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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及时地出台了包括行政手段在内的诸多宏观调控措施，以促进经济的“软着陆”。但是对于“软着陆”一直缺乏一个科学完整的定义。甚至有人将“软着陆”与“硬着陆”进行具体的指标区分：如果经济增长率低于7%，进出口增长率低于10%，就是“硬着陆”。“软着陆”就是经济增长在7.5%-8.5%，通货膨胀率在3%，进出口增长率保持10%-15%。
但是，这样简单地区分“软着陆”与“硬着陆”仍然有欠考虑之处，因为它忽略了
政府采取宏观调控后，在投资增长率、经济增长率和物价上涨率等实体经济指标回落后，对经济体系中的对包括银行体系在内的其它金融部门所带来的负面的、甚至是破坏性的影响。而这些受到宏观调控冲击的金融部门反过来又会在日后长期地制约经济持续健康地发展，金融体制乃至整个经济体系的免疫系统在宏观调控的大潮之后急剧下降，将这种状况称为“经济爱滋病”也不为过。
要真正实现软着陆，就应采取对包括金融体系在内的所有部门的通盘考虑的宏观调控措施，而“收之桑榆，失之东隅”的宏观调控是不能真正成功地实现软着陆的。
有了这样的标准，我们就可以看出软着陆的障碍所在，难以成功地软着陆的很大问题就在于信贷的“人质”特性上。银行“信贷人质”，通俗地说，就是银行在给某一项目发放第一笔信贷之后，如果不再对该项目追加信贷，同时又没有其它的项目融资来源，那么，该项目就无法产生预期的现金流，银行事先发放的第一笔贷款就沦落为银行新的不良资产；如果项目得以继续开工并得以投产，产生足够的现金流，那么，银行不仅可能会如数收回贷款的本金，还可能会赚回相当的利息。正是这样，企业从银行获得的第一笔贷款就成了它继续向银行申请第二笔甚至第三笔贷款的人质。宏观调控不应当忽视信贷的“人质”特性，相反，真正成功的软着陆宏观调控是应当在积极解救“信贷人质”的前提下，促进投资增长率等平缓地下降，而不是不顾“人质”安全而全副武装地击毙“人质”绑架者。
在这次的宏观调控中，信贷“人质”现象应引起我们更多的关注，它对宏观调控的影响是深远的。首先，信贷“人质”可能使令行禁不止，直接挑战中央宏观调控的权威性，削弱宏观调控的效率；第二，如果在宏观调控中不顾信贷“人质”的安全而采取急剧的调控措施，银行体系将会为此付出惨重的代价。正因为有了以上两点，第三，信贷“人质”为增加借款者和贷款的商业银行与政府在宏观调控中讨价还价的筹码，使它们针对宏观调控而博弈的道德风险更加严重，从而越可能产生过度负债。所以减少信贷“人质”现象，对提高宏观调控效率和成功地实现软着陆有着极为重要的作用。
本质上说，信贷“人质”是金融脆弱性的表现之一。金融脆弱性是指，在项目投资中借款者的净财富占投资总额的比重很低，较高的代理成本会使投资项目流于失败，从而给银行带来不良资产，危及金融体系稳定。在项目投资中，借款者的净财富越低，他们与贷款者的利益相差越大。当借款者比贷款者对项目拥有更多的信息，或者能够采取不能被观察到的行动来影响项目回报的分配时，更高的激励不相容就会增加投资的代理成本，代理成本随着经理人员的净财富在项目投资中所占的比重上升而下降，股权合约融资提高经理人员的净财富在项目投资中所占的比重，有利于金融的稳定。
对于高度依赖于间接融资的中国经济而言，信贷“人质”恰恰会增加借款者的道德风险。如果借款者投入到项目中的自有资金越多，那么当遇到紧缩性的宏观调控时，借款者的自有资金与银行信贷都将成为被绑在一根绳子上的蚱蜢。如果借款者理性地预见到这种宏观调控的风险，那么，它们在事前的行为就可能会更为谨慎，也不至于出现投资增长率的“大起”，自然地，过于猛烈的宏观调控措施也无必要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减轻信贷“人质”本身就具有平滑经济波动之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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