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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新网7月27日电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研究室主任沈骥如研究员就能源外交问题接受中国华艺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指出，在能源外交的过程中，中国必须具备长远的能源外交战略眼光，必须贯穿平等互利互信的精神。
进入21世纪，国家经济的发展与全球化进程，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产业的有效转移和能否公平、合理、妥善解决能源问题。能源问题已经不再是单纯的能源问题，也不是单纯
的经济问题，而是涉及对外战略、国家安全、战略经济利益以及外交手段等多层次的战略和策略问题。
解决中国的能源问题主要依赖四种模式，分别是：1、发掘现有的能源储量；2、海外开采；3、直接进口；4、能源替代技术。而在四种模式中，海外开采和直接进口都与中国的外交政策密切相关。那么在中国外交这盘大棋局中，对能源外交应该采用怎么样的外交手段，必须具备怎样的外交眼光？
沈骥如指出，目前能源问题对中国的进一步发展越来越重要。从9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开始关注能源的供应，为了保证中国的能源安全，采取了很多措施。一方面加强了在国内的勘探和开发，比如东海石油带中的海洋石油开发；另外一方面，中国积极采取了走出去的战略，与世界上的很多能源输出国进行了合作的勘探开采，或者是签订购油合同，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在这个战略过程中，既有由国内外企业之间的商业合作，也有政府出面谈判的形式，是一种全方位的战略手段。但对90年代以来中国能源外交的具体过程进行分析，还是可以发现许多不足的地方。
沈骥如举例说，在俄罗斯与中国的输油管问题上，俄罗斯在90年代初主动提出修一条从安加尔斯克到大庆的输油管，到2003年上半年，中国的石油公司和俄罗斯的石油公司签了一个石油购销的合同，但签得不完整，因为按国际惯例，这样的合同中还必须包括“管道修建合同“和“管道营运合同”，没有这两个关于管道的合同，石油的运送无法实施。但由于在能源外交上的经验不足，中国的石油公司并没有签署这两个合同，于是就被日本政府钻了空子。日本提出可以付给俄罗斯75亿美元的修油管的费用；同时为管道途经的俄罗斯地区的地方经济发展提供15-20亿美元的帮助。处于自身的利益考虑，俄罗斯撕毁了合同，决定把油管修到了纳霍德卡。
沈骥如分析指出，安大线的夭折对中国能源外交中的失误敲响了警钟，但是中国依然可以在与俄罗斯的能源外交谈判上占据主动的地位。因为中国是俄罗斯在东亚地区最重要的战略伙伴，毁约将损害两国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另外，中国的经济正在迅速持续崛起，对石油需求量逐年稳定增长，俄罗斯可以获得一个持久而稳定的石油市场。所以俄罗斯既不修安大线，也不修安纳线，而是决定修筑一条太纳线(太昔特至纳霍德卡)，这条新输油管道在前两条线北面的600公里，途经好几个产油区，因此这条线将来既可以满足日本的需要，也可以修一条支线到中国，满足中国对石油的需要。
这种选择是俄罗斯多方权衡之后的结果。因为每个国家总是从自己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来考虑问题，所以俄罗斯的选择也无可厚非。在“安大线”事件上，一方面中国应该积极地通过政治外交层面的努力，希望俄罗斯能履行对中国的承诺；另外一方面，中国也应该积极地开拓一些新的提供石油能源的渠道。但最重要的是，在目前中国的能源外交上，还是提出一些新思维，要把双赢的原则落实到实际的操作当中。关注对方的关注，考虑对方的关注。不仅仅要考虑石油能源的供应问题，还应该站在更高的高度上，着眼于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合作和发展。这样能源外交的途径就可以拓宽，各国家之间的利益也就可以更好地协调，最终中国在这场博弈中才可以占据主动地位。(林天鸿、叶原嘉)
新闻背景：
2003年，中国的石油日消耗量达546万桶，日本则为每日543万桶。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对石油的需求激增，这使得中国已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能源消费国和世界第三大石油消费国。2004年中国两会期间曾有政协委员发言说，预测到2050年，中国能源年耗将达到标煤38亿吨(相当于2000年的3倍)，成为世界第一能耗大国。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中国的媒和石油总有开采殆尽的一天。今年夏天中国各个城市开闸限电、关闭夜间景观灯光电源的举动敲响了能源安全的警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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