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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人民日报》7月17日报道，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副组长、扶贫办主任刘坚16日在智力支边扶贫工作座谈会上，向与会的民主党派人士介绍，去年未解决温饱(人均年收入637元以下)的贫困人口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80万人。这是改革开放之后扶贫开发历史上的第一次。
刘坚强调，目前全国扶贫开发的形势依然十分严峻。主要表现在：一、解决贫困人
口温饱问题的速度明显趋缓。“八七”计划期间，平均每年解决600多万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进入新世纪的头两年平均每年不到200万人，去年甚至出现扶贫开发以来首次少量反弹。其中河南、安徽、陕西、黑龙江等省因自然灾害等原因，情况最为突出。四省返贫人口数量超过了200万人。二、贫困人口与其他农民的收入差距拉大。2003年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的收入上限是637元，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是2622元。两者之比为1∶4.12，与1992年的1∶2.45比较，差距进一步扩大，表明贫困群众在发展中处相对弱势地位的问题更加突出。
贫困人口不减反增的原因在哪里(直评)
人均年收入637元，其实是一个绝对贫困的标准。而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03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2003年我国国民经济较快增长，运行质量明显提高，经济活力进一步增强，城乡居民生活继续改善；国内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9.1％，是1997年以来增长最快的年份。与此同时，我国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也保持继续增长的态势。在全国经济形势持续好转的情况下，绝对贫困人口竟然不减反增，值得警惕。
绝对贫困人口数量为什么出现反弹？扶贫办主任的分析着重强调了“河南、安徽、陕西、黑龙江等省因自然灾害情况最为突出”；《人民日报》对此也配发了一篇短评，称“新增80万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既有当年自然灾害的因素，也反映了新阶段扶贫开发面临的新情况”。
不可否认，自然灾害的确会导致一部分受灾人口返贫。但中国一向自然灾害频繁多发，为什么独独去年自然灾害就导致了贫困人口反弹？其实，出现这种情况肯定不仅仅因为自然环境恶劣，还可能是我们的扶贫机制乃至我国局部的社会机制出了问题。
我注意到，《人民日报》这篇报道在网上转载后，网民们尝试着对问题进行剖析，寻找扶贫失利的原因，总结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一是腐败导致扶贫失利，“贫困人口增加是因为腐败群体增加”，“国家的扶贫款被各级政府截留，没用到扶贫上”；二是征地导致新的贫困人口出现，“盲目开发，强征土地，直接导致农民生活水平下降”；三是基层政府工作能力差，不落实中央政策。
应当承认，网民的说法，其实都有现实的事实依据。今年3月25日，联合国驻华机构发布了《中国实施千年发展目标进展情况》的报告，称中国“现在有必要对财政、外来投资、土地权以及医疗经费等相关政策对贫困问题的影响进行分门别类的分析，没有这样的分析，宏观政策便可能在无意间引发贫困，或错失扶贫机会”。这无疑是一个切中肯綮的建议。我们期待着有关部门能够清醒地面对现实，看准我国贫困人口反弹的深层因素。摘编自《中国青年报》7月20日 文/陈旺
扶贫操作需转向高度细致化(观点)
新增贫困人口80万，脱贫数不及返贫数，绝对是坏消息，但不能视之为扶贫事业发生逆转或恶化的信号。通常被提到的因灾返贫、因病返贫、因学返贫以及扶贫、帮困、救灾资金未到位等，确实都是值得重视的问题，但同时也都属常态的问题，不会成为影响大局的根本，否则就很难解释第一次贫困人口不减反增何以未现于从前存在同样问题的年份。
而贫困人口的减速，为什么会呈现出趋缓的规律性？简言之，体制变革、政策支持、开发带动乃至技术进步、教育发展等脱贫的常规性、普适性手段，在贫困人口越多时能起的作用也必然越大、表现出的效果也必然越明显，反之亦然。因此，由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特殊历程及人口因素等特殊国情所决定，脱贫从群体化到细致化是内在的必由之路。
这样的细致化，实质是要求政府面对贫困人口、易返贫人口，要放弃靠一味药普惠他们的思路，应逐地、逐村，甚至逐户地确定具体帮扶责任。因为“面”上的问题已解决得差不多了，现存的“点”上的问题乃是一地一特点、一村一具象、一户一光景，相互差异极大，彼此困境不同，有的尚可“开发”，有的只能“保障”，有的必须“挪移”。摘编自《南方都市报》7月20日 文/祝俊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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