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行政许可第一案：521名车夫的悲情寄望

　　见习记者 米飙 温州乐清、杭州报道

　　7月23日，车夫谷文俊等人再一次将一叠厚厚的材料寄往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浙江省政府办公厅。

　　半月前的7月8日，晚间的一阵小雨给“高温发热”的杭州带来了一丝凉意，而浙江 省高院门前，百多位乐清三轮车夫席地而眠，他们在等待第二天的庭审开庭。

　　当天下午，被称为“浙江行政许可第一案”的温州乐清市虹桥镇23名客运人力三轮车主状告乐清市公安局和虹桥镇人民政府侵犯财产权的行政案件二审已经开庭，车夫们等待的则是另一起定于9日上午开庭的乐清市乐成镇43名人力车主状告乐清公安局和乐成镇人民政府的行政诉讼。

　　“两起案件实际上是一回事，只是因为发生在不同的镇，被告有别才分开审理。”原告代理律师、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何兵说。

　　在这66名原告背后则是乐清因为政府一纸通告失去饭碗的521名三轮车夫。在8日的庭审开庭时，10多位车夫和家属在法庭上下跪恳求，“救救我们”。

　　失去的三轮车

　　6月30日，51岁的乐清南塘镇三江村村民颜孙策病死在了自己漏雨的家中，临终前他悲凄地呼喊着“三轮车，三轮车……”

　　2003年8月6日，乐清市公安局、乐成镇政府联合发布通告决定收回四年前发出的一批人力三轮车牌照使用权。在此之前，5月7日虹桥镇也发出了类似公告。

　　早在2002年7月10日，乐清市发布《乐清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人力三轮车管理的通告》。

　　“当时市里是从改善交通秩序，创建省级文明城市的角度出发。但是这么一来就牵扯进了四五千辆三轮车，范围太大，后来也就不了了之。”一位知情人士说。

　　而这次的取缔则是实实在在的，车夫们慌了手脚。“三轮车是一家人的饭碗，不让踩了根本不知道怎么活下去，他(颜孙策)就又上街偷偷地踩，10月中旬被交警队抓到，车也被锯了。”颜孙策的大哥颜孙锐说，“从这以后，他的心情就不太好，加上没钱治疗，病就开始严重。”

　　1999年乐清市政府召开的一次协调会议决定，在乐成镇、虹桥镇再投放一批三轮车拍照，一是以拍卖的形式投放新车，二是对原来只允许在夜间营运的“夜市车”改发白天也可以营业的“白证”。这两种车被车夫们称为“新车”，而此前投放的可日夜运营的车被称为“老车”。

　　虹桥镇投放的50辆新车以1万3千元起拍，最终以1万7千到2万4千不等的高价成交。而150辆“夜市车”车主在交纳了1万3千元上牌费、35元牌证费、50元缝布费、10元喷漆打印费、7元工本费、20元每月的管理规费后，也终于实现了自己可以在太阳下蹬车赚钱的愿望。乐成镇的价格则更高，100辆新车以3万元价格起拍，最终成交则高达37500元到40500元。

　　对一辆人力三轮车来说，这样的天价着实吓人。但一直偷蹬“黑车”的颜孙策们还是觉得未来有盼头，“一次出钱以后自己和全家一辈子的生活就有着落了”。

　　家里连一张真正意义上的床都没有的颜孙策，用借来的37500块钱拍回的三轮车承载了一家人未来生活的希望，而每天30元到50元不等的收入也成了这个家存在的唯一支柱。“家中仅有的3分地养活了六口人，84岁的老母亲一直跟着他，三个孩子还没成年，最大的今年13岁，最小的9岁，老婆有精神病，他自己在失去三轮车后又被查出得了皮肤癌。”大哥颜孙锐说。

　　陈耀贵算的账

　　“我们没文化，没手艺，一家人生活就指望它了。当时几乎是砸锅卖铁筹来钱，有人还卖掉了房子。”交了1万3千元的陈耀贵告诉记者。

　　陈耀贵算了一笔账，一天大概能赚到20到50元不等，月收入也就是千把块钱，除去定期不定期的各种费用，交了三四万的车夫们四年下来不吃不喝挣的钱刚够买牌照。

　　但颜孙策没有想到，四年后，当年借的钱一分都没来得及还，上面一纸通告就将他的救命稻草夺走了。乐清市公安局、乐成镇政府联合发布通告决定收回这批新车的牌照使用权，而所给仅是每辆768元的车身补偿。逾期不交的，“所有牌证作废，并一律按照无牌人力三轮车取缔”。

　　在起初的手忙脚乱之后，车主们更多的是愤怒。“当初说好了与老车统一牌照、统一管理，而现在却要取缔这些新车。老车是无偿取得(牌照)的，新车交了钱反被取消。”

　　通告第二天，虹桥镇车主们就到镇政府交涉，后来层层上访至浙江省政府。连续四次上访并没起到多大的作用，在有关人士的指引下，车夫们决定凑钱派代表到北京请行政法专家对案子进行论证。

　　中国行政法学会会长应松年、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院长马怀德、国家行政学院行政法系主任杨小君四位专家的论证认为，“有关部门行为没有法律依据，属越权和滥用职权行为，是非法行政行为。”

　　2003年11月21日，66位车夫委托中国政法大学教师何兵、解志勇向温州中级人民法院提交了行政起诉状。

　　温州中院今年3月2日判决维持被告的行政行为。“当时在合议庭时，意见还是向三轮车夫们一边倒。而到审判委员会时，则倒转了过来。”知情人士透露说。

　　行政许可权质问

　　“本次拍卖的营运牌照有效期为四年。”《乐清市乐成人力三轮车上路额度单拍卖规则》上有如是规定。

　　而原告代理律师何兵质问，公安局及镇政府是否有权设置有效期，“有效期四年”指的是运营权还是牌照本身的更换期限？

　　“焦点首先就是乐清市公安局有没有权力以拍卖的形式设定三轮车营运许可。”何兵指出，《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及《浙江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中并无对公安局拍卖牌照使用权的授权，因而拍卖非机动车牌照完全没有法律依据。

　　被告代理律师宓雪军则认为《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对公安机关的授权也涵盖了对人力三轮车的号牌发放、回收等管理权，而拍卖只是发放的一种形式。同时，《浙江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规定各级公安机关有权在城市逐步淘汰三轮车这种落后的运载装置，“因此收回三轮车牌照没有越权”。

　　在北京大学公法研究中心主任姜明安看来，拍卖牌照的“卖”已经不单单是一种“发放方式”这么简单。

　　“以拍卖使用权为由收取额度拍卖费实际上是变相的‘乱收费’，按照国家治理乱收费的有关规定，只有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才有权规定行政事业性收费，而显然乐清市并没有得到浙江省的相关授权。”姜明安说，“按照行政法原则，对公民权而言，法不禁止即自由，法律没有明确规定的就是行政权力的禁区。”

　　“按照行政法‘信赖保护’的原则，即便是违法的许可，只要相对人一方没有过错，这种许可也应该保持，除非涉及到重大的公共利益才可以取消，即便如此也应该给予适当的赔偿。”姜明安教授说。

　　“拍卖时已经规定了4年的有效期，现在依约收回这是政府诚信的表现，否则的话对那些当初没有参加拍卖的人不公平。”宓雪军说。

　　乐清市公安局、虹桥镇、乐成镇的通告中写明是收回新车的“牌照、行驶证、所有权证及车辆”，而不是“营运牌照”。“我们的营运牌照、工商营运证和工商执照是在工商局登记时拿到的。”车夫谷文俊说。

　　他们一直理解为“4年有效期”是更换牌照的期限，“按照老车20多年来的做法，从来都是到四年换一张新牌照。”陈耀贵说。

　　按照陈耀贵算的账，四年不吃不喝挣来的辛苦钱刚好够买个牌照，“如果这样的话，四年几乎都是给政府白干了，当时我们想政府怎么可能这么做呢？”

　　四位专家在出具的《专家论证法律意见书》中一致认为，“根据《浙江省非机动车管理办法》规定，‘有效期四年’的期限，是换发车辆牌照或车辆检验的期限，而非所有权、使用权、营运权的期限，将有关车辆的全部合法权益予以收回，没有法律依据。”

　　姜明安说，”花4万元仅仅买了个人力三轮车的四年营运权，这的确与人们的常识差别太大。”

　　何兵、解志勇两位代理人还认为，如果适用今年7月1日实施的《行政许可法》有关规定，本案的结果不言而喻。他们专门向法庭递交了适用《行政许可法》的建议书。

　　《行政许可法》第八十三条规定：“本法施行前有关行政许可的规定，制定机关应当依照本法规定予以清理；不符合本法规定的，自本法施行之日起停止执行。”

　　马怀德教授分析，作为《行政许可法》实施后正在审理的案件，“至少在程序上应考虑适用《行政许可法》的相关规定。”《立法法》规定，法律不溯及既往，但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权利和利益而作的特别规定除外。

　　在法律的争辩之外，还有另一个疑问。那些收费究竟算什么性质？最终收的钱又都用到哪里去了？

　　按照规定，凡属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都应开据行政事业收费专用发票，而记者在车主们手中看到的不仅有拍卖专用发票，还有温州市服务业统一发票，甚至浙江省国家税务局通用发票的记账联(本应是发票联)。

　　据知情人士透露，这笔大约1400万的钱，除5%以拍卖代理费的方式付给了拍卖行，而剩下的则以三七分成分归镇政府和公安局。

　　而在记者采访中向乐清市公安局、交通大队及乐成镇政府多方求证，都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