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模式的战国时代 民营经济发展模式深度分析

　　上海方策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民营经济发展研究课题组①

　　摘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民营经济迅速发展，形成了多种发展模式，其中尤以“温州模式”等最为瞩目，影响最为深远。这些发展模式具备五项本质特征，其发展与区域环境密切相关，需要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才能匹配新的环境，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发展。

　　关键词：民营经济 发展模式 制度创新

　　最近素有“敢为天下先”之谓的温州，九家著名民营集团联合创立了中国首家民营财团——中瑞财团，掀起了升级“温州模式”的热潮。长期以来，提到“温州模式”，人们就会联想到费孝通先生提炼的“小商品，大市场”的图景，直到近两年来，温州产品以优良的品牌与质量逐渐走向世界，温州资本出击全国，人们才发现此温州已经非彼温州了。温州模式的急速升级并不是个别现象，其他各种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在变化的环境中也纷纷进入自我扬弃，变革升级的旅程。这是二十多年来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模式此起彼伏，“争奇斗艳”的一个缩影，也是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战国时代”的延续。然而这些只是表象，对中国民营经济而言，更重要的是反思模式多样化现象的本质，发掘模式背后所潜藏着的深刻的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规律。在此基础上，通过深入探讨模式创新的方法，揭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进一步创新提供理论依据。

　　一、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历程与模式之争的缘起和全家福

　　十一届三种全会以后，中国的民营经济经过二十多年持续迅猛地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与此同时，全国各地民营经济的发展呈现争先恐后的态势，各种民营经济发展模式更是此起彼伏，迅速形成多样化格局，并展开了激烈的孰优孰劣之争。

　　1.中国民营经济的界定

　　鉴于当前国内学术界对民营经济的定义与理解存在诸多争议，故而在探讨民营经济发展模式之前，首先要明确什么是民营经济。从字面上来看，民营经济就是由民间经营的经济，是一种以经营方式来界定的经济形态，即广义的非国营经济。但在本文中，关于民营经济的界定是狭义的，即特指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出现的种种民营经济的具体组织形式，包括私营经济、个体经济、集体合作经济、外资经济等，也就是说，国有国营经济之外的经济形态都属于民营经济的范畴。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本文的主旨在于着力探讨中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模式，因而本文所讨论的民营经济不包括外资经济。

　　2.从四次修宪看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需求

　　中国民营经济之所以得到快速、健康的发展，根本原因之一在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所确立的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赋予其产生与发展所需要的制度环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共进行了四次修宪，每次修宪都一定程度地满足了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需求，促进了民营经济的长足发展(详见表1)。

　　表1：四次修宪与民营经济发展历程

　　　时间 作用 修改内容 所满足的

　　制度需求

　　第一次修宪 1982年 民营经济的新生 《宪法》第十一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城乡劳动者、个体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个体经济的合法性

　　第二次修宪 1988年 民营经济的快速发展 《宪法》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私营经济的合法性

　　第三次修宪 1999年 民营经济的全面兴盛 《宪法》第十一条“在法律规定范围内的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 肯定民营经济的作用和地位

　　第四次修宪 2004年 民营经济发展的新时代 《宪法》第十一条“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国家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并对非公有制经济依法实行监督和管理。”《宪法》第十三条：“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各种经济成份平等(扫除民营经济的制度歧视，获得“国民待遇”)

　　3.模式之争的缘起——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

　　回顾改革开放以来二十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民营经济从形成到逐渐发展壮大，不断在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演绎着种种财富传奇与兴衰之道。透过这些财富传奇与兴衰之道，人们看到了种种特征鲜明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并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加以宣传与推广。

　　模式之争缘起于八十年代中期前后。1982年五届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次以国家宪法的形式明确了个体经济的合法地位，为个体经济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法律保证。民营经济的第一次发展高潮随即风生水起。当时全国掀起了一场关于“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讨论。这是关于在农村发展非农产业以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现代化选择怎样模式的争论。对这两种模式讨论一直延续到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此时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最终确定了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

　　所谓模式之争乃是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多样化的体现，经过对“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讨论，人们发现中国民营经济模式的多样性要远甚于这两种模式。

　　4.发展模式全家福

　　然而，“一波还未平息，一波却又兴起”，模式之争并未结束。一方面，旧颜还未悄然退场，新人已经粉墨登场，更多新兴模式参于竞争。“国退民进”又掀民营经济发展的新高潮。此时，市场环境与政策环境变化，催生了更多的新兴模式，如三城模式、宁波模式、沪郊模式等等。另一方面，伴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进程，各地民营经济之间的竞争领域不断扩大，由单一产业本地市场的竞争逐渐扩大到全国市场甚至全球市场各行各业的激烈竞争。

　　最为著名的发展模式主要有：“三分天下有其一”的苏南模式，“小商品、大市场”的温州模式，“三来一补”的珠江三角洲模式，“电子一条街”的中关村模式，“改制先锋”的三城模式，“政府搭台，私企唱戏”的沪郊模式，以及近几年才兴起的“宁波模式”、由原有模式升级改造而成的“上海模式”和“新温州模式”等等。除此之外，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还有江苏省宿迁县的耿车模式、山西平定县的平定模式、山东省济阳县的孙耿模式、浙江绍兴的绍兴模式、以“小狗经济”著称的浙江海宁模式等等。如此众多的发展模式形成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全景图，如图1所示(图中只显示了主要模式)。

　　图1 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图

　　二、模式之争的实质与各种模式的横向比较

　　1.模式之争的实质——潜在制度收益的获取方式之争

　　改革开放20多年来，风云变幻，英才辈出，各种民营经济发展模式浮浮沉沉，在中国当代经济史上写下了厚重的一页，形成了民营经济史上的“战国时代”。

　　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与更多的缓慢前进甚至倒退的区域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区域民营经济迅速兴起与发展，以至被社会各界称之为“模式”，其背后一定隐藏着“成功之道”。这些成功之道互不相同，它们之间的横向比较，便产生了导致优劣的争议，这便是“模式之争”。本文认为，各种模式道有不同，理则相通，即这些民营经济都获取了潜在的制度收益。制度经济学认为，获取潜在制度收益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变迁方式，即中央政府依靠政策、法律、行政命令以及投资导向来组织和实施制度创新，并把这种行为逐级推行下去；另一种是自下而上的诱致性制度变迁方式，即地方政府或企业在现有的制度约束下，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制度安排和权利界定而自发组织和实施的制度创新。模式之争的实质是不同的潜在制度收益获取方式间的争论。

　　2.各种模式的横向比较

　　通过对各种模式横向比较，更容易看出这种制度收益是如何获取的，也就更接近模式之争的实质，即何种获取制度受益的方式最优。如表2所示。

　　表2 各种模式的横向比较

　　　时期 典型特征 形成基础 民营企业 地方政府

　　制度变迁

　　苏南模式 80年代中前期形成，90年代初期成熟 三分天下有其一 得天独厚的区位环境和历史传统 以农村社区政府为代表的乡镇集体企业为主 地方政府强力干预、直接参与企业组建经营管理 自上而下的体制内供给型强制性制度变迁

　　温州模式 80年代中期形成，90年代初成熟 小商品、大市场 重商主义传统与家庭手工业历史传统 私人独资企业是主要的制度形式，外加少部分合资企业，产权明晰，机制灵活 早期的“无为而治”，中后期的积极引导 自下而上的体制外需求型诱致性制度变迁

　　珠江模式 80年代中期形成，90年代初期成熟 三来一补 毗邻港澳，境内铁路、公路、水路交通非常方便。全区有华侨250多万人，港澳同胞278万人，这些独特的优势，为吸收外来信息、技术、资金、设备等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乡镇企业以及大规模利用港澳资本建立的“三资”企业为主，引进外资的同时引进了先进的管理制度和经营方式 乡镇政府参与或支持创办的，但尽量弱化对乡镇企业的直接干预，而将主要的财力用于基础设施建设 外来冲击--内部回应，政府与企业同时推动的制度演进

　　中关村模式 80年代后期形成，90年代中期成熟 电子一条街，民营高科技 依托众多高校与科研院所，极富智力资源与创业激情 以挂靠在科研院校以及科技园区的民营IT企业为主，缺乏明晰的产权制度和规范的管理制度 参与科技园区的管理，但对单个企业的经营管理则较少干涉 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的制度变迁

　　三城模式 90年代中前期形成，中后期成熟 国有集体中小企业改制 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国有企业的经营状况日益恶化，国家“抓大放小”战略的实施 民营企业具有鲜明的改制企业的特征，即企业制度仍然带有原有的企业制度的烙印， 政府主导强力推动企业改制，在改制以后，原来的政府主管部门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对企业产生干预和影响 自上而下的政府强制型制度变迁

　　沪郊模式 90年代后期初步形成 政府搭台私企唱戏 依托上海，面向长三角，特有的资本、信息、制度、交通、人才优势优势，外加政府的强力扶植 开发区内的由本地及外地的民间投资兴办的私营企业为主，产权明晰，有政府引导。 政府不干涉企业经营管理，而是通过加强外部环境改造以及配套设施的建设，积极引导促成产业集群的形成，来为民营企业服务 自上而下的政府推动型制度创新

　　通过不同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主要时期、典型特征、形成基础、以及该模式下的民营企业的体制及行为方式与区域政府在民营经济发展中的行为与作用等多维度的对比，清晰地刻画出各种模式的个性，以及与模式个性相匹配的不同的获取制度受益的方式，也即制度变迁的方式。不同的发展模式在上述各方面均有较大的差异，其根本的差异是制度变迁方式的不同，这也正是产生各种模式优劣之争的最核心因素。

　　三、模式之争的背后——模式与环境的匹配关系

　　仅仅停留在纷纷扰扰的模式之争，就事论事是不可能深入认识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的。要加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建设，就必须进一步深入研究隐藏在模式之争现象背后的内在规律。

　　1.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究竟是什么

　　“模式”一词已经成为近年来最为流行的经济语汇之一，一般理解为“事物的标准形式”。英文一般称“mode”或“pattern”。美国传统词典的解释为“方式或行为的一种方式、途径或方法；一种特定的形式、种类或方式”。在此本文的理解是“问题在特定环境下的解决方案”。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就是在特定的民营经济发展环境下解决民营经济发展的一系列问题的方式、途径与方法。

　　区域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实质是在实践中探索出来，并被抽象和提炼而成的区域政府与民营企业以及市场的理念、态度、行为方式与方法的总和。如政府制定的产业政策的原则，民营企业的治理方式与管理理念，企业家的战略思维方式，观察社会、政治与经济的视角，区域市场的特征、结构、消费者的偏好、文化习俗等等。将这些看得见的和看不见的理念、态度、方式与方法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有机融合，就形成了特定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

　　区域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内在结构，如图2所示，主要有两个部分构成。模式的行为主体由三个，即民营企业、市场、地方政府；与行为主体相对应的是行为主体所处的外部环境，主要有两个层次五个方面的构成要素，即国家乃至国际层面的政策环境，模式形成时的特定的社会背景，区域经济基础，自然资源禀赋以及区域文化背景等。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就是上述行为主体与环境因素相互作用而形成的一种中观层面的成熟的资源配置方案以及与此方案相适宜的制度体系。

　　民营企业是民营经济的细胞，民营企业发展也会形成典型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不等同于民营经济的发展模式，而是成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一部分，是与特定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相配套的典型的民营企业的资源配置方案的一种。

　　图2 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结构

　　2.民营经济的发展模式为什么会多样化

　　透过纷纷扰扰的模式之争的表象，第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在短短的二十多年的时间内，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会形成如此多的模式？模式多样化现象的本质是什么？

　　制度经济学的路径依赖理论给了我们分析模式多样化的一个必要的启示：区域民营经济的发展模式也可能具有类似“路径依赖”的特征。制度经济学认为社会制度的变迁决定于人类的心理活动和社会习惯，从经济制度来说它的变迁是由社会集团的思想和行为决定的。“路径依赖”指的是人们一旦选择了某个制度，就很难摆脱其影响，惯性的力量会使这一制度不断“自我强化，让你轻易走不出去”。这是因为在一个动态的社会经济过程中，社会经济的各种因素是相互联系、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某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所引起的另一社会经济因素的变化，这是一种因果关系，而当作结果的因素发生了变化之后，又反过来加强最初作为原因的那个因素的变化，并导致社会经济过程沿着最初因素变化的方向发展。

　　区域民营经济的发展路径与该区域的自然资然禀赋、区域经济基础、社会背景、区域人文环境以及国家政策对该区域倾斜有极大的关联性，实在这些外部环境制约下的民营企业、地方政府及市场的理性选择。这些外部环境因素之间、其与区域经济的行为主体之间以及这些主体之间的多方面的多重相互作用而形成的特定的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体系通过在社会经济行为的各个方面的影响作用左右了民营经济的发展方向，而这种发展又立即反过来强化这一制度体系及其变迁，通过这样反反复复的相互作用，最终塑造了稳定的民营经济个性，形成了特定的民营经济的发展模式。正是各个区域经济发展所依赖的环境的不同，导致了区域内政府、民营企业以及市场的行为具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差异性随着与环境的互动，逐渐导致了区域政府、民营企业与市场行为的个性化。通过对两种典型模式的横向比较，这种环境与模式间的相互作用就更是清晰可见。

　　3.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比较分析看区域环境对发展模式的影响

　　在几种主要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中，有两种典型的而又特色鲜明的模式，并且引起了广泛的争论，即兴盛于80年代到90年代中前期的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通过从这两个模式间的几个主要维度的横向比较，不难发现两者在几乎相同的社会背景和宏观政策指导下，由于相差悬殊的区域自然、经济与人文环境，而直接或间接导致地方政府、与民营企业选择了不同的发展路径。详见表3。

　　表3 苏南模式与温州模式的比较

　　　苏州模式 温州模式

　　宏观政策 两次修宪，明确了对民营经济的保护，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更是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前进方向。

　　社会背景 80年代到90年代中前期，改革开放深入进行，民营经济蓬勃发展

　　自然资源 临海平原地貌，自然条件优越，水陆交通便捷，商品粮的主要基地，靠近大城市上海，南京，杭州 临海山区地貌，自然条件恶劣，地势偏僻，交通不便，远离大城市，耕地少

　　区域文化 吴文化的发源地，民众勤勉，灵秀

　　虽然临海，受湖文化影响更深 受瓯越文化的影响，典型的海洋文化特征，吃苦耐劳，勤俭，勇于创新、冒险，受永嘉学派影响，有重商的文化传统

　　经济基础 自古就是鱼米之乡，富庶之地，加之近代工业文明的影响，建国后一些国家的一些轻工业投入，经济基础较好 没有受近代工业影响，建国后也少有国家经济建设投资，资源匮乏，工业基础薄弱，但自古有经商传统以及从事家庭手工业历史传统，商业手工业较为发达

　　地方政府 初期的大部分乡镇企业是由乡镇政府，或者利用原有的集体积累，或者利用政府的动员力量，或者由政府出面向银行贷款兴办的，政府超强干预，使乡镇企业承担了大量社会政策职能和“公共企业家”职能 早期的无为而治，重视市场机制的自发调节作用，中后期的以政策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重视引导民营企业上规模、上水平，积极为民营企业发展提供服务

　　民营企业 典型的乡镇集体企业为主，创业资本源自农村社区范围内的集体投入，党政领导往往在企业担当重任，企业产权模糊，政企合一的治理结构 私人独资企业是主要的制度形式，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产权较为明晰，经营机制灵活，

　　资源组织方式 以乡镇政府为主组织资源的方式，并由政府指派所谓的能人来担任企业负责人 通过市场自发组织资源的成本相对较低，因而主要采取家庭工业的形式配置资源。他们很注意专业化市场的培育，其中的民间资本市场在地区经济发展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市场行为 先工业化再市场化 先市场化再工业化

　　4.顺势者昌——模式背后的铁律

　　在模式多元化现象的背后，是什么决定了区域民营经济模式的生命力呢？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各种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兴起及后续发展历程，不难发现模式之争背后的铁律：“顺势者昌”。“势”就是环境，当一种民营经济发展模式与环境相匹配时，处于这种民营经济发展模式之下区域民营经济就会生机勃勃、繁荣昌盛，反之，当一种民营经济发展模式与当前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不相适应时，如果不能与时俱进，不创新，不变革，该模式就会陷入一种自我发展的“囹圄”，原有的成功之道反而成为阻碍区域经济的发展的绊脚石。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苏南模式的发展历程就是这一结论的典型例证。在80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才实施不久，国家对私营经济的发展采取的是“三不”原则，即：不提倡、不宣传、不抵制。民营企业要发展，必须突破诸多的制约因素，获取有利地发展环境。当时，对民营企业的发展一个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是政府对待民企的态度。政府对民营企业的态度决定了民营企业能否顺利的获取所需的生产要素如资金、土地、原材料、高素质的工人以及企业家等等。为了避开行政制约、政策制约以及所有制差异带来的不便，促进企业发展，苏南地区的民营企业纷纷戴上“红帽子”，以乡镇集体企业的身份组织生产，参与市场竞争。在这一时期，由于地方政府的支持，以及当时整个市场还处于由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转变的过程中，市场竞争并不激烈，因此苏南地区的民营经济基本上处于十分有利的发展环境，迅速成长壮大，苏南模式也日益成熟。

　　然而，当历史前进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特别是92年1月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中国正式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中国的市场化进程提速，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不再会轻易地受到各方面，特别是意识形态上的阻挠。资源配置大权不断的由政府向市场转移。这时，苏南模式的制度优势已经不复存在甚至演变成“制度劣势”，民营企业的“红帽子”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成了束缚企业发展的“紧箍咒”。随着市场化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的不断完善，它与私营企业的制度环境落差逐步消失，其经营机制的灵活优势不断削弱，模糊产权制度的低效率所决定的低竞争力表现得愈来愈明显，长期积累动力不足和掠夺性经营造成集体资产的部分流失，净资产减少，并最终使得苏南模式的资源配置效率缺失，企业面临新环境的挑战。

　　“顺势者昌”的铁律并非是为苏南模式量身定做，诸多模式的发展变革均验证了这一点。民营经济要发展，必须有一整套与所处环境相匹配的制度安排。

　　四、模式创新——与时俱进才能永葆青春

　　二十多年来的民营经济发展史告诉我们，只有采取顺应时势的发展模式，区域经济才能繁荣昌盛。然而，如何才能做到顺应时势，永葆民营经济发展模式之青春？答案只有一个——模式创新。只有通过模式创新，构建新的与环境相匹配的制度体系，才能继续区域民营经济高速发展的神话。

　　1.模式创新的压力：当前的环境巨变

　　从宏观环境来看，经过二十多年的高速发展，当前我国民营经济的发展正处于一个十分关键的转折点，一方面十六届三中全会后，长期困扰民营企业的体制性障碍即将冰融雪消，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新一轮国际产业分工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另一方面体制改革后的国有经济竞争力大大加强，同时我国加入WTO使得外资企业大规模涌入，外资经济的后发优势明显，民营经济同时面临着甩掉了历史包袱，轻装上阵的国有经济与摆脱关税壁垒，实力雄厚的外资经济的双重挑战。

　　从微观角度来看，民营经济的细胞——大量的民营企业的发展也处于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一方面，一大批民营企业经过改革开放初期的蓬勃发展，已经积累了相当的实力，如科龙、美的、正泰等等，“国退民进”给了民营企业大量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相当一部分民营企业产权结构较为模糊、缺乏有效的治理结构、经营管理方式老化、企业家素质亟待提高，再加上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竞争环境变化难以预测，民营企业正面临着严酷的挑战。

　　当前民营经济所面临的这种内外部环境巨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不确定性急剧增加，导致原有的区域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加速折旧”，民营经济发展面临着巨大的创新压力，必须毫不犹豫的实施模式变革与创新，才能续写辉煌。

　　2.模式创新的方法论：与时俱进

　　与时俱进，是江泽民同志首次提出并且郑重地写进了我们党的十六大政治报告。《周易》 强调，“日中则昃，月盈则食。天地盈虚，与时消息”，要求人们“终时乾乾，与时偕行”，做到“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引重致远，以利天下”。这是我国古人观察宇宙的运动变化而得出的结论。同时，与时俱进也是一个科学命题，是时代的强音，是国家发展基本思想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模式创新的方法论。

　　区域民营经济要持续发展，永葆青春，其发展模式就必须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与时俱进的实质也就是创新。模式创新的本质是制度创新。制度是经济活动中的内在核心要素，制度创新是经济活动内生变量的核心。这种创新有两个层面的含义，其一，在国家政策法律的框架之内的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的创新，其创新主体是地方政府；其二，在区域经济发展的制度框架内的民营企业经营模式创新，创新的主体是民营企业。这两个层面的创新是对立统一的，他们之间保持一定程度的相互独立，同时，又通过商会或行业协会来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仅仅一方面创新而另一方面没有及时做出相配套的制度创新或者说没有适当的控制节奏，不根据制度需求而“过度创新”，这种模式创新就不会成功。这是由区域经济的发展模式必需与其所在时空的区域经济发展环境相匹配决定的。

　　3.模式创新的三种方法：谐协、冲突与超越

　　模式创新的本质是制度创新，而这种制度，包括了多个层次多方面的内容，既有法律法规也包含一些道德规范，地方习俗与行为习惯等内容。中国文化乃是一种包容性极强的文化，虽然各个地区的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但这些模式之争中同样包含着模式之间的相互融合。未来模式的创新将更多地是一种融合创新的趋势，本文称之谐协创新 。多样化的管理创新是这个时代的重要特征，美籍学者成中英曾提出“和谐化辩证法”、“冲突辩证法”及 “超越辩证法”的划分，认为三种辩证法显然都存在着管理创新功能，而且对和谐创新的方法作了深入探讨。这种管理创新方法同样也可用于模式创新，并且已经在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实践中得到体现。例如通过对苏南模式和温州模式进行融合而产生了一种更有竞争力的新模式“宁波模式”，就是采取的就是这种创新方式。

　　此外，可用于模式创新的还有两种方法，即依据“冲突辩证法”而产生的“冲突创新方法”，和依据“超越辩证法”而产生的“超越创新方法”。所谓“冲突创新方法”就是通过对现有事物的特质进行分析，找出与现有事物的某部分特质的对立面，形成与现有模式相冲突的新模式。这种方法对于模式创新也十分有意义，其实质是一种逆向思维，通过这种思维方式的转换，能够发现现有模式的诸多不足之处，从而进行渐进的改进。所谓“超越创新方法”，就是对现有模式的某部分或者全部特质在原有基础上进行大幅度提升改造，从而产生一个新的更有竞争力的发展模式。在实践中，这两种创新方法通常结合在一起运用，使原有的停滞不前甚至日渐式微的模式经过革新，重新点燃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的强劲动力。如由“沪郊模式”升级而成的“上海模式”以及不断自我超越而形成的“新温州模式”。

　　4.当前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创新实践

　　在环境急剧变化的今天，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融合与创新成为时代的新主题，一方面，没有人能够继续固步自封，各区域民营企业家以及政府官员相互学习，促成了各种发展模式的相互融合，形成新的发展模式，如“新宁波模式”；另一方面各区域民营经济及时审时度势，在原有模式的基础上不断变革创新，形成新的发展模式，如由“沪郊模式”升级而成的“上海模式”，由“温州模式”蜕变而成“新温州模式”。这些新兴的模式已经初步接受了市场经济的严酷考验，带动了区域经济特别是长江三角洲地区经济新一轮的高速增长，并且这三种模式仍然处于进一步变革与创新的进程中，以释放更大更强更新的民营经济活力。

　　“兼容并蓄”——宁波模式

　　宁波地处东南沿海，南毗温州，北临苏南。通过对国有企业以及乡镇企业的“死企活人”式的彻底地产权改造，在兼容“温州模式”和“苏南模式”的同时，利用计划单列和副省级的行政优势，以及“以民吸外”(即利用已有相当积累的民营企业吸引外资前来合并，以达到双赢目标)，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宁波模式”——混合经济发展之路。

　　“升级换代”——上海模式

　　随着近年来上海乃至整个长三角区域经济的迅猛发展，上海作为国际经济、贸易、金融、航运四个中心的定位的确立，再加上其信息与人才、科技上的比较优势，其巨大的聚集与辐射功能使得全国各地的民间资本蜂拥而至，上海的民营经济也由“沪郊模式”上级换代为“上海模式”。“上海模式”主要特征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民营经济涉足行业广泛。其二、民营经济积极向国有企业渗透。其三、上海市内新生的多块民营经济区，形成市内市郊共同繁荣、均衡发展的局面，使上海民营经济得到良好的整合，对长三角地区其他省市更具吸引力和辐射力。

　　“二次创业”——新温州模式

　　思想开放，勇于创新的温州人，在吸取“温州模式”停滞不前的教训后，总结经验，多方取经，锐意进取，很快便在21世纪初的短短几年间培育了“新温州模式”。所谓“新温州模式”，实质上是民营企业二次创业的一种典型的发展模式，它可以概括为：以观念创新为核心，以现代营销为依托，以理性管理为基础，以规模效益求发展。

　　当前温州民营企业的发展已逐渐突破了原有温州模式那种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限制，从产权制度、管理制度、经营方式、营销模式、经营方向、企业文化等多方面锐意改革，齐头并进，建立起了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摒弃家庭作坊式的小企业组织方式，走向了企业联合、兼并、重组、优化的集团化规模发展的道路；调整了单纯以市场为导向的经营方式，走向了资产经营、资本经营综合发展道路；改变了单纯以小城镇为依托的营销方式，走向了网络营销的道路；职业经理人的引入使企业经营者普遍提高了素质，逐渐造就了一批具有现代智慧的理性思考的企业家。

　　最近温州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创新又出现一个新亮点，即由一些民营企业联合起来，共同出资，组建投资集团，如“中瑞财团”等。其按照在日美大行其道的“财团”经营模式来进行运作，以期望能够提供了资本市场与产业市场的对接通道，打破民营企业的融资瓶颈，平抑经营风险，充分利用民间闲散资本来为国家重大工程建设出力，进一步促进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支持区域民营经济的快速持续发展。财团模式的出现，因应了民营经济内外环境巨变之需，是国民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很有可能成长为未来中国民营经济发展的典范模式。

　　五、结论——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五项本质特征

　　通过对二十年来民营经济发展历程的理性分析，本文认为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本质特征表现在如下五个方面：

　　1.不同的区域可以有不同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然而却有同样的模式结构

　　伴随着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在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上存在着若干种各具特色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形成了模式多样化的局面，并且导致了模式优劣之争。这段时期就可以称为我国民营经济发展史上的“模式的战国时代”。这场模式之争并没有最终的结果，各个区域由于资源禀赋的不同，可以形成不同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也可以按照不同的模式发展。虽然这些模式各不相同，但是他们均具有相同的模式结构，即以市场、民营企业以及地方政府三者为核心构成的模式的行为主体，以及由区域文化、区域自然资源禀赋以及区域经济基础这些中观环境因素以及社会背景与国家宏观政策这些宏观环境因素构成的与行为主体相互作用的模式外部环境。

　　2.区域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四个阶段：初步形成、发展成熟、衰落老化、变革创新

　　透过模式之争的纷扰，理性的分析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变迁历程，不难发现，任何一种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初步形成，无不是一个依赖于其初期的资源禀赋以及社会经济与人文基础，选择匹配当时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最优途径的过程；模式的发展成熟则是在这些因素的“循环积累因果原理”的连续的“正反馈”作用下的一个自我强化和逐步稳固的过程；模式的式微，则是一个沉迷于旧有成功经验的囹圄，固步自封，不能正确认识环境巨变，以顺应时势的过程；模式的创新，也就是新模式的形成，则是一个在匹配新环境的目标导向下的各种模式相互融合与激荡，自我否定与变革升华的过程。

　　这样，民营经济发展模式的一个完整生命周期便浮现在我们眼前，这一生命周期包括模式的基本形成、发展成熟、衰落老化、变革创新(如下图所示)。区域民营经济的发展也正是连续循环的经历这四个阶段的螺旋上升的过程。

　　3.特定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必须与特定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相匹配

　　主导民营经济发展模式涨落的看不见的手即是模式与环境的匹配关系。当一种民营经济发展模式与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以及自然环境相匹配时，这种模式就能得以发展壮大并最终成熟，当该模式无视环境巨变时，处于这种发展模式下的民营经济就减缓增长甚至出现衰退。

　　4.模式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制度创新

　　特定的发展模式只有在特定的发展环境下才能促进民营经济的发展。然而区域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不是一成不变的，因此民营经济要想持续发展，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民营企业，都必须抛弃固定的模式思维，经常评估民营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动，时刻动态的把握民营经济发展的制度需求，与时俱进，锐意创新，不断进取，才能永葆模式之青春，促进民营经济持续发展。

　　5.在当前变革环境中民营经济模式存在多种创新方法

　　模式创新的本质在于制度创新，由于中国文化的包容性，由于社会经济处于一个历史上独特的转型时期，由于区域社会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我国民营经济的模式创新必然呈现多样性，总体上讲包含谐协创新、冲突创新、超越创新等三种最一般的方法。而民营经济的创新实践则更加复杂，在现实中常常可能将这三种方法的结合起来使用，创造更适应新环境的，更有利于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的新模式。

　　总之，当前世界社会政治经济秩序正处于激烈的变革之中，中国社会转型也正进行到最关键也是最艰难的阶段。英国大文豪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第一章中写道：

　　“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是智慧的年头，那是愚昧的年头；那是信仰的时期，那是怀疑的时期；那是光明的季节，那是黑暗的季节；那是希望的春天，那是失望的冬天；我们全都在直奔天堂，我们全都在直奔相反的方向。”

　　这同样适合对当今中国民营经济所处的时代大背景的描述。当今环境的巨变，直接迫使以前种种十分有效的民营经济发展模式走到了变革的边缘，近年来新兴的一些模式也难以适应变化速度日益加快的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环境。“温州模式”到“新温州模式”的变革，给了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一个十分及时和必要的启示——

　　区域民营经济的发展已经走到了二十多年，终将迎来了历史上又一次最关键的转折点，要想持续发展，永续经营，成就中国经济崛起之丰功伟业，就必须在新的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与时俱进，主动变革现有的发展模式，不断创造更有利于民营经济持续发展与民营企业快速成长的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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