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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曙光
“铁本”已经叫停，其结论是：地方政府越权审批，铁本公司违规违法操作，有关责任人正在进行查处。但其彰显出来的问题值得进一步探究。
首先，如何到位地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我认为，所谓宏观调控，就是政府运用财政
政策和货币政策调节经济运行，熨平经济的周期波动，而不是直接干预微观主体行为。
也许有人说，关闭铁本公司是针对它的违规违法行为。不错，铁本上马是有违规违法行为。那么，我们就要进一步分析，这种违规违法行为是怎么发生的？谁是主谋，谁是祸首？铁本应当承担多大的罪责？
在今年第一季度的宏观经济分析报告中，我们曾经明确指出，目前的经济过热是政府过热，而不是市场过热，甚至是市场未热，政府先热。“铁本事件”就是地方政府过热的一个典型案例。
据媒体报导，铁本公司违规违法有两大事实，一是化整为零，分散报批。即采取欺骗手段，把投资100多亿元、占地9000亩(实际占地6500多亩)、建设规模840万吨的大钢铁项目分为七个小项目，分散上报审批。但是，为什么搞成840万吨，为什么分成七个项目，没有人追问。铁本公司最初计划年产200万吨，按相同的比例计算，投资只有23.8亿元，占地也只有2000多亩(实际为1500多亩)，从民营企业投资和经营的理念来看，实际数量可能更少。这样，也许就用不着化整为零，分散报批了。现在建设规模搞成840万吨，虽然不能说完全是、但至少主要是地方政府搞出来的。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改革开放初期，苏南的三个城市苏州、无锡、常州，基本上处在同一发展水平，差异并不明显，无锡强一点，苏州和常州不相上下，但是，经过20年的竞争和发展，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苏州大大超过无锡，无锡又把常州远远地抛在了后边。在这种情况下，出于政绩考虑，常州政府和官员自然憋着一口气。在现行体制下，缩小差距的最便当的办法是上大的建设项目，只要一个大项目上去了，一切就都有了。铁本的规模从200万吨加到400万吨，再翻番到840万吨，就是在地方政府和官员的一再鼓动、劝说、利诱、甚至施压和请求下，一步一步膨胀起来的。另外，现行管理条例虽有投资规模报批的限制，却没有禁止报批以后再合在一起的规定。
二是违法圈地，侵犯农民权益。这个问题也是存在的。这里有一个程序问题。农户的耕地要变成非农业用地，先要经过政府的征用，从集体土地变成国有土地，才能用于工商业目的。没有政府的行动，铁本公司本事再大，一寸土地也拿不到手。如果没有上边官员的首肯和指示，乡镇干部岂敢胆大包天，越权批了那么多土地。至于铁本公司没有给足征地折迁补偿费，致使2000多户农民至今仍然无处安身，这也许有一部分事实。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铁本公司按什么标准补偿？农户真正拿到了多少？这些决定是谁拍板的(肯定不是铁本公司定的)？
其次，如何运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
政府运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是必要的，在目前情况下更是如此。关键在于行政手段应当针对谁，以及如何实施。对于像“铁本事件”之类的事情，行政手段只能用于问责官员和企业的违法行为。
对于铁本公司不一定急急忙忙令其关闭，而是让其存在，然后把各种该由企业负担的投资成本都算进去。比如，专用码头本应由企业投资兴建，地方政府为其代劳，自然扭曲了企业的投资成本；低价批地同样不合理，也应按正常标准收取土地出让金和折迁补偿费；偷逃的税款也应照章收缴；至于违规违法，也应按规定进行罚款。这一切加在一起，如果企业认为仍能盈利，可以让其继续经营或者缩小投资规模继续建设，如果损失太大，无法进一步投资建设，可以提起破产申请，进入破产程序。与此同时，这里计算出来的低估成本和缩小规模造成的损失(包括土地不能复垦等)，就是官员决策失误的代价，应按此对有关责任官员做出相应的处罚，使之承担决策失误的经济责任。这样做，既不存在侵权问题，又达到了行政干预的目的，同时也真正建立起对官员的问责制度。
再次，如何在宏观政策紧缩的同时推进政府改革。
“铁本”的上马，是地方政府、企业和银行三家共同行动的结果，在这个三角关系中，地方政府处于主导地位。而在实行紧缩中，各部门又是各搞一套，借机扩大自己的权力和维护本部门的利益。因此，我们的现状是，一方面，政府掌控着巨大的经济和投资权力，另一方面，政府的管理能力和行政能力又有待提高。如果不改变这种状态，我们将会付出更大的代价。因此，笔者赞同这样的观点，即政府改革是进一步改革的中心。
因此，政府改革的关键在于限制政府和官员权力，特别是经济和投资权力，而最主要的办法和措施是，明确规定政府和官员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建立政府官员的行为规则，并对官员的行为实施公开的舆论监督和司法监督，同时实行真正严格的问责制度。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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