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补贴农业保险正在试点 年内有望见分晓

　　财政部农业司农业处官员认为，农业政策性保险正在试点，现在还不好谈完整的政策性扶持计划；北京设想由农村社保部门、商业保险公司及本地参加农村再保险业务的所有保险机构合作，共同构架以政策性业务为主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

　　本报见习记者 田文会

　　近年一直寂寥无声的农业保险，下半年或许有转机。

　　财政部农业司农业处丁国光处长日前向记者透露，中国的农业政策性保险正在试点，现在还不好谈完整的政策性扶持计划。

　　黑龙江省农垦局迄今已有10年涉足农作物保险的历史。他们在起步时就获得了中央财政的支持，2004年预算安排中，财政部门也拨付了一部分保险补助。据悉，黑龙江农垦保险局正在申报成为一家商业保险公司。

　　丁国光同时表示，中央对其他公司开展农险业务给予补贴政策问题，也正在研究之中。

　　财政部金融司一位官员证实了这种说法。“相关政策正在研究，如果快一些，年内就能批下来。”他透露说。

　　进一步加强农业保险问题从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亦可见端倪。这份文件提出，要“加快建立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选择部分产品和部分地区率先试点”。这预示着中国农业保险业的新发展即将启动。

　　财政补贴：最后的砝码

　　农业在全球亦是一个高风险行业，农业保险的亏损概率远高于其他险种。这也是中国农险逐渐萎缩的原因。

　　中国从来就不缺少有关农业保险的理论探索和实践。近年来，先后出现过由人保公司自办的农业保险模式，民政部的救灾保险模式，人保、政府及农民互助合作的保险模式，以及农民自发的互助合作保险模式等等，但由于种种原因，都没有成功。

　　当年红极一时的河南“互助合作”模式，虽然较适合中国国情，但最终销声匿迹。

　　首都经贸大学财政经融学院副院长庹国柱认为，农业险探索很多但最终失败，背后原因各异。例如制度不完备，农民自己并没有真正参与保险管理，一些保险组织的领导人是各级官员，其兴衰经常与某个领导的好恶相关，并不乏成为腐败的温床；一些保险互助会没有真正的股金，农民交的是保费；另外，就是缺少精算技术。

　　不过，江泰保险经纪公司国土农林风险部总经理郭永利认为，以前人保、政府和农民的互助型农险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方案设计使互助三方利益处于一种博弈之中，即农民投保不出险，没赔不高兴；人保承保，亏了不高兴；政府投入救济金，无灾不赔，钱归人保，当然也不高兴。

　　郭曾在中国人民保险公司工作了20多年，并负责起草过农业保险公司建立方案。

　　当国际上农业保险财政补贴成为通行做法时，中国的财政政策似乎也必须关照到农业保险了。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曾对财政如何支持农险问题做了专门课题研究。负责课题的陈穗红教授表示，中国各地经济条件差别很大，农险应该成为一个多层次的保险体系，让国家全部包下来是不可能的。

　　“我们只是从农业保险的学术角度来研究，不代表财政部的观点。”她并强调，当前研究的不仅仅是补贴问题，而“要把它放在整个农业保险体系来考虑。

　　保大兼顾保小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陈穗红教授认为，政策性保险应当面向规模经济和农业产业化，面向农业大户和养殖大户，因为他们需要、也有能力参加保险。而对于小农户，农业生产只满足于自己供给，规模小，保险需求不强，不是解决的主要对象。他们应自愿加入。

　　陈穗红负责的这个财政科学研究所课题组建议成立一个国家的政策性保险机构，利用保险公司的人员，对农业大省、农业大户集中地区实施地区性强制保险。

　　如果采取自愿保险，只有风险大的才愿意投保，肯定投保面不足。政策性保险主要解决巨灾险、自然灾害险等商业性保险公司无法承担的基本保险。至于非强制性保户，陈穗红认为“可以归入商业性保险，可提供政策支持，农户交一部分，国家财政再补贴一部分”。

　　她同时认为，对于商业性保险公司和外资公司开办农业保险，国家需要给予一些税收优惠，另一方面，自愿保险的农户可以选一两种基本保险，如巨灾保险、鸡瘟保险等；对农业生产影响最大的险种，政府给予一定补贴。

　　对于“财政该如何支持农民互助合作保险”的问题，她的意见是“可以归入同商业性保险公司一样的非政策性保险公司，给予相同的税收优惠和其他支持”。

　　如果说法国安盟保险2003年闯入中国，对本土从事农业保险的企业是一个震动，那么上海安信农业保险公司获准诞生，则已扣动了各地方政府的心弦。

　　安信农业保险公司是探索建立中国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的一个试点。他们采取“政府补贴推动，商业化运作”的经营模式。其公司实行股份制，股东主要是上海市各区县国有资产经营公司。

　　“上海之路”难以复制

　　安信公司的业务运作主要采取“以险养险”的方法，即用有把握赢利的涉农财产险、责任险及短期意外险、健康险，支撑可能亏损的种、养两业农业险；一旦遇到特大灾害，公司通过巨灾再保险仍无法承担保险责任时，政府将给予支持。

　　江泰保险经纪公司国土农林风险部总经理郭永利表示，北京和包头市政府都曾去上海考察过，但结果发现，要想复制“上海模式”很难。

　　他们认为，上海是中国的一个特殊的城市，大城市、小农村，大财政、小农业，丰年多、灾年少。而且，上海有长达14年的政府与人保合作开展农险和培养技术人员的经验。

　　庹国柱认为，股份制方式是一种创新，但股东入股的目的是赚钱；既然有政府补贴，那就是赚政府的钱，政府的钱也就是老百姓的钱。“如果有私人股东，那就不合适了。这其实关系到政策性金融机构如何运作的问题。”

　　据了解，考察上海的政策性农业保险经验后，北京也在酝酿一种农业保险基金模式。

　　民建北京市委副主任曾广宇表示，他们设想，由农村社会保障部门、商业保险公司及本地参加农村再保险业务的所有保险机构合作，共同构架北京市以政策性业务为主的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并建立适用于农业生产和生活的农村风险保险基金。基金来源采取“三家抬”方式，即国家按WTO“绿箱政策”投一点，地方财政出一点，参保个人拿一点；农村风险保障基金按“以丰补歉”的原则，滚动发展使用。

　　北京市财政局农财处石处长表示，即使成立专业保险公司也要按市场化运作，政府可以给予一定的补偿，但这是针对政策性亏损，而不是经营性亏损。专业保险公司成立之前，可以考虑由一家保险公司牵头操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