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律协会长罢免事件 直选会长的“18宗罪”

　　见习记者 陈善哲 深圳报道

　　7月26日中午，深圳银湖宾馆。

　　“有一票划错了。”宋晓东悄声说。划票人员一个不经意的疏忽，引起一阵轻微的骚动，错误马上得到纠正。而蒋毅刚则始终站在唱票人身后，看着对方唱票，神情专注。

　　正在进行的，是深圳市律师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统计大会的表决结果。宋和蒋均是与会的律师代表。

　　此时，律协会长徐建端坐于台下，当工作报告以72票赞成、42票反对、12票弃权被宣告通过时，他长舒一口气。早先，徐建声言：如果工作报告不通过，他将引咎辞职。

　　然而，令不少徐建的同情者更为庆幸的是，在本次大会上，一项针对徐的罢免案，并未被主席团列入大会议程。徐得以避开一个更大的漩涡。

　　首位直选律协会长的“18宗罪”

　　一年前的徐建，还沉浸在初次当选的快乐中。

　　作为全国首位经由律师代表大会直选产生的律协会长，徐建开始声名鹊起。当其它地方的律协，还在与司法行政部门纠缠不清时，深圳律协此一迈向行业自治的关键性一步，得到了人们的激赏，更是被司法部视作楷模。

　　“当时我们对徐建寄予厚望。”蒋毅刚说。会长是执业律师，不是司法局的官员；由代表大会直选，而非理事会间接选举，着实让深圳的律师界雀跃了一阵子。

　　徐建1985年至1989年任深圳司法局副局长，1989年至2000年任职于中国法律服务公司(香港)，2000年回到深圳创办自己的律所。如此经历，担当律协这种社会机构的首脑，徐建当仁不让。

　　“我希望有一天，深圳市民提起律师，就像香港人提起律师那样的崇敬仰慕，谁家的女儿嫁给律师都是一种荣耀。”徐建在竞选纲领中的豪言犹在耳畔。不料时隔一年，他竟身陷罢免案风波。

　　向徐发难的，是刘子龙，律协成员，但非律协代表。“我当律师12年，没请法官吃过一顿饭。”刘子龙说。

　　刘在深圳业界有一定知名度，专注公益事业，自称以“纳税、骂贪、反腐”为己任，“决不辱没律师的名声”。有人士介绍说刘性格刚烈，对腐败深恶痛绝。

　　7月25日，律协代表大会刚开始，刘子龙就向大会递交了一份《关于罢免徐建深圳市律师协会会长职务、赵志成秘书长职务的提案》，由67名律师签名，列举了徐建等18个方面的问题，主要是：一、耗尽律协历年积累的1200万元会费，购置1600平方米的办公楼，导致律协欠账20年，每年承担近200万元的债务；二、财务管理混乱，招待、举办杂志等费用高企，报销制度不规范，有夹单报销的事情，并勒令会计做假账，因会计不从，竟连换数任会计；三、称秘书长赵志成系徐建力排众议所聘用，“缺乏应有素质，谎话连篇”；四、徐建本人声望欠佳，“不具备任何民主作风”，搞“一言堂”，把律协当成“私人独资公司”；等等。

　　该提案旋即引起轩然大波，大会的既定议程也作了临时变动，刘子龙原本没有权利在大会发言，但组织者还是给了他机会。

　　“徐建是否被罢免并不重要，我希望能借此事，推动律协内部民主管理机制的健全。”刘子龙说。原本10分钟的发言，刘一说就是半个钟头。徐建在媒体面前表现出高姿态：“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我支持他说话的权利。”

　　“选举不是选人，而是选择制度。”刘子龙说，经民主选举出来的徐建，对民主管理制度却持排斥态度，因而，对律协他由“满怀热望”变成了“失望”。

　　同样地，大会增加了徐建为自己申辩的时间，针对18条指控，逐一作了驳斥。而深圳司法局副局长石岗也宣读了纪检委对律协的调查报告，认为刘子龙的指控，大多数不成立。最后，大会主席团以罢免案缺乏事实根据为由，未将其列入大会议程，从而也失去了接受大会表决的可能。

　　有律师说，刘子龙在罢免案中列举的种种“罪状”，大多是一些间接的消息来源，作为质询案无可厚非，而作为罢免案，则缺乏证据支持，“你不能用问号来罢免一个人。”

　　“我又不是拿去发表，而且没有调查的权力，你作为律协会长，难道不该给律师们一个说法？”刘子龙说。

　　刘子龙坦陈，自己有压力，要花费3个星期的时间，不断地修改，给深圳所有的200家律所传真，但应者寥寥。“更大的忧虑是，如果闹大了，会影响人们对民主的信心，误以为民主自治会出乱子。”

　　“刘子龙这种正直敢言的人，社会还是应该保护。”蒋毅刚说。

　　律协买楼事件

　　另一个付诸大会表决的议案，是《深圳市律师协会第四届理事会2003年度财务收支和2004年的预算报告(草案)》，以44票赞成、68票反对、14票弃权的结果未获通过。

　　代表们对律协在财务安排方面的质疑，直接缘于2003年的“买楼事件”。有律师认为，“买楼事件”导致徐建公信力的下降，使得招待费、报销等原来的小问题，也开始引起关注。“这次开会给大家找到了发泄不满的机会。”

　　当徐建于2003年7月19日当选会长之际，律协尚有会费总计1200万元。当时，第一次实现自理会务的代表们，一方面惊愕于经费的庞大，另一方面开始关注如何使用这笔资金。

　　很快有了答案。2003年8月7日举行的理事会出具了决议，决定从2003年7月至2004年5月间，花完10余年来累积下来的这笔钱。这份结论为“收支相抵，结余额为零”的“零预算方案”，有律师称之为“末日的疯狂”。

　　其主要用于购买律协的办公楼和会所，位于深圳中心区的时代金融中心第20层，共1655平方米，总价2200万元，20年按揭，首付400多万元，月供款12.5万元，物管费年支出近40万元。

　　律协的解释是，原办公地点是由司法局划拨，不足70平方米，“严重影响了协会工作的开展和深圳律师业的形象”，而且司法局年底搬迁，律协与其脱钩后，必须自找办公场所。

　　徐建称，如果是租，同一物业每月16万，高于按揭额，因此，租不如买。

　　然而，购楼计划甫一传出，便遭到一些律师的强力反对。冯友律师向律协提交了24名律师代表签署的反对购楼声明，并要求召开临时律师代表大会进行公决。一曾参与签名的律师告诉记者，“在律协的工作下”，某些律师最后退缩了，他自己就曾收到律协要求确认签名的传真，以致最终未能达到提议召开临时大会的法定人数(21人)。而冯友也因此后某些过激的行为，遭致律协的立案调查。

　　“有些人不是反对买楼，而是反感事件中表现出来的决策作风。”蒋毅刚说。

　　时至今日，徐建还是感觉很“委屈”，“当时我带理事去看楼，大家都十分满意，22个理事一致同意买楼”，徐认为，理事是由代表们选的，当然有民意基础，何况章程规定，对于财务预决算，决定权在理事会，这也就具备了法律基础，“我是机械的法律思维。”

　　但徐的解释，并不能为律师们所接受。“在明知那么多人反对的情况下，还是强行买了，程序有瑕疵，反响也不好。”朱皓律师说。

　　另外，律协将1600平方米中的570平方米出租给摩托罗拉的下属企业，希望通过“以楼养楼”的方式，减少对买楼的批评，结果事与愿违，很多律师据此反问：“既然出租，说明买这么大是没必要的，律协是非营利性机构，我们不需要你去投资。”

　　司法局经调查认为，买楼是需要的，有利于深圳律师业的长远发展，但律协“在买楼的民主决策和公开透明度上做得不够好”。

　　缺乏规则的自治

　　司法局的调查，未能趋散一些律师心头的疑云。蒋毅刚是其中之一，在第二天的会议上，他向大会提交了一份议案，要求律协成立独立的调查委员会，调查期间，会长的权力由副会长代行。然而，这份提案和刘子龙的罢免案一样，未能被主席团列入大会议程。

　　“大会气氛还是民主的，但结果不理想。”朱皓说，代表们所提议案没有一个被列入议程并接受大会表决。

　　大会主席团的作用，开始受到质疑。“主席团是如何产生的，没有人知道。”

　　朱皓说，将议案是否纳入大会议程的权力交付主席团，“实际上是对代表们的议案起到过滤的作用。”他认为，这个权力应该归还大会，对议案是否纳入议程进行简单多数表决，并不会占用太多时间。

　　与会代表把矛头指向大会的《议案规则》。正是该规则详细规定了议案采纳权在于主席团。

　　《议案规则》是预备会议上提交代表，连同本次会议议程、主席团名单等，由代表们举手表决的。“举手票决一般通过都没问题。”蒋毅刚说，况且代表刚入会场，内容都来不及细看。

　　不过，他很快就发现了问题，《议案规则》规定，“议案提交时间为代表大会开幕后至分组讨论之前”。“大会9点钟开始，11点进行分组讨论，在此期间，或许连大会报告都没听完，怎么提交议案？”蒋随即向大会发表异议。

　　事后，有理事告诉蒋毅刚，在理事会讨论《议案规则》时，没有这一条内容。

　　“这不是议案规则，这是限制议案规则。”蒋说。朱皓认为，民主自治刚起步，规则不完善可以谅解，“但议案规则反映出此项制度的立足点，不是将权力赋予大会，而是赋予少部分人。”

　　有代表认为，《议案规则》并非本次大会的临时规则，而是具有长期效力，有关代表们的实体权利，应当由大会票决，不应由预备会议举手表决。大会最终采纳了这一意见，然而，当再次投票时，该规则并没有被通过。

　　《议案规则》没通过，意味着此前据此举行的会议进程也丧失了合法性基础，“主席团驳回刘子龙和我的议案，也就失去了依据。”蒋毅刚说。

　　“民主包括民主选举和民主监督。”刘子龙说，他和徐建私交不错，本意是为了推动制度的建立。

　　对行业协会有深入研究的天则研究所的余晖说，“实现行业协会的自治，关键是建立民主治理规则。”

　　如果连由法律精英组合而成的律协，内部的自治规则都无法确立，其它的行业协会更是无从谈起，“深圳律协应该成为其它协会的模范。”刘子龙称。

　　“这是我一生中最累的一年。”徐建下过乡，当过兵，面对外界的压力，他很无奈。

　　“如果制度不建立起来，换了其它人当会长，还是有同样的问题。”刘子龙说。

　　然而，深圳律协自治规则的完善，本次会议上却无法实现，由于出席大会的代表人数不足三分之二，未能完成章程的修改，意味着建议稿中“设立监事会”，将“财务决定权交由大会”等设想，还要等到不确定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