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走出“活乱”循环怪圈

　　宣晓伟

　　5月份的数据陆续出来后，看起来符合了绝大部分人的心意：投资增速大幅回落；货币供应和贷款增幅下降；价格水平轻微回落；而同时消费继续平稳增长；对外贸易增势不减；国民经济保持快速增长。

　　面对同一组数据有不同看法理所当然。主流声音当然来自高层，在肯定了宏观调控的成效后，面对目前煤电油运供求关系仍紧张的局面，“宏观调控不可放松” 自然成为管理层的主要基调。

　　目前不同的声音依然是微弱和零星的，在他们看来，2月份时固定资产投资增速是53%，而只过了三个月，这个值就降到了18%，4月份固定资产增速比3月份增速下降8.8个百分点，而5月份居然比4月份又下降16.4个百分点，如此投资增速下降与其汹涌飞涨的速度一样可怕，甚至更为有害。

　　在工业生产和货币信贷方面，经济放缓的趋势同样明显和急速。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宏观调控效果的显现存在时滞，当前经济趋缓的情景更可能是前一段时间调控紧缩的结果，那么随着最近紧缩政策的频繁出台，新政策的效果还将在未来几个月内陆续展现。由此看来，目前的政策取向不是要不要继续保持从紧，而是是否需要立刻出台鼓励性政策以防经济一下子冷得过快。

　　一边是各地区纷纷拉闸限电，用电供需矛盾因夏季用电高峰的来临将达到白热化状态，而运输、能源、原材料供需将同样紧张；另一边是经济增速已经快速趋缓，一旦措施失当就有可能扼杀好不容易起来的增长势头。作为宏观调控政策的制定者和实施者，也许会感慨要圆满完成任务所需的平衡感比走钢丝的杂技演员还要巧妙。

　　改革已经进行二十多年，但中国的经济运行似乎总也走不出“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怪圈。我们已经到了“完善市场经济”的阶段，然而宏观调控者却仍然在一会儿防过冷、一会儿防过热；时不时需要“果断有力、适时适度”出击，充当救火队长角色。 中国经济增长的高速度经常被人称道，然而这种高速增长一直伴随着经济的剧烈波动却往往被人忽视。虽然任何经济运行都会产生波动，但中国经济的起落幅度常常非常剧烈，有人将之形容为“通缩通胀一线天。”当大家看到5月份数据时都轻轻地松了一口气的时候，在关于宏观调控是否需要放松、是否需要加息的争论尤酣之时，也许我们更需要问的是“中国经济为什么总在‘活乱’循环中打转？宏观管理者究竟该做些什么才能避免总是充当救火队长角色”？。

　　虽然中国二十多年的改革一直是“摸着石头过河”，但其中的主要逻辑一直是清晰的，那就是“放权”以调动各方积极性，从而增强经济活力。这个“放权”包括政府向个人放权、政府向企业放权、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政府向个人“放权”产生了农村联产承包制；政府向企业放权导致一系列国企改革；而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放权则产生了财税体制等一系列调整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关系的相关改革。二十多年改革的结果是大大削弱了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参与程度，削弱了政府对其他经济主体的控制力，尤为重要的是削弱了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的控制力。中国经济确实已向市场化方向迈出了重要步伐。

　　然而，中国社会从总体看依然是政府主导型社会，中国经济目前也仍然是政府主导型经济。

　　这样一个判断具有多方面含义：首先，政府还控制着一些重要要素(资金、土地、能源、水等)的价格以及相关企业，然而这种控制并不是在各级和各地政府间平均分配，各级和各地政府的成本收益也往往不对称，而这种成本收益的不对称往往造成政府之间博弈的囚徒困境；其次，中央政府削弱了对经济的控制，而各地政府参与经济的热情随着制度的变革却空前高涨。政府主导型经济不仅意味着中央政府依然对经济保持强大影响力，更表明地方政府已经在经济运行中扮演重要角色。但不论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都需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各级、各地的政府无不是在经济发展上殚精竭虑。政府主导型经济还体现在政府对经济运行的影响不仅广泛、而且深远。

　　在上述制度安排下，各级地方政府不仅有独立的利益诉求，而且政府主导型机制使其有了实现这种诉求的可能，从而使各地方经济发展之间的激烈竞争成为中国经济运行的奇特景象，这样的竞争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各地方政府间的竞争。

　　这种竞争无疑是中国经济活力迸发的重要源泉之一。然而这种竞争也使得地方政府之间存在着巨大利益冲突。

　　由于中央政府站在全局角度，往往会限制地方政府在竞争中使用有背于全国利益的手段，这种利益冲突就常常转化为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冲突。

　　简而言之，分权改革产生了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分化和冲突，而这种分化和冲突在政府主导经济运行体制的催化下，就很可能演变成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的一场“战争”，从而产生上述的“活乱”循环。从最近一次的经济波动就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一逻辑。

　　汽车、住房的产销两旺带动了钢铁、有色金属、煤炭、电力等行业的上升，也造成了经济节节攀升。这种回暖应该说是经济自身运行的逻辑所致，各类企业必然想挤入利润回报相对较高的产业。然而这种正常的市场竞争在各地政府之间利益的冲突之下会迅速升级。

　　由于各地政府在经济中存在巨大的干预能力，其会想尽方法支持本地企业参与其中，各种“重复建设”便大行其道。面对如此局面，中央政府自然需要出来说话，放出手段。但现实的利益诉求和对经济的实际控制力使地方政府不愿轻易就范，于是中央的态度和措施就越来越严厉，接下来的故事便成为了 “活乱”循环这个老规律的新版本。

　　如何破解这种“活乱”循环的困局呢？不妨先看一看法制市场经济下政府的所作所为。

　　在这样一个经济体中，政府维护着经济运行的规则和秩序，而这些规则由政府、企业和个人博弈共同制定，政府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和方法对经济加以调控，但这些手段和方法必须经社会共同认可的规则所允许。也就是说政府虽然常常拥有对企业、个人加以处置的权力，但这些权力的运用必须在规则许可的范围内。从本质上讲，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与企业、个人并无不同，也只是经济运行的一个参与者，尽管这是一个处于强势地位的参与者，但它的任何作为也必须受到规则的制约。

　　这给我们解决“活乱”循环问题提供了一个重要思路，即“在经济体中，不仅个人和企业的行为要受到规则约束，政府的任何行为也必须受到规则的制约”。

　　目前我国针对个人与企业的各种约束可谓多矣，然而约束政府的法律却屈指可数，人们往往从法治方面来强调出台约束政府行为法律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其实即使从保持宏观经济运行的稳定性来看，出台这样的法律也极其急迫。

　　在对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都缺乏相应规范的情况下，各级政府参与经济的力度却又如此之深，于是地方政府上下其手，中央政府三令五申甚至杀鸡敬猴就难免每隔一段时间就可能出现一次。

　　中央与地方之间以及各个地方之间存在着利益冲突已是事实，除了重在协调规范各自的利益外，要想让这种利益冲突不至于成为放大经济起伏的催化剂，通过规范限制政府参与经济的程度就成为必要也是紧要之事。

　　再回到当前经济形势，众多的观点都集中于一点，既政府的调控之手究竟该紧还是该松。而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不管眼下政府的调控之手该紧还是该松，比这更为迫切的应该是规范政府这只调控之手，规范政府参与和影响经济的方式。唯此，中国经济才能从根本上走出“活乱”循环的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