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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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7月23日 13:42 中国经济时报 | |||||||||
文/牛向东 自2003年二季度开始,经济理论界对我国经济是否过热的问题展开了热烈争论,媒体的介入和境外传来的声音更是使这个热点变得沸沸扬扬。今年6月以来,随着2003年全年的经济增长格局基本明了,围绕2004年宏观经济的走势与宏观政策的取向,讨论再度“热”起来。那么,该如何看待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有哪些与以往经济过热不同的特点呢?若特点
当前的经济过热是投资拉动的局部过热 经济学家们在“经济是否过热”以及物价走势问题上认识不一致,是因为缺乏一个具体的衡量标准,或者说,不是在同一个逻辑框架下谈论问题。一些学者强调的是投资、信贷、货币和部分生产资料价格变化,另外一些学者却举证失业率、商品零售额、消费物价等数据。由于缺乏统一的衡量指标,经济学家们的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成了“盲人摸象”。 根据传统经济理论,经济过热有三大表现:一是物价持续快速上升;二是居民消费全面高涨,许多商品供不应求;三是出现产业瓶颈,如能源或原材料的瓶颈制约。但目前的宏观经济形势表明当前的“经济过热”并不典型。 首先,当前物价虽然出现明显上涨,但总体幅度较小、涉及商品范围不太大,而且缺乏持续快速上涨的动力;其次,价格指数从2002年末开始从负位上行,先是原材料价格涨得最快,然后是企业商品价格,再是工业品出厂价格,最后才是居民消费品价格,这清楚地揭示了中国目前物价上涨有非常强的结构性特征,即上游产品的价格涨幅远远高于下游产品的价格涨幅;第三,从经济周期的视角看,当前经济增长速度还远未达到过热的水平。只要考察上一个经济周期中历年的经济速度,就会发现从1990-1998年9年中只有3年的时间GDP速度低于9.1%,亦即2003年9.1%的GDP增长速度并不算高;第四,除物价指数外,就业水平也是衡量经济过热的硬指标,从就业指标看,中国城镇失业率已由2000年的3.1%升至2003年三季度的4.2%,2004年则可能接近4.7%,可以说失业率已上升到历史最高记录,故此不能得出中国经济过热的结论。 但自2003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出现了局部过热,如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投资增长速度超过了30%;一些行业如房地产、钢铁、建材、汽车等投资和发展过热;很多地区的开发区建设圈地过热;地方政府主导型投资过热。笔者认为,这主要是一种投资性的局部过热。 理由如下:(1)投资热主要是因经济结构调整和重化工业发展带动的高投资以及城市建设、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拉动的;(2)粮价上涨是由这些年“三农”问题的长期积淀导致的;(3)煤、电、油、运的瓶颈主要由电力需求引发,这一方面是由于此番投资热主要集中在高能耗的重化工行业,另一方面也与前一时期对电力行业的宏观控制失误有关;(4)纺织、电解铝、水泥和钢铁等行业的投资快速增长,可能导致几年之后的产能大量过剩,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产能过剩是一个常态,不能认为产能过剩就是经济过热。 此次经济过热的特点是工业过热,农业、服务业偏冷 根据国家统计局1月20日发布的数据进行计算,2003年GDP总量中第一、二、三次产业的比重分别为15%、54%和31%,第二产业比重明显提高,比改革以来最高的2002年又提高2.2个百分点,而第三产业下降2.7个百分点,非农产业出现了新的“非均衡增长”。在第二产业中,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17%,全部工业的增长速度估计超过了13%,是1996年以来的最高值,属超常规高速增长。其中除了部分投资用于重化工业技术改造之外,主要是基本建设投资过大。这种投资导向带来产业结构的明显偏倚。同时,还导致了更严重的问题:工业“过热”,而农业、服务业仍然没有从前期的不景气中走出来。2003年,农业、服务业增加值的增长速度分别只有2.5%和6.7%,比2002年减缓了0.4和0.8个百分点。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的三次经济整体过热时期第三产业同步高速增长的情形明显不同。因此,这种冷、热并存的失衡状态必然造成工业领域供给过剩,服务业领域需求不足,并强化短缺和过剩并存的矛盾,最终将阻碍国民经济协调、稳定发展。 民营经济在此次经济过热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在前三次经济“过热”(1984~1985、1987~1988、1992~1993)中,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框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民营经济的发展还不充分,投资主体比较单一,多以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为投资主体。而在这一次经济增长加速中,最值得关注的变化是投资主体的变化,即非政府主导的民间投资作用开始显现。如从今年初到4月底,投资总体上保持了30%的增速,但钢铁和汽车投资的增幅显著大于平均增速,前者是130%,后者在超过70%,是投资增长速度最快的领域,也是被指为经济过热的最有力证据。但细究起来,会发现一个新的特点:目前钢铁和汽车的投资主体是大多都是民营企业。 外资与内资都在寻找出路是经济过热的根本原因 当前,外资的大量涌入和内地居民储蓄双双快速、大量增长,是中国经济面临的最主要潜在风险之一。2003年上半年中国国际收支总顺差高达555亿美元,比前年同期飙升1.6倍。外汇储备余额在2003年底达到4033亿美元,全年新增1168亿美元。此外,中国全部金融机构本外币各项存款余额12月末达到22万亿元,全年新增3.7万亿元,其中,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10.4万亿元,全年新增1.7万亿元。储蓄和外资的双增长使高额的闲置资金急于寻求投资出路,这也为暗中涌动的投资冲动转为投资行为提供了资金保证。从货币供给来说,中国庞大的资本增量急需寻找市场;从货币需求方来讲,各级地方政府换届后,新一轮政绩工程开始上马,带动钢铁、煤炭、水泥、电解铝等基础产业的投资热潮,2003年广义货币供应量(M2)和狭义货币供应量(M1)增幅均远高于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的增幅,促进了投资的快速增长。 从外资方面看,对欧美各国资本来说,中国不但可以提供廉价劳动力与低税收政策,更重要的是中国还有庞大的商品市场。实际上,中国依靠大量外资生产出来的产品,在国内并没有形成相应的市场需求。因为中国依靠低工资制吸引外资的同时,得到就业机会的庞大产业工人群体的工资水平却没有相应的提高,导致这样一个数量庞大群体的消费能力对社会总消费能力的增加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改革开放25年来,经济过热几度发生,与我们没有及时处理好生产与分配关系,只注重生产却不注重分配,导致收入分配不合理、全社会的有效需求不足有直接的关系。 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政府政绩工程的推动,是此次经济过热的源头 房地产行业的快速发展、政府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的推动是此次经济过热的源头,这是经济界和理论界的普遍共识。钢铁、水泥、电解铝等只是中间产品。我们当前的的调控政策一方面要控制这些行业的投资和规模,更重要的是要控制和调整这两大需求的源头。如果我们只限制对中间产品的投资,不抓住这两大需求的源头,那么最终结果可能还把这些中间产品的价格进一步推高。 房地产过热,一方面是发展商的推动,更重要的是老百姓确实有对房地产的需求。这些需求中有多少是真正的有效需求、有多少是投机性需求,需要政府的行业管理部门认真研究。否则仅从减少贷款、限制土地供应入手进行调控,而需求面基本不变,结果可能不仅达不到调控的目的,反而会导致房地产的价格更高。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最终导致经济崩溃的因素往往是房地产的泡沫。为此,我们应出台减少投机性需求的政策,否则只要房地产还可以赚钱,对钢铁等的高需求依然会死灰复燃;同时,我们应该把眼光和发展重点转移到二手房市场的建设与改革上来,增加房地产的有效供给。然而现在出台的一些政策更多地属于减少供给的单边政策,不能完全有效地解决目前房地产过热的矛盾。 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是导致地方政府过快、过大的基础设施投资的主要原因,对经济过热起了很大的刺激作用。据国家发改委的有关资料,今年前两个月,中央项目投资增长率为12.1%,而地方项目投资增长却高达64.9%,换句话说,本轮投资浪潮主要是由地方政府主导掀起的。2002年开始的各级领导班子换届,开始了新一轮“政绩工程”的基建投资热潮。有些政绩和形象工程还是纯消费性的投资,如广场、绿地、公园等。太过超前的基础设施建设会造成很大的浪费。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各级政府就要从“增长优先”思路中跳出来,真正树立以人为本的新的科学发展观。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考核不应该仅仅是GDP增加多少,而要看解决了多少就业,教育、医疗和卫生等事业发展得如何。政府的角色应该是提供公共服务、保证市场的公平竞争以及保护弱势群体。为此,地方政府的政绩工程和形象工程应该作为此次宏观调控的重点对象。 控制土地、管好信贷是此次宏观调控的两大着力点 土地和资金是发展经济的两大重要生产要素。因此,控制土地,管好信贷,是当前中国进行宏观调控的两大着力点。控制土地、管好信贷,增强土地和资金的供给约束,对于有效抑制一些地区和部门的投资冲动,遏制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会达到“四两拨千斤”效果。 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中央政府陆续出台加强土地管理、控制信贷过快增长的措施,效果已经初步显现。当前,最重要的是抓住调控重点,加强调控方向和力度。 一些地方政府靠经营土地筹集了一些资金,大搞形象工程;一些企业用相对较低的成本获得土地,又用土地去抵押贷款;加上银根一度比较宽松,助长了投资扩张的冲动。在投资冲动的驱使下,一些地方一谈发展就是搞征地拆迁、办开发区、上项目、铺摊子,过度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增长。近期陆续曝光的一些盲目投资案例,几乎都具备这些特点。据国土资源部披露的数字显示,近7年来全国耕地减少1亿亩,其中600多个县、市的人均耕地面积已低于0.8亩的国际警戒线。即使在国家实行最严格耕地保护政策的2003年,全年净减少耕地也达253.7万公顷。显然,各地原先征收的土地和开发商手中的土地资源还有很多,只要盘活现有土地存量,不会影响经济发展。 由于银行贷款的冲动很强烈,因此,要给经济降温,控制货币信贷过快增长是必须采取的调控手段。在控制信贷规模方面,央行只是提高存款准备金率0.5个百分点,而全年信贷新增总规模2.6万亿元不包括外汇贷款的调控目标并没有改变。只要正确把握信贷投向和规范信贷行为,把重点放在严格控制新开工项目上,那些符合国家产业政策、有市场、有效益的企业对流动资金的正常需求完全能够保证。 总之,中央政府针对当前的经济形势作出的宏观调控决策是非常及时的,采取的调控措施也是非常必要的。但要从根本上消除我国投资波动的深层次原因还得依靠观念转变、市场化改革和政府职能转变,从根本上消除投资成本软约束。观念转变最主要的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把GDP作为区域发展考核的主要手段,引导区域之间的理性竞争;市场化改革的重点是投融资体制改革和金融体制改革;而政府职能转变的前提是加快政资分离,加强依法治国。目前,在宏观调控已初见成效的新形势下,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也要有所调整。在重点整治个别行业投资过快的时候,要注意包括利率、财政赤字等在内的经济政策手段的运用;在运用行政手段的同时,要防止审批经济、计划经济的回潮;在控制钢铁、水泥、电解铝等中间产品的投资规模时,要注意抓住对这些产品产生大量需求的源头进行治理;在治理供给面过热时,要注意控制需求面的过热;在防热的同时,要注意把资源引导到目前还偏冷的行业,特别是那些对均衡可持续发展有重要意义,市场机制又可能存在着部分失效的社会发展、中小企业、农业等领域中去,使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真正保持长期均衡的可持续发展。 宏观调控的历史和现实告诉我们,经济转轨时期,我们面临着双重的困难:一方面我们必须保持适当的经济发展速度,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必须兼顾各方的利益分配关系,防止经济失衡带来更大的社会问题。但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利益主体多元化十分明显,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矛盾冲突将日益尖锐,国家及时的宏观调控虽然可以遏制过热的经济增长和经济的非均衡发展,但必然会造成多元化的各利益主体利益分配的不均衡,这又会为下一次经济失控埋下伏笔。改革开放以来的几次经济过热,固然有经济周期的原因,但上述因素也不容忽视。由于市场经济是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分权经济,中央和地方应该进行适当的分权。因此,应加快政府组织结构的改革,理顺中央和地方的政治、经济利益关系,只有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利益分配得当,不同的阶层各得其所,国民经济才会始终处于正常发展的状态。 (作者单位 :北京特华博士后工作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