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监会调研沿海“合会” 民间金融出路求解_国内财经_财经纵横

银监会调研沿海“合会” 民间金融出路求解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6月30日 08:21 21世纪经济报道

　　本报记者邹愚

　　深圳报道

　　2004年6月中旬，福建、广东、浙江以及厦门三省四地银监局均收到了中国银行业监督委员办公厅6月10日签发的一份通知这份名为《关于对沿海地区地下金融组织“合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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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情况进行调研的通知》的文件，要求四地派出机构调查辖区内的民间合会情况，并在6月23日前统一上报。

　　银监会之所以介入调查，是由于国务院办公厅的一份文件指出，我国东南沿海的民间合会盛行，如果出现崩盘，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因此要求监管部门了解相关情况。

　　一个事实是，福建省福安市一个涉及金额达25亿元的民间“标会”(也称合会，以下简称“合会”)的崩盘，直接影响到近65万人的生活(详见本报6月17日报道《福安25亿民间标会崩盘调查》)。

　　作为东方国家特有的经济合作制度，有一千多年历史的合会何去何从？由此引发了人们对于民间金融的更深层次的思考：是任由民间金融一次次试错，还是让行政力量介入，给它指定方向？所有这些，都在求解当中。

　　法规缺失

　　在学界和媒体关注之前，合会的状况始终是一个谜。

　　“其实，我国的合会在浙江、福建、广东和台湾均很普遍。”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冯兴元介绍，冯是国内最早对民间合会进行系统性研究的学者之一。

　　消息人士指出，银监会将调查重点放在浙江、广东及福建三省，可能是因为此三省经济较发达，民间资金充裕，民间合会的历史悠久。

　　“我们正在调查当中，目前还没有具体的措施出台。”银监会政策法规部的一位官员表示，他声称不能透露更详细的内容。

　　实际上，关于合会这种地下金融活动，如何进行有效监管非常棘手。

　　一名政府官员认为：“合会这种地下金融的存在非常普遍，政府根本不可能有足够的精力去一一限制或者监管；但是由于合会又极易演变为投机行为，从而引发金融及社会风险，比如福安这种合会，一旦崩盘，所牵涉面极大，容易引起社会动荡，政府又不得不介入，扮演救火队的角色。”

　　冯兴元则坚持政府不应该轻易干预民间金融的观点，他认为：“从长远来看，人们对合会的认知与参与属于一个迭代试错的演化过程。”

　　但是，趋利的人们在面对诱惑时，往往选择遗忘过往的教训，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福安的合会在1992年就崩盘过一次，但是在12年后，历史再次上演，而且涉及面更广、遭受的损失更大。

　　冯兴元所调查的宁波M县，在1991年到1992年间也出现过合会崩盘，事隔十余年后，合会又以野火燎原的速度蔓延开来。

　　由于缺乏相应的政策法规指引，合会崩盘后，即使政府介入，在处理问题时也很难做到公正服众。

　　记者了解到，福安的合会崩盘后，地方政府已经着手在清理相关债务。但是普通民众最为担心的问题是：在会首的资产被用于偿债时，参与清理标会的政府官员是否会优先偿还他们亲友的债务，而其他人则血本无归。倘若事情果然朝着这个方向演化，势必又将激化新的社会矛盾。

　　合会功过

　　合会并非一无是处，而是自有其土壤。

　　“在台湾经济起步时期，合会对台湾经济腾飞发挥了重要作用。”冯兴元称。

　　早在日本占据台湾时期，台湾就出现了私营的“互助会”组织，并且开始企业化，设立“台湾合会储蓄股份有限公司”。合会为台湾中小企业的起步提供了重要的资金来源。

　　冯兴元表示，“因为当时银行服务奇缺，投资者不得不救助于各种民间借贷，包括合会。”

　　但是，即使到21世纪，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在全岛设立分支机构或办事处，也未能使合会就此消失。根据2000年6月的Money Guide理财杂志对全岛民众所做的一份理财投资工具调查报告显示，全台湾仍然有高达65％的民众会选择以合会为理财投资的工具。

　　冯兴元认为，合会作为一种民间借贷形式，在解决我国东部地区企业融资方面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民间借贷是一种金融服务，它满足了需方的资金需求。这种资金需求在我国金融管制十分严厉的情况下，无法从正式金融机构那里得到满足。正式金融机构的典型做法是信贷配给，其结果是信贷服务的覆盖面很低，有效金融服务需求不能得到满足。大量生产和消费活动的资金来源仰仗民间信贷。

　　尽管如此，由于其运行缺乏有效监管，仅仅依靠自律和信用维持，一旦有外部诱因刺激，合会就极其容易演变为投机行为。如福安地下赌场的长期存在，使得合会从月会演化为日会，日趋疯狂，最后崩盘，引发了一系列危机。

　　在台湾同样屡屡出现倒会风波。尤其是在20世纪末，倒会风波从台湾南部的美浓镇、彰化县以及桃园县一直蔓延到台北的三重市。各地法院民事诉讼不断，使得靠法院吃饭的律师等业者大发其财。

　　而国内缺乏相关法规，合会倒闭后，参与方缺乏法律工具保护自己的利益，往往通过暴力手段来追讨债务，引发混乱，如福安合会崩盘后，民众普遍产生信任危机，会首遭遇人身报复，社会动荡不安。

　　冯兴元在宁波M县所做的调查亦印证了这一点，随着宁波M县合会崩盘，出现了伤人事件。一些人席卷所标资金潜逃，造成倒会。一些人因为损失严重而自杀，或扬言报复杀人。斗殴事件频频发生。民间金融何去何从？

　　学界认为，面对如水银泻地般的民间金融，疏导永远是第一选择。

　　冯兴元认为，应该允许民间金融的存在和发展，包括合会在内的民间借贷对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发挥着较大的建设性作用，其风险甚至低于正规渠道的金融。在经过倒会风波后，当前合会绝大多数是基于信任和声誉基础，注重人缘、地缘和血缘关系，倚重社会排斥和债务追偿等非正式机制，因而安全性比较大，违约率比较低。

　　合会的产生和民间金融需求旺盛，与正式金融压制严重不无关系。因此，政府应该通过扩大正式金融的供给，满足百姓对金融服务的有效需求，自然平抑和挤出包括合会在内的民间借贷。

　　对于合会实行适当的“秩序化”未尝不是一个出路。我国的合同法和当前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民间借贷的司法解释基本上可以对合会实行适当的“秩序化”。

　　“通过立法和征税，是可以考虑的手段。”冯兴元表示。

　　如台湾把合会写入民法，规定了合会的运作框架，对其传统上容易导致金融风险的部分内容作了限制性规定，从而使得合会成为一种低风险的民间理财工具和金融服务工具。

　　至于考虑对合会交易征税，这要求政府设计一些降低征税成本的机制。在合会交易比较集中的地区，交易本身可能不是较大的税收来源，但税收本身还可实现另一个功能，即为金融监管当局和政府提供合会活动的信息。但是征税成本相对较高，因为合会成员人数有限，合会也不是永久性组织，没有人会有向政府主动披露合会活动信息的激励。政府也缺乏信息对称性，从而难以采取相应行动。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银监会官员表示，合会的不断出现，恰恰说明正规金融所存在的问题，加快利率市场化以及正规金融机构的改革，加强对民间金融的引导，使其趋利避害，乃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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