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尔舍夫斯基的忠告

　　本报记者 黄一琨 北京报道

　　6月29日出现在北京的巴尔舍夫斯基女士一定怀念1999年11月15日的那个下午，在北京原外经贸部大楼里闪光灯和香槟的河流。

　　就在那一天，中国和美国之间经过一轮六天六夜的谈判签订了中美世贸谈判双边协 议，这一天也是巴尔舍夫斯基女士职业生涯的最高峰。她的办公室里至今珍藏着《纽约时报》赠送的当天报纸的金属版，她与中国谈判对手们庆祝的照片同样出现在中国报纸最重要的版面。

　　五年以来，她始终是中国民众最熟悉的美国贸易官员，她这个带有斯拉夫民族风格的拗口的名字依然比其后的坎特、埃文斯、佐利克更为深入人心。为此，当她以一个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的身份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人们对她发问的兴趣点依然集中在双边贸易上。

　　就在6月28日，英国《金融时报》得到了一份欧盟委员会的机密报告。这份长达15页的过渡性评估报告显示，欧盟“承诺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但中国政府迄今只满足欧盟制定的五个标准中的一个。这条标准是其中最不重要的——“在与私有化相关的企业运作中没有政府引起的扭曲现象”及“没有易货贸易”。

　　欧盟认为中国经济受国家干预太多，法治不强，公司治理不佳。《金融时报》说，这意味着欧盟将拒绝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国家地位。

　　于是，中国媒体需要从巴尔舍夫斯基女士那里讨个说法。人们应该记得，在巴尔舍夫斯基与中方签订的中美入世协议第15条反倾销和补贴方法条款中，明确规定“美国和中国同意美方将来碰到反倾销个案时可以维持美方现时的反倾销方法(把中国视为非市场经济国家)，而毋须遭遇法律挑战。这个条款在中国进入世贸之后15年内维持有效。”有了巴尔舍夫斯基女士和美方的垂范，在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第15条确定补贴和倾销时的价格可比性时，也做了内容大致相同的规定。

　　这正是中国彩电、打火机、纺织品生产商们麻烦的开始。商务部研究院高级研究员马宇说，“市场经济”这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语汇刺痛了中国官员和民众，人们不明白为什么经过十五年的艰难转型，中国依然没有资格在国际舞台上作为一个市场经济体出现，人们也忘记了“市场经济地位”本来只是中国企业在应对反倾销和反补贴时的一个专业问题，现在却似乎演变成了是否承认中国改革开放成果的问题。

　　“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不需要别国承认。”6月18日，巴尔舍夫斯基当年最强有力的谈判对手龙永图说，“市场经济制度是中国自己的主动选择。”这位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时的首席谈判官说，这在中国“入世”谈判结束后就已明确了，不需要任何人重新确认。

　　“我同意龙永图先生的看法。正如俄罗斯一样，是否拥有市场经济地位取决于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政府。”巴尔舍夫斯基说，“只不过我和龙先生的表述角度不一样。”

　　“在你得偿所愿的时候你需要小心。”她说。当中国获得了市场经济地位之后，中国企业将同时遭遇反倾销和反补贴的诉讼，而且波及范围会更广，后果更为严重，“任何出口行业都会被涉及”。

　　“中国的任何行业，只要存在着政府扶持，有国有企业控制，(在将会到来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双重打击下)都将是脆弱的。”

　　“中国得到市场经济地位，会在应对倾销诉讼的时候减少损失，但这种收益会被获得市场经济地位后随之而来的补贴诉讼时的损失所抵消。”

　　这是五年以前与中国的部长们逐字逐句讨价还价、逐部门逐行业争夺的贸易谈判专家的意见。但是贸易与政治之间天然的联姻使得这样的意见少有人能接受，双边贸易问题从来都是一种最为有力的国家间关系的谈判工具。

　　“反补贴诉讼针对的对象是政府，而反倾销针对的是产业界。”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研究员张静春说。她认为，当中国被认为是非市场经济国家时，产品价格不能正确反映成本和市场供求关系，因此不能被视为正常价值，同样也难以使用反补贴的手段，巴尔舍夫斯基的看法在理论上是合理的，但是另外一个值得注意的趋势是，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动用针对政府的反补贴手段已经越来越少见了，反倾销诉讼依然是中国出口部门的心头大患。

　　中国商务部的官员则抱怨说，所谓“市场经济地位”只是一些出口行业自己的事情，现在却上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巴尔舍夫斯基的继任者们也敏锐地感受到了中国同行们的焦灼感，在吴仪总理赴美参加中美商贸联委会时，他们出人意料地提出愿意与中国建立工作组，审议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问题，这令没有准备的中国商务部官员有些吃惊。

　　这种焦灼感也在美国存在，巴尔舍夫斯基承认。制造业进行着痛苦的产业调整，巨大的对中国贸易逆差，外包带来的白领工作向海外转移，“这些跟贸易部门关系并不大，但是人们都在抱怨贸易。”

　　与美国前商务部长米基坎特一样，巴尔舍夫斯基说，中美之间的贸易摩擦必将不断增加，这是两个大经济体之间必然会发生的事件，正如美国与日本，美国与欧盟，美国与加拿大。2002年，中国已经超越日本成为对美最大的出口国，与此相关联的事件是：

　　1980年代，中国决定不再与亚洲邻国的工业化和社会发展相隔绝；

　　1992年，中国与韩国之间关系正常化，双方从此成为对方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

　　1990年代中期，台湾当局开始决定消除对投资大陆的限制；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的镇定表现使其成为了亚太经济的政策制定者；

　　1999年，巴尔舍夫斯基和她的中国同行共同开启了中国加入国际多边贸易体制的序幕；

　　五年以后，她的中国朋友龙永图正在承受巨大压力，一些中国企业领导人指责某些领域当初签订的入世协议开放度过大，民族企业得不到国民待遇。

　　2000年，在华盛顿经济俱乐部的讲话中，美国贸易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说：“与中国达成的协议是广泛的、全面的，中方做出了单方面让步(one-way concessions on China＇s part)，美国在服务业、工业品和农业方面打开了中国市场。”

　　“这不是一个单方面的让步。”四年以后，律师巴尔舍夫斯基说：“别忘了WTO代表的实质，公平、透明、减少政府管制。中国政府那时候需要外国投资，这就需要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内部制度。中国已经加入了很多国际组织，他们都有自己的规则。”

　　“中国的转型将是自1860年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崛起以来最重要的事件。”巴尔舍夫斯基律师依然像一个政治家一样描述事件，作为这一过程的参与者和见证者，她所在的律师事务所正在北京筹备办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