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引进“拉美化”之忧

　　国际金融报特约作者 杨中侠 发自北京

　　税收优惠问题

　　按中国现行税制规定，内外企业所得税法定名义税率都是33%，由于减免税优惠和费用扣除政策的不同，造成实际税负产生很大差别，内资企业所得税率为33%，外资企业所得 税率大约15%，相差一倍多。这种税收上的优惠待遇在引进外资初期曾发挥了重要的积极作用。

　　但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许多行业、产业都逐步放开，内外资企业之间竞争越来越明显，问题自然就暴露出来。最终结果一是税收差异导致竞争上的不平等；二是造成外资企业通过各种避税手段转移利润。特别是在中国加入WTO后，更凸显出目前的税制有违其最基本的平等原则，也不符合世贸组织倡导的自由贸易和平等竞争原则。

　　据有关方面调查研究显示，由于存在大量的税收优惠、税法方面的漏洞以及税收征管过程中的种种不足，外资企业的税收流失现象极为普遍。但因为许多税收流失方式如偷税、避税等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不确定性,相关数据和资料的获取与测算十分困难,要想准确地测估出外资企业的税收流失规模,客观上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实际情况是，多数外资企业一方面连年亏损，另一方面却不断追加投资，扩大经营规模，许多亏损的外资企业的投资增长率近几年平均每年都达到了30%—40%。外资企业的“长亏不倒”，显然不符合市场经济的法则和企业经营的常规，这就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说明不少外商投资企业存在偷逃税或避税行为。外资企业的这种假“亏损”、“零利润”不仅使合营、合作企业中的中方利益受损，更使国家税收流失严重。据国家税务总局统计，外资企业每年至少有1000亿元的税金未能入库，给中国经济安全造成严重危害。

　　近两年，中国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均超过500亿美元，中国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FDI)流入国之一。截至2003年底中国的FDI存量已经超过5000亿美元，占中国GDP的比重超过40%，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世界500强中已有400多家来华投资，领域涉及中国经济社会的各个方面，其影响力越来越大。

　　在FDI对中国国民经济的积极作用日见扩大的同时，就引进外资对东道国经济影响的诸多方面，如技术转移和溢出效应、对国际收支平衡的影响以及依赖性问题、行业垄断等潜在问题，无论目前发展程度如何，都需要我们从新的角度加以研究和思考，以避免危害国家经济安全的状况发生。

　　依赖度问题

　　中国经济对FDI的依赖过重已是事实，据有关报道显示，FDI总量占中国GDP的比重已经超过了40%，大大高于发达国家和亚洲国家和地区。例如，流入美国的FDI比流入中国的大得多，但美国对FDI的依赖程度并没有中国那么高；日本的FDI只占其GDP的1.1%。

　　从进出口看，外商投资企业贸易额高速增长，所占市场份额已过半。2003年，外商投资企业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55.48%。在同样是出口导向型的国家中，这个比例分别是：马来西亚45%、新加坡38%、墨西哥31%、韩国15%。与此同时，外资公司还占据了中国60%的进口份额。

　　在看到进出口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积极影响的同时,我们还应注意其潜在的负面影响。一是在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贸易摩擦不断升级,贸易伙伴国家采取的报复性措施有可能对中国未来对外贸易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二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规模逐步扩大带来的收益汇出越来越大,已经对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可持续性构成威胁。三是由于净出口和外商直接投资发展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为了防范外汇投资风险,大量外汇储备不得不用作美国国债投资,而海外投资总体收益不高。最后,中国自1999年以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连年双顺差,外汇储备增长偏快,以致2003年底中国外汇储备规模已经达到4032.5亿美元,中央银行外汇占款由此迅速上升,造成人民币升值压力。在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继续保持大量顺差的前提下,继续坚持人民币汇率不变很可能要付出通货膨胀上行的代价。

　　金融安全问题

　　在金融开放和引进外资的过程中，如何趋利避害，防止潜在风险，维护本国经济和金融主权，保证经济持续稳定健康的发展，已成为中国面临的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随着利用FDI规模的不断增加，由资本流入导致的资本项目顺差成为国际收支顺差的主体。在以FDI形式流入的资金当中，不乏大量投机性质的“热钱”，“热钱”的流入不仅降低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主动性和有效性，导致外汇储备超常增加，加大了对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不利于保持货币投放和信贷扩张的相对合理，不利于防止通货膨胀，而且还易引发资产泡沫及资产市场的虚假繁荣，从而加剧宏观经济波动。

　　据有关分析，利用外资已经使中国投资收益逆差逐年扩大、经常账户顺差大幅下降和中国GNP小于GDP。1991年—2002年中国累计货物贸易顺差2863亿美元，累计收益逆差1248亿美元，货物顺差的43.59%用于弥补收益逆差。中国收益逆差不断扩大，主要是外国在华直接投资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严重不对称所致。中国货物顺差相当部分只能用来抵消外国投资者投资收益的汇出，说明中国所输出的实际资源有相当多的部分成为外国人的收益而被外国人占有，这大大降低了利用外资的价值及意义。这种状况持续下去，会使中国货物顺差消耗殆尽，从而危及中国国际收支盈余和平衡。

　　近年来，资本外逃现象十分突出，规模也极为可观，一些内资企业千方百计利用外商投资企业的各种优惠政策，通过境外注册“离岸公司”的形式，获得外商身份后回国投资，以此享受与外商同等待遇。如加勒比海地区的英属维尔京群岛、西萨摩亚、开曼群岛等国际离岸金融中心，这些地区对企业注册、管理的法律特别宽松，由此吸引了各国企业纷至沓来。数据表明，今年1-3月这三地对华投资占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金额高达20%，尤其是维尔京群岛，多年来对华投资一直排在中国香港之后，位居第二，而其中有多少资金是中资企业的投资，迄今尚无明确的统计数字，有报道称“有1万多家在加勒比海离岸金融中心注册的企业与中国内地企业相关”，还有称“仅维尔京群岛注册的50多万家企业中，就有近20万家与中国有关”。不论数字是否真实，“离岸公司”的大量出现，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需要，但也带来不小的负面影响。

　　一是国际游资大规模内流对人民币汇率产生升值压力，也严重干扰遏制信贷规模过快增长的货币政策。二是产生潜在金融风险。有的企业为扩大融资规模而又不提高贷款利率，就借助离岸公司将真实负债水平隐瞒；还有利用离岸金融中心对离岸公司的免税待遇，就可以低成本虚增经营业绩。这对于国内而言，在税收、就业和金融服务方面，都是一种损失，部分国有资本也通过这种形式流失掉了。

　　行业垄断问题

　　目前，外商在华投资方式已由过去的合作、合资为主过渡到现在的外商独资和外商控股为主。2003年新批外商独资企业项目数26943个，同比增长21.51%，实际投资金额333.84亿美元，同比增长5.23%；合资企业12521个，实际金额153.92亿美元；两者规模占到当年全部FDI的91%以上。而中外合作企业或其他外商投资方式数量和规模都很小。由于外商独资或掌握控股权的企业越来越多，他们的行为有时不以东道国单方面的意志为转移，在某种程度上会造成企业垄断。

　　据商务部《2004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显示，在轻工、化工、医药、机械、电子等行业中，跨国公司子公司所生产的产品已占据国内三分之一以上的市场份额。

　　由于中国目前《反垄断法》的缺失，国际超级垄断者在中国市场的垄断行为没有相应的力量加以有效制衡，致使有的跨国公司无所顾忌。有调查显示，跨国公司垄断巨头在中国市场的垄断程度逐步升级，不仅垄断市场，还一定程度地垄断了流通渠道。如：微软公司在中国操作系统市场占了大约95%的份额，Intel在中国CPU市场占据大约85%的份额，而思科在中国的集线器、转换器和路由器市场占据60%的份额。这些跨国巨头通过知识产权策略支配合作者，通过排他渠道策略和供货策略控制下游的本土厂商和销售厂商，使竞争对手和中国本土产品无法有效地通过销售渠道进入市场；这些厂商还通过巨额广告费用等手法垄断和控制舆论，控制产业指标，影响消费者的判断。

　　市场流通问题

　　现代流通控制着市场、决定着生产、影响着金融。一国的流通主渠道就是其高速公路，谁掌握了它就相当于掌握了整个经济命脉。这场竞争也决非简单的争夺市场份额和企业利润，其核心是国家利益的战略竞争。

　　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外商投资企业在国内市场上逐渐显露出强大的竞争优势。它们凭借雄厚的资金、技术实力和中国政府的优惠政策，采取“先占市场再寻求最大利润”的策略，集中力量于流通领域，强力挤占中国市场，甚至导致对国内某些市场的垄断，严重影响了中国企业的健康发展。

　　比如中国的商业流通领域，在入世承诺中规定，商业流通业的开放时间为4年，即：到2004年12月11日才取消对外商投资商业企业在地域、股权和数量等方面的限制，而实际是早在几年前，几乎所有世界知名跨国零售巨头都已经大踏步地进入了中国市场，并以惊人的速度完成着跑马圈地的进程，其速度、深度大大超过了入世承诺和我们的想象。目前80%以上的大型超级市场已经被外资占据。

　　技术溢出效应问题

　　技术外溢效应是指跨国公司所具有的产品技术、管理技术和研发能力从外商投资企业内部向东道国企业扩散的效应。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大型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增长很快，外商来源的变化及其投资规模的扩大，对其技术引进行为产生了积极影响，使外商在华投资企业技术水平明显提高，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也带动了国内产业结构的升级和更多的引进先进技术。跨国公司不仅在华投资建厂，同时还将全球性研发机构设在中国，到2003年10月底，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的独立研发机构已超过260户，中国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资研发机构最多的国家之一。引进外资确实对技术进步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外资企业技术“溢出”远远没有达到我们的预期。

　　关于FDI的技术溢出是正是负，迄今为止的研究结论还是不明确的，国外的大多数研究结果并不支持溢出论，而国内学者在FDI与技术转移问题上的态度远较国外学者更为乐观。实际情况是，FDI与本地技术进步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没有一个特定的标准，而我们的外资政策却恰恰是通过FDI来达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目的。

　　希望通过引资来提高民族工业的技术、管理水平的想法是正确的,但也有一定局限性，这是由外资企业和跨国公司的性质决定的。跨国公司对东道国的投资是服从其全球化生产战略的,在不同比较优势的国家或地区分工有所不同。同时，跨国公司的进入在一定程度上也造成国内企业只是一味地引进、模仿别人的东西，甚至形成“只要是国外的东西就是先进的、好的”的观念，从而逐步丧失了自主开发创新能力。

　　以中国汽车产业发展为例，现在的汽车合资企业虽然股份方面我们占多数，但是核心技术掌握在外国人手里。在此，中国出让了大量的市场份额，却没有在付出较大的市场代价的同时获得所需的技术，中国在借助FDI成为制造大国的同时，距“以市场换技术”成为制造强国的目标还有很大差距。

　　资源环境问题

　　利用外资与资源环境虽然没有十分密切的关系，但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引进外资的同时也将消耗大量不能进口或不可再生的资源。跨国公司的投资以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势必将劳动密集、自然资源密集、污染密集的产业移入中国，最终加重中国的生态环境问题。尤其一些地方政府及领导盲目追求招商引资的“政绩”，重引资数量而忽视引资质量。

　　对此相应的代价是，对不能进口或不可再生资源的大量消耗和对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使我们引进外资战略的可持续性大大减弱。如果不注意到这一点，中国的引进外资战略将不是一个可持续发展的国家战略。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