黔西千亩核桃树拷问政府诚信

　　种树时 政府宣传动员指导 种树后 六年不挂果无人理

　　记者 谢念 本报贵州黔西6月16日电

　　“化甲村经果林示范服务种植基地”的牌子蒙着厚厚一层灰，高挂在冉孟成家旧房子的土坯墙上，“承办人：支部书记冉孟成”的字样格外惹眼。

　　牌子“叙述”了化甲村25名党员、3个党小组，响应当地政府号召，带领全村群众投工1.1万个，种植1515亩核桃树，于1999年3月建成“基地”的经过，并乐观预言“可望2001年挂果收益”。落款为化甲村党支部，时间为2000年9月。

　　牌子还是那块牌子。然而，在年届60的冉孟成和乡亲们眼里，这块化甲村人曾经的“光荣牌”、“希望牌”，如今却变成了“耻辱牌”、“失望牌”。他们只是心存最后一丝微弱的期冀，懒得动手将它摘下。“你到山上看看，有几棵树见得到果子？人家把娃娃崽崽都拉到我这里伸手要饭吃呀！”尽管已不再担任支书，但冉孟成还是为当年敢于把“政绩”挂到自家墙上的“自信”感到后悔。说这话时，眼眶红红的他颇有意味地用手指着屋内张贴的几张奖状———同是“基地”牌子上墙那一年，化甲村和他获得了上级颁授的“先进党支部”、“优秀党员”等称号。

　　化甲，贵州省毕节地区黔西县协和彝族苗族乡的一个小山村。1997年底，黔西县林业局利用世界银行贷款，在此选点实施贫困地区林业发展项目，并开展了广泛的前期宣传动员，以推动农民积极参与。“县林业局的宣传资料承诺，提供嫁接的核桃树苗及技术服务，第3年起挂果，4至5年开始盛产，由他们包产包销。如果承诺能够兑现，按每亩40株、每株产10公斤算，收益怎么也要比种包谷(玉米)高1倍以上。因此，党员、村组干部带头，乡亲们的热情很快就调动了起来。”冉孟成回忆说。

　　协和民族乡党委书记叶明告诉记者，化甲的核桃种植最初仅规划500亩，由于老百姓踊跃申请，最后放宽到种多少算多少。

　　1998年，一场种植核桃树的“全民奔富运动”在化甲展开，全村共有268户“涉核”，许多人家除了保留少许稻田外，将家中全部土地押了进去，仅冉孟成和时任新丰村民组组长的冉少华就各种了四五十亩，最多的农户种了60余亩。

　　一时间，化甲村成为邻近十里八乡登门学习的样板，只容一辆小车勉强行走的盘山通村公路车水马龙，最多一天，竟有数十辆轿车接踵而来。种植过程中，县林业局的服务也还算到位，一位局领导班子成员坐镇化甲，亲自指导农民规范挖坑。“可是，一阵热闹过后，技术人员的影子就基本上再没看到过，核桃树几乎全靠村民自己‘摸着石头过河’打整。”冉少华说。

　　在核桃树的成长期，农民们普遍采取林间套种玉米、大豆的做法，尽量减少对生活的影响。但他们万万没想到，好不容易等到3年过去，而今又熬了3年，绝大多数核桃树不要说没有挂果，甚至花都不见开一朵，少数“好看的”，也是只开花不结果。

　　与此同时，随着核桃树渐渐长大，一部分核桃林先后进入封林期，林粮套种越来越困难，种核桃的农户开始不同程度地感受到生活困顿。“树把营养全部吸收了，又遮住了太阳，连洋芋(土豆)都没法长！”冉少华带记者钻进他家一片封林的核桃树，用木棍在浓荫下的地里刨来刨去，连连摇头。他家过去一年要打几千斤粮食，现两亩多稻田的收成只能维持一家5口人几个月生计，剩下的日子得靠外出打工的儿子寄钱回来买粮食吃。

　　冉少华并非受影响最重的。差不多把所有地都种上核桃的文第发一家8口人，粮食收成已由常年的6000多斤锐减到不足1000斤，他不得不借了5000多元的高利贷和800多斤粮食。

　　“全村借的高利贷有10多万元，其中最大的债主就放了6万多元。”冉孟成透露。

　　31岁的村委会主任陈永志说：“一般年景，全村要杀一两百头猪，但这两年只杀了几十头。有的即使杀了，也多半是拿出去卖，自己就剩点头头脚脚。人都不够吃，哪有粮食喂猪？”

　　2002年起，日益绝望的村民开始向上反映。他们越来越对核桃树苗的质量抱怀疑态度。前不久刚赴北京顺义核桃基地取经归来的陈永志说：“人家的技术人员说了，嫁接的核桃树苗3年肯定挂果，否则便是假的。”

　　据介绍，化甲村种下的5.8万多株树苗，分别由毕节地区林科所、黔西县林产品公司及个体户等提供。当初，就有约8000株树苗，因为被村民疑为非嫁接苗而在种植前被退回。

　　化甲村种树时的黔西县林业局局长赵荣目前已升迁县政协副主席。她并不赞同村民的怀疑：“当时我们的技术人员检验，是嫁接苗应该没有问题。我个人认为问题出在农民的管理上，水份、施肥等都有关.比如，套种粮食时，许多农民把本应挂果的侧枝给修了。”

　　她同时否认，林业部门对技术指导及核桃的产销作过承诺，“后来退耕还林工程来了，技术力量相当紧张。”

　　化甲村的村民们甚至动过打官司的心思，却苦于没有与林业部门签订的合同作为依据。冉孟成说：“我提过合同的事，赵局长说他们是代表政府在做事，又不是企业，签什么合同。”

　　果然，短暂接受记者采访的赵荣作出了相似的回答。贵州省著名律师程朝华认为，化甲“核桃风波”点出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政策号召应否承受法律约束的新鲜命题。

　　对于黔西县几级党政的官员们来说，来自化甲村的“提示”似乎还不仅于此。

　　陈永志说：“核桃树不挂果，挫伤了乡亲们的积极性，影响了村两委和上级政府部门的权威。如今，我们再提什么调整农业结构的设想，就会遭到奚落：‘捅出黄鳝再说，你们捅出来没有？’大家还编了句顺口溜：‘树上不结果，地上不出粮。听了政府话，农民悔断肠。’”

　　据悉，6月13日，贵州省林业厅由一位副厅长带队，赴化甲村进行了调查。

　　6月15日下午，林业厅下属的省营林总站副站长李宏打电话告诉记者，核桃树长了几年后，要对其是否嫁接苗作出鉴定很难。营林总站将一方面加紧调查树苗的来源，一方面与省林科院、黔西县林业局组成一个技术指导小组，对化甲农民展开相关示范培训，待核桃树挂果时，才有可能根据果实质量等对嫁接苗真假进行较准确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