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改革：最后免费晚餐还要吃多少顿？

　　背水一战的银行改革耗资巨大，但却面临买不到机制的风险

　　“最后的晚餐”上演第4集

　　一心想让四大国有银行“脱胎换骨”的中国政府，正像一位恨铁不成钢但又溺爱成性的母亲一样，无奈地为儿子们(国有银行)端上一次又一次明知有去无回的“最后晚餐”。

　　2004年6月30日，免费大餐又以“最后一次”的名义上演了。这一天，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签署一个价值2787亿元的不良资产转让协议。这是继2004年1月6日450亿美元的外汇注资以来，本届政府为先行股改的中建两家银行第二次提供免费的“最后晚餐”。中央电视台引述一位业内人士的话说，这将是国家最后一次为两家银行的不良资产埋单。 

　　但如此有意义的新闻，除少数官方媒体刊登了新华社通稿之外，大部分触觉灵敏的市场化媒体却反应冷淡。原因其实很简单，几乎没有人再相信，这会是最后一次的免费晚餐。

　　事实上，“最后晚餐”的大戏，从1998年以来已经上演过4次了。1998年，中国财政部以发行2700亿元30年期特种国债的方式，为四大国有商业银行补充资本金。紧接着，1999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剥离1.4万亿元不良资产给信达等4家资产管理公司，央行同时给四大资产管理公司5200亿元的再贷款。这一进一出，被政府称为替银行“脱困”的最后一次买单，并且，下不为例。

　　但仅仅4年之后，截至2002年年底，四大银行的不良贷款又已经积累到20770亿元。

　　今年年初的1月6日，国务院正式宣布将45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注资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两家银行各获得225亿美元。这一被再次称做是国有银行“最后的免费晚餐”的政府注资行为，在社会上引起巨大反响。对于此举的意义，央行行长周小川在中国建设银行、花旗集团和武汉大学合办的“商业银行风险管理和内部控制论坛”上专门做了阐述：“出资的意义不在于补充资本金，更重要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重要的信号，表明中国商业银行的改革将进入一个加速开展的阶段。”

　　然而，各路人士还在为这450亿美元注资是否适当而争执不休的时候，又传出两家银行希望把不良资产“二次剥离”的消息。尽管学界多以第一次1.4万亿元剥离处置效果不佳而强烈反对，但此次2787亿元可疑类不良信贷剥离消息传来，证明中央又无奈地再施援手。

　　曾经激烈反对二次剥离的易宪容，这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员在接受《商务周刊》采访时认为，现在谈剥离已经没什么意义，重要的已经不是花了多少钱，而是花了这么多钱能不能买到机制。前央行研究局研究员路磊也认为，能不能买到机制是往前看，而花这么多钱值不值是往后看，关键是银行改革现在没有退路，只能往前看，“人们所担心的是，银行花了那么多钱而买不到机制”。

　　与前届政府直接“行政划拨”解决不良资产的方式不同，本届政府此番“市场”方式多有创新。这次2787亿元不良资产的剥离就被认为是以“市场”的方式——招标进行。也就是说，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同时投标角逐一级批发商资格，但6月30日最终胜出者也只有信达一家，这是因为信达给出了目前“市场”的最高价。据中央电视台当天报道称，信达资产管理公司将按照协议分3年支付中国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总共约900亿元资金，也就是说，这2787亿元不良资产的回收率将超过30%，高于四大资产管理公司目前处置不良资产的平均回收率。接下来，信达将把这次招标到的不良贷款以打包的方式再次通过招标批发出去，落选的另外3家资产公司只能和其他国内外投资者一样，作为零售商来投标竞争这些资产的处置权。而1999年1.4万亿元不良资产剥离主要由四大资产管理公司对口承销，即华融承销工行、东方承销中行、信达承销建行，长城承销农行。

　　不过专家们认为，不管剥离的方式如何玩出“花”来，只是在价格上有所谈判，归根结底还是央行或财政来买单。据了解，这900亿元资金将由央行通过发行票据和信达公司自己出资共同解决。

　　二次剥离跨越障碍 

　　“二次剥离”这一步的迈出，其实从外汇注资的那一刻开始就已经是注定的。

　　多位政府智囊也都指出，当初450亿美元的政府注资，其直接目的是为了解决两家银行的信贷类损失，提高资本充足率，可以通过“倒逼”机制，促使银行将经济效益作为核心目标，苦练内功，提高资产的营运质量和运作效率，追求股东价值最大化。

　　“但是高层在2003年时的估计过于乐观。”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钟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认为，到了2004年审计报告出来后，不良贷款的数字显然超出了高层的预期。

　　按照五级分类的标准，不良信贷处置的顺序应该首先是第五类——损失类，其次才是第四类——可疑类。根据建行和中行2002年年报，截至2002年12月31日，建行损失类贷款为569.22亿元，中行损失类贷款为2080.51亿元。本轮不良资产的处置正是从这里开始。

　　2004年5月18日，《21世纪经济报道》、《新京报》等媒体传出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向资产管理公司“转移”1970亿元损失类信贷不良资产的消息。事实上，这1970亿不良资产没有被当作“二次剥离”，因为它们在2003年期间已经被核销并相应移到了银行资产负债表之外，核销的同时不良资产率已相应降低。因此，与真正的2787亿元“二次剥离”相比，1970亿元向资产管理公司转移的表外资产并不能使银行的不良资产率降低。当然，1970亿元不良资产得以核销，得益于2003年底国务院决定对中、建两行注资450亿美元。

　　2004年5月28日和6月1日，中行和建行先后公布了2003年年报。年报显示：两家银行在450亿美元注资后，资本充足率不增反降。与2002年相比，中行的资本充足率从8.15%降到了6.98%，建行则从6.91%降为6.51%。这跟注资时业界的设想完全不同——当时普遍认为两家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将达到10%左右。

　　这种局面的出现，当然是两家银行的“乾坤大挪移”在发生作用。中行的新闻发言人王兆文在年报公布时不无掩饰地说，“虽然注入了225亿美元，却划出去原来的所有者权益2000多亿做专项准备金，用以消化历史遗留的不良资产。这样一来资本充足率肯定降了。”两家银行的另一个解释是注资前后，资本充足率的计算方法也略有不同。但不管怎样，银行的不良资产已经确确实实冲破了“资本金”这道最后的屏障，最终外汇也间接填了窟窿。

　　因此，当初中央迅速打出这一外汇注资“腾挪妙手”高招而引起的质疑正在变成事实，即450亿美元外汇储备注入国有银行是否等于变相增发货币，进一步把成本向公众转移？

　　当时身居海外的徐滇庆，这位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休伦学院经济系终身教授说得偏激，“如果这部分资金是拿来冲销银行的不良贷款，那么这些资金马上就进入了货币市场，与其如此，还不如直接叫央行多印些钞票给国有银行注资更干脆。”而钟伟则从技术层面指出，国有银行的不良资产包括信贷资产、非信贷资产和表外资产，不良资产的产生、拨备的提取和覆盖、不良资产的处置等都是连续发生的，除非450亿美元的注资没有进行有效的资本配置，否则无论渠道如何迂回，这些资本金被混入结汇、冲销不良资产损失不可避免。

　　居于这样的逻辑，中央把当时对注资的要求说成是“既不能兑换成人民币，也不能用于冲销不良资产”。但实际上，如果说中央使出的只是“腾挪妙手”的高招，那么国有银行使出的绝对是不亚于中央的“乾坤大挪移”。

　　不过，“乾坤大挪移”显然还不能全部消化掉两家银行的损失类信贷不良资产。1970亿元损失类不良资产仅仅是两家银行2002年年报中显示的建行的569.22亿元，及中行2080.51亿元中的1400亿。

　　即便是把569.22亿元损失类全部核销并转移了债权的建行，也并不意味着建行就没有了损失类贷款，业内人士向《商务周刊》指出，贷款的五级分类是一个动态的过程，2003年期间，建行仍有部分贷款转化为损失类贷款，而这个动态的过程是银行完全可以掌控的。于是，建行2003年年报披露的损失类不良贷款又出现了91亿，也就不足为怪。而中行2003年年报披露的损失类不良贷款则为1723亿，显然，中行的大规模核销远远没有开始。但这个数字，中行在5月28日年报公布时已明确表示，2004年年内要全部核实后直接核销。

　　光从2003年年报上看，不良信贷中损失类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可疑类的数字就已经冲了出来。接下来，处置不良资产的主角将轮到了可疑类不良信贷。

　　按照当时建行人士向《商务周刊》的描述是，建行大量的可疑类不良资产清算“犹如一场战争”，估计很快还要剥离。此消息在5月19日进一步由中国信达资产管理公司的高层人士传出，并得到了中国建设银行行长张恩照肯定，并称“方案很快会公布”。

　　同一天，央行行长周小川表示，“从2004年上半年中期以后所提供的资产负债表来看，这两家国有商业银行的资产负债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清理，该核销的已经核销掉了，一些不良资产最近应该更大幅度地清理。”

　　消息灵通的《财经》甚至在6月5日出版的杂志上做了进一步的“精确”计算：根据两家银行2003年年报，两家银行的可疑类贷款总计2538亿元。按照贷款五级分类口径，银行对可疑类贷款的计提比例应达到50%，如果央行按照50%的价格购买两家银行全部的可疑类贷款，意味着央行将发行1200多亿元票据。假使发行央行票据置换的可疑类贷款总计2400亿元，再假使央行只能以30%拍卖，那意味着20%约400多亿元的损失，这相当于央行投放了400多亿元的基础货币。

　　于是，“央行将要发行票据半价收购中建两家银行的可疑类不良信贷资产”由传言变成了期待，直到6月30日那天按计划发生。

　　意料之外的是，两家银行剥离的可疑类贷款并不是年报上总计的2538亿元，而是2787亿元，从年报公布的5月28日和6月1日到宣布剥离的6月30日，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中间又多出了200多亿元。

　　银行在做大窟窿？

　　在不良资产处置过程中，越来越多的迹象正在表明，银行的大嘴越张就会越大。实际上，中行就在外汇注资刚刚填了窟窿并发布年报时就表态，“为了严格按照《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管理办法》的规定保持资本充足率8%以上，中行正着手发行总规模达400亿～500亿元次级债的准备工作。”到了2004年6月25日，中行就宣布债券承销团组建完毕，这意味着次级债马上进入发行的阶段。

　　而排在中行、建行后面的工行，也迫不及待地发出声音——“工行拨备缺口巨大，国家注资不可避免”。根据中国工商银行5月31日在其网站上发布的2003年年报，截至2003年年底，工行不良资产余额为8546亿元，其中不良贷款为7207亿元，非信贷类风险资产为1339亿元，不良资产超过了中、建两行的总和。普华永道的审计师推算，如果以每年10%的资产增长速度为准，工行加权风险资产在2006年年末将达到42800亿元，要满足资本充足率8%的要求，所需资本金约3430亿元。此前有消息称，工行计划发行1000亿元的次级债务，将可能舒缓该行对资本金的要求。即便如此，资本金还是有2400多亿元的缺口。普华永道因此认为，“工行若要在未来3年内上市，国家注资不可避免，这个注资规模比中建两行要大得多”。

　　看来，当初450亿美元外汇注资开创的一个先例，正在给其他未获注资的国有金融机构带来严重的道德风险。毕竟，国有银行都是国家的，凭什么中行和建行就能拿到450亿美元？于是，其他国有银行的心态都是张开嘴巴。据说，下一步将动用外汇储备为工商银行补充资本金，注资金额为400亿美元。而在后面排队的还有112家城市商业银行，35544家农村信用社，他们的资本充足率更低，不良贷款率更高，更加需要输血。

　　不仅如此，中行、建行的经验还得到了工行的效仿。一种逻辑是，既然前两家银行的损失类和可疑类不良贷款都能被“一笔勾销”，那么后来的银行应该做大这两个窟窿。于是，姗姗来迟的工行年报显示，工行2003年“次级”类贷款由1180亿元降低为734亿元，但“可疑”类和“损失”类贷款却由原来的4591亿元和1837亿元分别升高至4606亿元和1868亿元。业内人士向《商务周刊》指出，调控报表上的“窟窿”对银行来说只是技术性问题——将原来低估的贷款等级调到了可疑类和损失类即可。

　　一位银行界人士以“华光骗贷案”为例向记者解释银行确实可以“调控”窟窿的数字大小。2003年8月开始暴露的“华光骗贷案”，在2004年6月23日国家审计署公布的案情中，骗贷资金放大到74.21亿元。而最早传出的数字只有9个亿，后来又扩大到40亿元。该人士向记者指出，“这样的案件与银行内部人员串通有关，贷款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要还，而只要还在还利息，银行总有办法让它挂在账上充当优良资产，一到期就转贷。”

　　曾在央行研究局供职的金融学者陆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从更高层面揭露到，“一个典型的数字是，中央要求国有银行用2-3年时间，每年不良贷款要下降2-3个百分点，很神奇的是四大银行都实现了，但是回过头来看，以前是莫名其妙地上升，然后又莫名其妙地下降。这显然是他们的‘政绩工程’。”

　　非信贷损失“体外搁置”

　　趁着国家买单，五级分类的不良信贷损失类和可疑类的窟窿还远未摆平，银行内非信贷损失这个从未打开的窟窿，也欣欣然“轰然洞开”。

　　一直以来，国有银行所公布的不良资产率，确切说应该是不良贷款率，因为这其中并不包含非信贷资产损失。其实，“不管是信贷损失还是非信贷损失，根本没有任何差别，作为企业，必须承认所有都是经营造成的。”陆磊认为，“以前之所以分开，目的无非是银行为了让资产负债表好看一些，因为如果加上非信贷不良资产，烂账会显得更多。”

　　所谓非信贷损失，指的是多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因虚收应收利息、历年挂账损失、抵贷资产、实业投资和案件损失等因素，形成的资产损失。那么，国有银行的非信贷不良资产到底是多少？即便是刚刚公布的中行和建行年报，也没有透露这个数字。《经济观察报》曾透露建行的非信贷不良资产有700亿元，而《财经》杂志透露的数字是900亿元。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所所长夏斌估计，国有四大商业银行存在的这块不良资产至少有几千亿元。

　　中行的新闻发言人王兆文在公布年报时坦言，“目前国家并未对非信贷不良资产的披露做出具体规定，但这是应该披露的。2003年年报未公布的原因，是这一块不良资产目前还未彻底摸清。”

　　据陆磊所知，非信贷损失虽然没有公布，但中央是知道的，2003年11月就已经“翻了出来”。对于夏斌估计的几千亿，陆磊个人认为这个数字还要往高走，因为有些优良资产银行也会告诉你是不良资产，而资产的优良和不良很难区分，银行技术上完全可以“调控”。

　　事实甚至更甚，2004年6月23日，国务院审计署在审计工作报告中提到：2000年至2002年，交通银行锦州分行与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及古塔区、凌河区法院联手作假，用伪造的法律文书上报交通银行总行核销175户企业的“不良贷款”2.21亿元。

　　无论如何，这一次，中央要靠什么方式解决非信贷不良资产呢？剥离、注资、再贷款、票据、核销等都已经用过。陆磊告诉记者，“只要还是国家兜底，新的方式还是会被不断创新出来。”

　　以建行为标本，2002年建行开始大笔消化非信贷类损失，当年消化109亿元。2003年，建行继续消化非信贷损失281.47亿元。即使如此，按照最低估计，2003年年底建行的非信贷损失仍然高达700亿元。让人意外的是，这一问题的解决方式可以称作“体外搁置”——也就是建行通过传统的分立把700亿元非信贷损失留给了集团，由建行股份进行股改上市，这种做法为建行上市赢得了时间，但却把包袱遗留了下来。

　　分立上市是一个悖论

　　6月9日，中国建设银行第一个迈出了本轮银行改革的关键一步。这一天，建行发布《中国建设银行分立公告》，称该行将以分立的形式设立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和中国建设银行集团有限公司。分立后，建行股份将承继现建行的全部商业银行主营业务和相关资产；建行集团为国家全资拥有的机构，承继除全部商业银行主营业务和相关资产之外的其他资产和负债。

　　此前，学界关于国有银行分拆上市还是整体上市多有争论，持分拆上市的有社科院金融所的易宪容博士等，持整体上市的有高盛集团(亚洲)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胡祖六等。直到2004年4月27日，建行行长张恩照在新闻发布会上还宣布，建行将采取所有银行业务和部门全部重组和整体改革的方式。

　　如今，建行却“按照资产好坏的方式分立”多少有些出乎人们的意料。当时持分拆上市观点的易宪容告诉《商务周刊》，他此前的分拆观点主要是指从机制、产品定做方式来分，而非现在完全按照资产的好坏划分。不过，他也同意建行的分立可以理解成是整体上市的说法，毕竟集团公司已经不是名副其实的银行，只有包袱，而没有银行的主营业务。

　　迈出了这一步，就几乎没有人再怀疑建行能否按计划在海外上市了。人们担心的是，建行的分立式重组没有走出以往国企改制上市的模式，与以前的中国人保、中国人寿等大型国企海外上市如出一辙，而这种改制模式容易隐藏着集团公司与股份公司难以分开、关联交易严重、集团公司可能侵害股份公司利益等弊病。

　　陆磊至今仍然认为：“按照市场的方式，国有银行首先还是应该整体上市，不管好坏；其次，如果你是一厢情愿地要靠好的上市公司来补窟窿的话，就要考虑以后会出现法律上以及治理结构上的麻烦，这又意味着你的治理结构没有任何改观，那所谓银行改革就是一个悖论。”

　　按照陆磊的想法，国有银行之所以要上市，显然是国家不愿意再背包袱，希望有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因此，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千万不要忘了改革的初衷是要建一个健康的银行体系，所以一切机会主义的行为都必须统统抛弃。

　　不过，银行国有企业的属性，最终决定了国有企业式的分立上市。细心的人或许会发现，周小川和刘明康两大金融巨头同在5月19日“2004北京国际金融论坛”上的讲演中，都重提了“银行的改革和国企改革所具有的共同属性的内容”，并明确这些内容将是下一步改革所遇到的主要问题。

　　陆磊也认为，建行“集团”之所以遗留下来，主要还是解决人的问题。毕竟中国的国情往往是，一旦成立了这些机构，你就得让它存续下去，让它有业务，否则那么多官员和职工干什么呢？

　　

　　改革成本论的背后

　　银行改革从一开始就认定了这样的路数——就是利用资本市场，通过资本结构、所有制结构的变化，让国有银行变成健康的银行。那么，既然是定了要上市，就要把过去的烂摊子清理干净。这时，不管是政策的设计者，还是银行本身，都意识到这个成本谁来承担的问题。于是在中央、银行及老百姓之间出现了博弈，而老百姓在其中处于弱势，博弈主要在中央及银行展开。

　　“这本身就是一种讨价还价。”陆磊认为，银行上市为了有一张好看的资产负债表，它会要求中央来承担改革成本，但这显然有不公平性，而中央之所以也认可了这种不公平，是因为毕竟大银行的破产会导致全局性的金融危机，为了让这种局面不发生，所以不得不不断花钱来填补这些窟窿。

　　而相对于处于弱势地位的普通老百姓，四大银行个个都是大“BOSS”，它们手里拿着国家“金融稳定”的王牌，谈判能力极高，因此，在整个国有银行改革过程中：央行急，银监会急，银行自己却不急，甚至还出现了道德风险——“银行东掏西掏还要掏出一堆烂账，然后说这个你中央还要负责，否则我还是不干净的。”

　　在这场博弈中，一个“改革成本论”确实经常被银行家们提起。建行行长张恩照、工行行长姜建清等，就曾在多个场合谈到过银行的改革成本论，即银行的不良资产是改革的成本。“国有银行在体制转轨中承担的资产损失，由于经济发展中的巨大波动性以及市场法制和信用环境的不完善,对银行提出了严峻挑战。”这是6月5日，工行行长姜建清在“沃顿全球校友论坛”上就商业银行改革成本论的最新阐述。

　　“这些银行家的意思是，在转轨过程中，莫名其妙我的钱就没有了，就相当于战争时期所有大楼被炸掉一样。现在你政府有理由来补偿我。”陆磊说。

　　按照周小川5月19日在“2004北京国际金融论坛”上提供的数字,不良资产大体来自五个方面：大约30%来自各级政府直接的行政命令和行政干预，大约有30%来自于支持国有企业造成的，另外有10%的不良资产来自于地方的行政环境和司法环境，也有10%左右来自于国家主导的产业结构调整。另外，还有20%的不良资产来自于银行自身的经营管理的问题。

　　那么，哪些不良资产是真正的改革成本似乎已经有了答案。但陆磊认为，现在的问题是，国有商业银行简单定义改革成本已经成了一种偷换概念。“银行承担的改革成本无非来自两个层面，一是银行本身在转轨过程中花了多少钱改造自己的机制，二是银行在解决借款人问题上花了多少钱。但这些成本中的相当部分已经被偷换成银行内部人和企业合谋，银行被骗，比如玩票据、炒房产、让银行资金非法流入股市而发生的成本。”

　　“如果上市公司能理性预期到政府会去补窟窿，那它还能把公司搞好吗？”他说。

　　当改革成本论被演绎成改革原理后，中央政府也就无奈地端上了一次又一次的“最后的晚餐”。“只要银行不出问题，中国经济就不会出现大危机”，目前正在成为一句流行的行话。在这句话的重压下，决策者和监管者的选择余地越来越狭小。

　　人们担心，银行改革面临的阻力和困难正在远远超越当初决策层的想象。国有银行正在以金融危机的风险巨大为借口，不断向政府伸手，并利用由此获得的注资、核销、剥离、次级债等等政策的东风，调控不良资产窟窿的大小，继续跟中央讨价还价。虽然中央在国有银行背水一战的改革中动作频频，单也越买越多，越买越大，但人们却没有看到国有银行向好的趋势。

　　中国银行改革的过程就是处理不良资产，花钱买机制的过程。用外汇储备为国有银行注资这一充满了假设的举措，的确能显示出决策者的大智大勇，但如果这样的晚餐再举办个N次，不但事情变成了玩笑，国家和老百姓也承受不住。正如刘明康5月19日所说，“具体描述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前景，现在还为时过早。”因为银行改革的真正风险在于，花了钱，要是买不到想要的东西怎么办？还要继续不断地把更多的钱花下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