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无为而治”

　　纵观国际银行卡市场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知道，最早发行信用卡的机构并不是银行，而是一些百货商店、饮食业、娱乐业和汽油公司。为了招徕顾客，推销商品，扩大营业额，它们有选择地在一定范围内发给顾客一种类似金属徽章的信用筹码，后来演变成为用塑料制成的卡片，作为客户购货消费的凭证，开展了凭信用筹码在本商号或公司或汽油站购货的赊销服务业务，顾客可以在这些发行筹码的商店及其分号赊购商品，约期付款。这就是信用卡的雏形。在美国，商业信用卡起源于二十世纪初，比银行信用卡早了将近半个世纪。因此， 在美国，提供信用消费是商家增加消费者购买需求的重要手段，商户在观念上自然而然地把信用卡的交易成本列为营销费用和财务费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不是把银行卡支付成本理解成对商业利润的茧蚀。

　　尽管如此，美国银行卡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诞生，到八十年代普及、九十年代的高速发展，还是走了整整四十年的漫长道路。可见，在完全市场化的环境中，银行卡产业的逐渐形成、发展是一个缓慢的过程。

　　而中国的银行卡产业从1993年金卡工程启动，到2003年银行卡实现联网通用，十年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半个世纪走过的路程。政府的政策引导和行政推动在中国银行卡产业的形成和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这种超常规的发展速度相应也带来一些客观的冲突和矛盾，最近发生在深圳的银商之争现象就是矛盾和冲突的一个典型表现。

　　一方面，在产业规模效应尚未完全形成，银行的投入和成本相对较高，据不完全统计， 2003年美国银行卡的卡均交易额为2970美元，每家收单机构的平均终端拥有量为51.8万台，服务商户数量为25.4万家，规模经营是产业成本不断下降的根本因素。相比之下，国内银行卡的卡均消费交易额只有504元，收单机构管理的终端数量最高不过1万多台，大多数地区只有数千台，每家收单机构服务的商户数量从几百家到数千家不等。中国的银行卡产业还很“幼稚”，发卡银行和收单机构的运营成本比国外高得多。在成本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商户手续费确实降无可降。

　　另一方面，中国的零售商户也很“幼稚”。据统计，国外商业零售的平均毛利率是20.56%；净利润率平均水平为2.22%。而中国连锁百强的毛利润率只有是12%左右，平均净利润率不到1.5%，以巨型连锁超市沃尔玛为例，2000年，沃尔玛在中国采购100亿美元，但这些中国产品却创造了270亿美元的销售额，其规模化和全球化采购带来的成本优势，令中国零售企业望尘莫及。

　　在中国成为世界大工厂的时候，中国的零售商往往能够从近在咫尺的生产商进货，而且内资零售商的员工工资也比外企员工的工资低很多，但毛利和净利润居然都如此之低，完全和其经营规模、管理手段的效率有直接关系。正由于与外资零售商相比，中国商户目前还处于明显劣势，期望在刷卡手续费上减少一些支出，向成本要利润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既然银行、商家各有苦衷，要完全靠双方的妥协来维持利益均衡，要么银行卡产业放慢发展的步伐，在规模小、成本高的泥泞路上多走几年，要么商家失去鼓励消费者刷卡支付的积极性，能拒且拒。无论哪一种，都不利于中国银行卡产业迅速做大规模，降低成本，也不利于商家积极配合银行卡的普及，减少现金支付带来的种种弊端。

　　推动银商共同走出艰难的产业发展瓶颈，最有效果的力量来自于政府。产业政策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发展方向，推动产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

　　国际经验表明，一些新兴国家的银行卡产业之所以能够实现超常规发展，与政府产业政策的导向及其推动作用是分不开的。

　　在韩国，为了控制灰色经济，拉动内需，政府通过公布“行政指引”，强制要求零售、餐饮、宾馆行业的商户受理银行卡。上述行业商户若不接受银行卡，将作为税务检察的重点对象，必须接受严格的税务审计。与此同时， 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鼓励商户受理银行卡。例如，受理银行卡的商户，可享受消费税退税政策(税率为2%)，单个商户的年退税额上限为500万韩元。在一定程度上抵补了刷卡交易手续费的支出。

　　在阿根廷，政府采取了财政补贴、返还刷卡手续费等措施，支持和鼓励商户，尤其是中小商户受理银行卡。例如，政府向租赁了POS终端的中小商户提供每月30美元的固定补贴，鼓励它们布放POS终端。同时向刷卡交易量大的商户定期返还一部分手续费，对于小型商户，阿根廷政府甚至采取了完全返还商户扣率的措施，来鼓励商户受理银行卡。此外，政府还定期的举行商户受理卡片抽奖活动，倡导银行卡支付，提供经济透明度。

　　反观在深圳的银商风波中，政府始终处于谨慎的“关注”状态。固然，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政府协调和管理职能面临着手段和方式的调整，行政干预手段逐渐退出，让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协调各方利益，政府通过规则制定实现“无为而治”， 但“无为而治”不等“不治”，相反，“无为”是一种“治”的手段，即根据市场经济的客观发展规律去引导，去推动，从行政干预到市场化调控，政府面临的是管理手段的改变，而不是管理角色的简单退出，把“无为而治”理解成“不治”，即现在的“不介入”、“不干预”，是对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的误解。

　　如果用简单的四个字来概括政府在社会经济及产业发展中应该发挥的作用，那就是：“抱残守缺”。所谓“抱残”即保护利益冲突中弱势群体的基本利益，从而维持不同利益集团的均衡和社会的和谐发展，就银商风波而言，这里最需要保护的是出于被动和弱势地位的消费者。所谓“守缺”，就是必要时政府应用其掌握的公共资源来协调社会各方的利益冲突，化解或者缓和矛盾，推动事态往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方向去发展。就银商风波而言，应该是利用税收减免或财政补贴的政策鼓励商户受理银行卡。

　　因为银行卡支付的普及，不仅给银行、商户带来一定的经济利益，同时对整个社会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具有深远的积极影响，首先，银行卡提供的支付便利和消费信贷在一点程度上可以拉动消费增长，从而给国民经济的健康增长带来需求动力；其次，银行卡的普及有利于提高社会经济透明度，杜绝偷税漏税现象，扩大税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第三，银行卡交易可以提高公款消费的透明度，减少贪污、腐化现象。因此，从社会效益来看，普及银行卡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一项社会工程，政府理应承担相应成本，目前，剔除大宗交易，刷卡消费仅占社会商品零售总额的4.5%左右， 中国的银行卡要真正走入千家万户，还有待于社会观念和消费习惯的转变。政府适当的政策倾斜将有力促进各方齐心协力，突破规模瓶颈，降低用卡成本，使商户、银行、消费者等社会各方随着银行卡产业的快速发展，共同分享收获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