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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以宾
《中国青年报》21日以“江西丰城形象工程跟政策做游戏”为题报道了丰城新城区的建设问题。
什么叫“跟政策做游戏”？我们看看丰城市市长冷新生的一段话：“如果我们晚了
一年，那么前年我们规划的100米宽的新城大道、80米宽的紫云大道、占地176亩的广场，按照现在的政策都属于严禁和限制的项目。如果现在规划，我们的道路最宽不能超过35米，广场最大占地也不能超过30亩地。”
现如今，具有“跟政策做游戏”之情结的官员并不在少数。这样常常很危险，可能丢乌纱帽或坐大牢，但重蹈覆辙者为何如此之多？官员们的“游戏”情结为何如此浓烈？看来，仅从党性、个人操守上找原因还不够，更应反思“政策”的本身。
能否这样认为：下级政府在与上级政府、地方政府在与中央政府“做政策游戏”的时候，无形中把上级政府、中央政府也置于了游戏者的角色和地位？
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上级政府与下级政府，所处角度的不同决定了利益目标的差异。从一定意义上说，利益的争取和控制本身就是一种“博弈”，而政策以及“政策游戏”每每成为博弈的载体。
政策这种东西从其“运作机制”看，缺陷是很明显的。例如，政策每每单方面地表现政府意志乃至部门意志，如果它未经过民主程序，常常难免主观、片面；政策常常是多变的，是“事后型”的，因“下不为例”而诱发一些人的侥幸心理，从而给钻政策空子提供了方便。
诚然，政策作为社会转型期的产物，有存在的必要性。但是，应该逐步减少其“份额”，取而代之的应该是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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