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蒂格利茨：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对中国很危险

　　《瞭望东方周刊》记者戴闻名 胡润峰/ 上海报道

　　“中国真正的危险在于，有些人对市场过分热情，认为市场经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即我所说的‘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

　　斯蒂格利茨简介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1943年出生于印第安纳州的加里，1967年获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1970年成为耶鲁大学的终身教授，1979年被授予John Bates Clark奖(该奖两年一次由美国经济协会授予40岁以下作出最杰出贡献的经济学家)。他所著的《经济学》被称为与萨缪尔逊的《经济学》齐名的里程碑式的经济学教材，现任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2002年，他被授予诺贝尔经济学奖。

　　1993年-1995年，在克林顿执政期间，他是国务院经济顾问委员会的成员，1995-1997年他担任委员会主席。1997年-2000年，他成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兼高级副总裁。

　　冒着7月的酷暑，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来到上海参加由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主办的中美财经传媒高级研修项目。7月20日，他接受了《瞭望东方周刊》的专访。

　　《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形势非常看好，但也有人觉得中国经济过热。你觉得中国经济的增长势头还能持续多久？

　　斯蒂格利茨：这个问题需要用长期和短期两种眼光来看。长远看来，中国经济继续以每年7%、8%的速度增长的可能性很大。在过去的25年中，中国的经济成就可谓惊人，这一点不需要我再重复。但尽管如此，中国与西方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小的差距。此外，中国国内的地区和贫富差异也很大。比如说，上海正在蓬勃发展，但中国的农村和欠发达地区还很贫困。因此，中国的经济仍然有很大的增长空间。

　　短期看来，中国经济确实有一些过热。我认为，中国政府指出经济的部分行业——如房地产——发展过热是非常正确的。但是，发展过热的只是某些行业，并非整个经济。因此，需要放慢增长的也并非是整体经济，而是过热的行业。中国经济仍然需要高速增长——当然，具体的增长率是7%、8%还是9%取决于政府的调控能力。

　　《瞭望东方周刊》：你认为中国经济有倒退的可能性吗？

　　斯蒂格利茨：几乎没有。

　　中国已经保持了1/4个世纪的持续增长——不管是低速增长还是高速增长，但从没有出现过衰退。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还能很好地发展下去。当然，市场经济200年的发展历史就是一部起伏不定的历史。中国不是市场经济中的“例外”，增长率的高低起伏是不可避免的。但中国经济倒退的可能性相对较小。

　　《瞭望东方周刊》：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如果中国经济能够以一种更平衡和公平的方式发展，就能实现“可持续性”？

　　斯蒂格利茨：绝对是这样的。事实上，中国经济比世界上绝大多数经济迅速发展的国家都要平衡。

　　当一个如此大的国家以如此快的速度发展的时候，想要维持整体平衡是非常不易的。一般的经验是，在经济发展的初期为了迅速致富，一个国家需要大量的投资。而到了经济发展的中级阶段——中国正在进入的阶段，当人们开始产生对汽车和住房的需求时，就会对资源有大量的要求。因此，中国在将来会面临能源和环境的巨大压力。如果处理不好环境问题，中国会付出很大的代价。

　　《瞭望东方周刊》：有人认为你对中国经济过分乐观。我们都看到，中国存在很多问题，比如腐败，贫富差距大，银行坏账多，股市虚假信息，环境破坏严重。这些您是怎么看的？

　　斯蒂格利茨：(笑)我认为，认识到市场经济中存在的缺陷是非常健康的心态。中国真正的危险在于，有些人对市场过分热情，认为市场经济能够解决一切问题——即我所说的“市场经济原教旨主义”。

　　我想说的是，市场经济中的这些问题是永远无法解决的。市场中永远有不诚实的人，他们会想更聪明的办法来逃避惩罚。在美国，我们为此制定了法律，但永远需要更强有力的法律。

　　在美国，联邦政府官员几乎没有直接接受贿赂的。但我们有严重的竞选捐款问题。这看起来像是更高级的形式，但对社会的腐蚀性可能更大。

　　当你直面问题的时候，可能会觉得问题很大。但实际上，问题是永远存在的，只是以不同的形式存在于不同的社会之中。努力解决问题永远强于视而不见。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中国的金融市场有何评价？

　　斯蒂格利茨：金融市场是市场经济中非常重要的市场，是决定稀缺的资本走向的市场。但金融市场往往是运转最不正常的市场。

　　中国需要强有力的银行监管，因为中国的问题极为复杂，与其他国家都不一样。在中国，坏账通常是给国有企业的贷款。银行执行的部分是政府职能，银行借钱给国有企业就如同借钱给自己的兄弟姐妹，因为两者同属政府。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钱就像是从左口袋流入了右口袋。这与房地产热也是有关联的，因为很多给开发商的贷款也是“政治贷款”。

　　现在，中国正在经历一个过渡，即终止银行的政治职能，使银行的运转建立在有效的商业机制之上。但这个过渡的过程很艰难、很痛苦。这并不是因为银行本身不行，而是因为他们有很多历史遗留问题和政治责任。因此中国在这个问题上必须谨慎行事。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担任过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假如现在你是中国政府的经济顾问，你会对中国领导人提出什么建议？

　　斯蒂格利茨：第一，搞好市场经济的关键在于实现政府和市场的平衡。市场经济不是自己运作的，是通过法令、法律和各种机构制度构成的一个体系来实现的。市场经济一场游戏，需要好的游戏规则。因此，加强企业监管、管理金融市场和银行都至关重要。中国政府已经做了很多工作。只是，在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里创建一个国家性的体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第二，经济是社会的组成部分，发展经济要注重公平，尤其是贫富差异和地区差异。

　　第三，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使城市更适合居住。在中国发展的早期，重点是如何让人吃饱饭。现在中国已经发展到了需要关注“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的阶段了。政府应该更多地考虑环境、安全、公共健康和文化。

　　《瞭望东方周刊》：美国前《时代》周刊记者、高盛公司资深顾问乔舒.库珀不久前提出了“北京共识”，即中国的发展模式。他认为“华盛顿共识”已经过时，中国的这种和平、更为平衡的发展模式可供亚洲其他国家仿效，也为全世界的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希望。你对此是怎么看的？

　　斯蒂格利茨：这种说法很有趣。现在的共识确实是，“华盛顿共识”已经过时。但我觉得“东亚模式”的提法或许更为准确，因为中国、韩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各有差异。但东亚国家政府有权威、重视高科技、重视教育等等共同之处确实促进了经济的发展。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在于，东亚的成功模式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拉丁美洲和非洲效仿。这一点目前至少还不清楚。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华盛顿共识”是错误的，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可以从东亚国家学到一些有用的东西。

　　我觉得还有一点也是肯定的，即一定要多边主义。英语里有一句谚语叫“每朵花都有一条银边”，每个国家都有可取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