8月1日至7日，来自世界各地、中国港澳台地区及内地的宁波帮代表和“帮宁波”人士，聚会宁波，纪念邓小平关于“把全世界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号召发表20周年。

　　“无宁不成市”是世人对宁波帮的赞誉，宁波帮之誉明清以降便流传于世，上个世纪初，宁波帮漂洋越海，足迹遍布世界各地，成为全球华人圈的杰出代表之一。目前有30余万宁波帮人士分布在东南亚、欧洲、北美等64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不乏工商巨子和世界级名流。

　　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不仅关注宁波帮，肯定宁波帮的作用，还做了大量具体的工作。他指出：“宁波的优势有两个，一个是宁波港，一个是宁波帮。”1984年8月1日，邓小平在北戴河的一次谈话中，进一步号召“要把全世界宁波帮都动员起来建设宁波”。

　　邓小平对宁波帮的号召和关怀，极大地激发了宁波帮人士爱国爱乡的巨大热情，20年来共有600多位海外宁波帮人士为家乡捐资兴办教育、文化、卫生和各种公益事业2000多项，共计人民币12亿元。到2003年底，海外宁波帮在内地捐资50多亿元人民币，其中85%以上都是教育项目。

　　(相关报道见本报今年7月24日第18版《小平看中的“宁波帮”聚会甬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