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乡农民争地调查：明年将爆发“争地潮”？

　　-本报记者 薛惟中 武汉报道

　　“金枝，金枝……”邻居站在门口大着嗓门喊了几声，随后转过头来对记者说：“她屋里银木今年回乡要地种，结果没要到地，不得不又出去打工去了。”

　　陈金枝、刘银木，这一对名字般配的夫妻聚少离多——“去年年底我们跟村干部说 ，一亩地出70元跟村里买田种，但没买到。家里只分了2亩4分口粮田，根本养不活人。我老公、儿子和女儿今年只好再出去打工。”陈金枝是湖北省天门市多祥镇赵庄村14组的村民，7月下旬正是早稻收割的季节，但她在家里闲着没事干。

　　今年年初中央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一号文等一系列“惠农”政策出台后，农村税费大幅下降，粮食价格也翻了一番多，一部分原来出外打工的农民纷纷回乡种田，但许多像她的丈夫刘银木那样满怀希望返乡的农民发现，他们面临着无田可种的尴尬境地。

　　由于争地在村民之间、村民和村委会之间引起的法律纠纷乃至打架斗殴事件在各地不断发生，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在湖北各地实地调研后认为，争地纠纷已经成为当前农村的重要不稳定因素，若处理不好这个问题，将影响农村经济发展大局，影响农民的切身利益，也将严重影响到中央政策的贯彻执行。

　　返乡农民抗税争地

　　“现在拿钱都买不到田种。”今年37岁的赵庄村村民刘圣官说。他告诉记者，赵庄村有2500多名村民，3000多亩耕地，前几年许多人将田抛荒，到城里打工，大量土地因此集中到村委会手中，并被人为分为“口粮田”和“经营田”，口粮田按人头均分，大约为每人6分田，而经营田则采取一年发包一次的方法，想种地的按不同的价格向村委会承租，一般每亩价格在80-120元之间，村里的1000多亩耕地就这样被“卖”了。

　　更有甚者，从2002年开始，天门市以调整农业产业结构为名，在全市大力推广栽种意杨，按照天门市的宣传口径，全市当年种树要达到10万亩以上，到2005年将营造30万亩速生丰产林，7年以后开始轮伐，许多粮田就此栽上了意杨。

　　赵庄村的1000多亩经营田也大多被栽上了意杨。村民刘景堂气愤地对记者说：“那些在村里占地种了树的人已经在村里发了狠话，‘田里种了树谁都不准动’，难道地永远都要不回来了？”

　　据记者调查，这种将耕地分为口粮田和商品田的做法在湖北天门、公安等粮棉大县十分普遍。而土地发包的收入，名义上用来偿还村级债务、进行村级基础设施建设，但在许多地方，这笔钱收了多少、上交给国家多少、用了多少、用在什么方面……这些情况却从不对村民公开，成了一笔“糊涂账”。赵庄村据说现在还欠外债上百万。刘圣官的妻子补充说，能搞到经营田的大多是村干部的亲戚朋友或是村里“有狠的人”。

　　“中央的政策再好，我们没有田种，还是享受不到。”一位青年农民说。“没田种也好，可以不交公粮税费。”另一个村民赌气说。村民们普遍认为村里把本来属于村民集体所有的土地拿出去经营，而只分给他们少得可怜的口粮田，只够他们活命，村里不给地，他们就不交国家税费。因此，为了向村里要地种，赵庄村的村民已经集体抗交国家农业税。

　　由撂荒到“争田”

　　如果说天门的土地是以“经营田”的形式流转到了村委会手中，湖北省产粮大县监利县土地流转的形式则更多，纠纷也更复杂。

　　该县汴河镇分管农业的副镇长汤克俭说，当时，土地使用权流转是“上有政策支持，下有专家鼓励”，甚至被称为“中国农村的第三次土地革命”，最高峰时，整个监利县流转的土地达到60万亩，目前这些地方正是争地纠纷不断的地区。

　　汤克俭告诉记者，1996年以后，大量土地被抛荒。当时县以及县以下各级政府要求，粮田不能抛荒。迫于实际情况，一些村的主要负责人从实际出发，将土地租赁给有能力、有头脑、有经济实力的人进行耕种养殖。汴河镇最高峰时流转出去的弃耕地达到3万多亩，仅该镇尹桥村一个村，就流转出去3000多亩。

　　监利县土地流转的另一种形式是将农田抵偿村级债务。由于许多农民抛荒一走了之，国家税费没人交，几乎每个村都要借钱才能完成上级的财税任务。加上近年来强行高标准的“普九达标”和吃饭财政都使村级债务膨胀到惊人的数字。一些地方为缓解村级债务压力，将大量农田抵给了债主。如监利县拓木乡何李村，有农田3047亩，2002年，该村先后将近2500亩农田低价抵给债主经营5-15年，另有非计划面积700多亩也都卖给他人经营10-15年。该县分盐镇兰庙村按每亩60元的价格将170亩农田10年的经营权抵给债主，而整个镇类似情况涉及面积达3700多亩。目前这些地方矛盾纠纷不断，甚至有的地方还发生了群体性的械斗，村组工作困难重重。

　　地方政府也打着调整农业产业结构的旗号推进大宗承包，随意改变土地用途和原貌，破坏了村组农户农田界线，为土地流转增加了新的难度。如监利县实施“以水富民”战略，在全县建设农业结构调整示范区100多个，涉及面积5万多亩，都是成片开发。湖北省最高人民法院调查的监利县白螺镇联盟村，耕地面积为1619亩，而该村原任书记段前程一个人承包了1070亩，并进行高标准改造，其中种莲藕200亩，养河蟹500亩，种粮372亩。今年该村打工回乡农民和在家无田农民50余户200多人向村委会要地种，而他们原有的田地都被改造，已经分不清楚。记者所去的汴河镇尹桥村将960亩低湖田承包给14户种田大户，全部都被改造成回型田(周边养鱼，中间种经济作物)，该村村民匡春红的14亩土地也在其中，今年他从广州打工回来，要求填池还田，至今未果。

　　法律和政策的两难选择

　　面对农民返乡争地势头，监利县汴河镇尹桥村种植大户匡计双非常担忧。在农业生产最不景气的2001年，他毅然与村委会签订了5年合同，承包了村民抛荒的80亩低湖田，种植湘莲。“如果村民回来要地，村委会不按原来与我签订的承包合同执行的话，我以后还要吃更大的亏。”

　　匡计双最不服气的是，“土地抛荒严重时，政府给我们做工作，鼓励我们承包，现在农业刚刚开始赚钱，难道国家要把我们这些种植大户一脚踢开？”

　　然而，村委会和匡计双之间签订的承包合同确实不合法。按照《土地承包法》，村委会并不是该土地使用权的占有者，无权越权代替农民与匡计双签订土地流转协议。尹桥村现任村支书张新海对记者说，由于当时县里严令粮田不能抛荒，他也是按上面的指令来办，而且“都是会上传达的，拿不出相关文件” 。

　　目前指导农村土地流转的法律、法规缺乏，全国性的可上升到法律地位的文件更少，面对此类符合政策却又未必有完善的法律手续和依据的土地争议，各级法院很难处理。

　　法律人士指出，由于农民返乡要地耕种而引起的纠纷，坚持向法院起诉的，如果严格依法判决，种植大户肯定都会败诉，不得不归还承包田，但随之而来就会引起另一场官司——种植大户和村委会之间的官司，而村委会十有八九也会败诉。作为一个村民自治组织，它又能承担多大的经济责任呢？更何况目前中国农村的村级债务存量巨大。

　　2005年将爆发“争地潮”？

　　“既然出去就不要再回来。”监利县分管农业的副书记傅先明旗帜鲜明地反对农民回乡。据记者调查，这种“农村增收就是要减少农民”的看法在农村干部中相当普遍。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吕忠梅指出，在目前土地仍是农民生老病死的基本保障的条件下，提出这种论调来挫伤农民回乡种田的积极性，甚至剥夺他们的正当权益却非常危险。

　　目前，稀少的田地资源是中西部欠发达地区农民惟一的生存资源，失去安身立命的田地，一旦碰上意外，就会濒临绝境。而且，当前农民进城务工，并不是以彻底放弃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下承包到户的田地的自主经营权，举家向城市迁移为根本前提的，而是对家庭内全部劳动力资源进行的一次合理配置，是将过剩劳动力资源向城市进行转移的一种途径。是否回乡种地应以社会发展和农民自身意愿为前提，而不能依靠不让他们回来从而“减少农民”，回避纠纷。

　　“我们村出外打工的150多户农户中，已经有八九十户明确跟村里提出要回来种地。但他们要地时，人家的苗子已经下了地，而且今年是国家减免税费第一年，许多人还在观望，我还劝得住他们，很多人都没有回来。到今年年底，他们都会回来了，到时候工作就更难做了。”离开尹桥村时，村支书张新海希望记者能把情况反映上去，让国家及时出台一个政策，否则在可以预见的2005年的争地热潮中，争地矛盾将更加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