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话：下半年宏观调控与就业问题

　　美国托列多大学亚洲研究所主任张欣教授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韦森教授

　　复旦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袁志刚教授

　　上海社会科学院常务副院长左学金研究员

　　特约记者 刘社建 上海报道

　　下半年的宏观调控

　　《21世纪》：张欣教授，您对宏观调控有何看法？

　　张欣：中国目前经济过热，而这种过热的性质主要是结构性过热。由于房地产市场过热，导致钢材、水泥紧张，这些紧张又导致上游产品煤油电运输等全部紧张。我对宏观过热看得比较严重。结构性的经济过热也可能导致经济泡沫，也会导致较为严重的宏观后果。

　　我同意现在的泡沫和瓶颈主要集中于房地产和与房地产有关的产业部门，这些部门在中国的GDP占到20%-30%以上。虽然一些普通消费品与其他商品有过剩的，但是在中国一些引导性与带头性的举足轻重的部门存在短缺和泡沫，就会对整个经济造成很多负面影响。所以非常必要采取调控降温措施，当前有以下几个方面可以做：

　　一是货币发行总量调控。虽然经过宏观调控货币增长率有所回落，但是由于海外热钱资本的不断流入，使货币总量受到很大压力。总量货币还比较高。我认为现在对信贷特别是房地产开发信贷调控要加大力度。

　　二是产业结构问题。这个可能更重要。对于通货膨胀，6月份达到5%，有人不认为有问题，并说下半年会回落，全年通货膨胀率只是3%或4%。这个没有根据。通货膨胀有惯性，还会持续下去一阵子，尤其是上游产品一点一点传导下去。我不这么乐观，全年很可能超过5%或者5%左右。5%左右的通货膨胀不是大众的心理偏好，虽然在经济上还不是很坏，但要分析原因。

　　中国目前产业结构问题是要压房地产，同时，要扶植基础设施(如电煤油运和扶植农村)和农民收入。如果目前通货膨胀主要是由农产品上调造成的，对中国总的经济运行是有好处的，因为它有助于收入结构调整和提高农民收入，政府要对这类通货膨胀承受和消化。但如果是房租造成的，就不能容忍。

　　三是使汇率恢复到均衡水平。我一直建议人民币一次性升值，回归人民币的市场均衡价值。人民币升值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降低通货膨胀。

　　四是利率要恢复到正利率，如果长期通胀率高于名义利率，即实际利率是负的，肯定会出问题。一个问题就是加速通货膨胀。

　　《21世纪》：对于下半年的国家可能采取的宏观调控措施做何判断？

　　袁志刚：我认为下半年不会有太强烈的调控措施出来。日前国家统计局修整了2003年第二季度的数据，由6.7%上升至7.8%。此外，目前的投资增长率已由53%下降至18%。

　　但是就业压力需要重视，任何一个国家要保证失业率不大幅度上升，经济必须有正常增长。如果中国投资率只有18%，难以保证失业率不增加。

　　虽然今年下半年不需要出台大的宏观调控措施，但是必须要深化改革。如政府行为的改革、土地制度(包括产权制度和管理制度)的改革、金融制度的改革等等。土地利用与使用要在非常规范的情况下进行，而不是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打压主要是非理性投资那块，那些不计效率与成本的投资。而对民间资本投资没有必要打压。

　　《21世纪》：韦森教授，您认为下半年的宏观调控重点应是什么？

　　韦森：我只有一个简单提法：政府应该在目前的宏观调控中学会如何从“市场嵌入”中退出。我所说的是政府机构或行政机制在市场中的“嵌入”(embeddedness)。

　　这次“宏观调控”对我国经济增长速率的影响如何，我并不怎么担心。我感觉，真正的问题在于政府应该转变思路，让市场多说话，否则就会养成一个政府动不动就启动行政命令调控经济的“习惯性行为”。用制度经济学的一句行话说，这种“习惯性行为”会“路径依赖”。

　　政府在市场中的“嵌入”，在宏观调控中是个不可忽略的因素。尤其是当政府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引致市场波动的投资主体时。“嵌入”在市场中的政府，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各级政府本身作为投资主体深嵌在市场中，就使得政府本身对市场运行的“操控”，就不可能只是“调节”。

　　现在似乎有一个主流看法：我国经济前一段出现的结构性“偏热”，始作俑者恰恰是各级政府。这不无道理。如果认为一些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和政府投资是某些经济部门偏热的原因，那现在不正是通过行政机制的运作使政府自己退出市场的千载难逢的好时机？

　　就业问题

　　《21世纪》：在当前的宏观形势下，下半年的就业可能会面临更多的压力，请问对此有何建议？

　　袁志刚：就业问题一定要予以足够关注，不仅如此，而且还要关注劳动者的工资水平与就业条件问题，在目前强资本弱劳动的情况下尤要如此。

　　目前中国的就业中的一个问题是第三产业发展很慢，远远不如第二产业的增长快。目前按人均GDP来看，中国是印度的两倍左右，但印度服务业吸纳的就业比中国高10个百分点。总的来讲原因在于，中国劳动者收入提高缓慢，尖端服务业自己不做，城市化不够，造成服务业严重滞后，使得能吸纳劳动力的第三产业发展过慢。

　　张欣：对于就业问题，目前中国经济增长要创造足够多的就业。所有中国的领导人都必须非常清楚的是，中国的就业不是一年、两年甚至是十年能解决的问题，要尽量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经济增长是推动就业的主要手段。

　　但是也不能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对就业的作用，否则，过快的经济增长将带来通货膨胀，从而为促进就业带来负作用。

　　中国最好的经济增长速度可能是9%。现在我们要研究的是，给定9%的增长率，如何创造最大的就业机会？我们可以更多地发展第三产业和推动城市化。在目前情况下，如果产业结构中第三产业提高10个百分点，中国就可以增加5000万到7000万个就业机会，就可以把过剩的劳动力吸收一半。

　　城市化对于第三产业发展具有重要作用。城市化每提高1个百分点，第三产业就增加0.3或0.4个百分点。所以推动城市化也是一个长久的战略。

　　韦森：发展第三产业，确实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一条最佳和必经之路。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不仅仅是为每个人找到一个工作，更重要的是它涉及到一个公民权的问题，对农民来说，尤其如此。要做到每个中国公民对任何地方和任何城市的任何工作都有同等进入、享有同等薪水和福利待遇的权利，这确实很难。关键还是如何打破行政壁垒，人口流动起来了，就业的机会就多起来了。

　　第三产业究竟如何发展？我觉得首先要做的是要真正放松行政控制和管制，各级政府应该逐步减少管制。政府要相信市场，依赖市场。政府不但要相信市场的自发扩展会创造就业，而且要抓住这个机会，从这次“宏观调控”中学会从“市场嵌入”中退出。

　　其次，政府要推出一些促进其发展的产业政策和刺激措施。在这方面，刚逝世的杨小凯教授曾有过真知灼见，他的建议也实际上被政府所采纳了，如降低公民个人注册企业的资金要求，简单化注册企业的审批手续。这一建议对促进我国第三产业的发展和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起了很大的作用。

　　左学金：前一段我国工业“重工业化”的经济结构调整可能对就业产生了不良影响。许多地方争先恐后地上汽车、钢铁、石化等资金密集型的制造业和“高新技术”产业，这些产业需要大量投资，但产生的就业机会却较少。结果我国的GDP就业弹性与投资就业弹性都不断下降。在我国城乡存在大量富余劳动力的情况下，对于这种做法是值得反思的。

　　2003年，在我国7亿多总就业人口中，近一半从事农业，而农业在GDP中的比重仅为14.6%；大约70%的总就业在农村。第三产业吸纳的就业尚不到总就业的30%。

　　我国的服务业不能得到很快的发展，是因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受到了比较大的障碍。几乎各个城市都担心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会使当地职工的失业率进一步上升，而且担心在目前社会保障按照“属地原则”筹集资金与运作的情况下，大量农村劳动力进入城市并纳入现有社会保障覆盖范围，可能会造成当地社会保障的财政负担。

　　在长期内，我们要考虑如何对城市职工的“岗位权利”进行适当补偿，并鼓励他们更积极地参与劳动力市场的竞争，以及逐步建立全国统筹的低水平、广覆盖的基础社会保障。

　　吸纳新增就业最多的部门还是传统服务业。政府不但要从提升产业结构的考虑出发关注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还要从促进就业的角度出发关注传统服务业的发展。要把就业政策与产业政策更好地协调起来。要努力放低中小服务企业尤其是个体经济的准入门槛，大力促进服务业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