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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中期后，“中国经济威胁论”在日本逐渐退潮，取而代之的是“中国市场论”；进入2003年，日本则进一步刮起“中国特需”旋风，也就是说，中国经济快速发展迸发了巨大需求，给日本经济复苏提供了稳定支撑，被日本称为一种新的“特需”。
一时间，日本媒体铺天盖地演绎“中国特需”，学者也大批投入“中国特需”研究，中国课题炙手可热，企业更是紧紧盯住“特需”市场，大展宏图。近期，“中国经济过热
”的议论也热到日本，而日本的“热论”则带有一种深切的危机意识。
在日本的议论中，中国经济存在两条出路，既可能是“软着陆”，也存在“硬着陆”风险。风险意味着危险的可能性。日本企业率先对中国经济前景惴惴不安；媒体、评论家又开始诠释“中国经济过热”，预测中日经济关系前景。其中，不乏为日本企业继续利用“中国牌”鼓劲的议论，日本著名经济评论家长谷川庆太郎的“控制中国论”堪称极端的代表。
“丰田时代”已经过去
长谷川大赞日本产品在中国的竞争力：凭日本产品的技术性能和企业巨额研发投资，日本产品将长期占据中国市场。然而，就算从为日本企业鼓劲的角度看，长谷川的观点也仅仅说对了一部分，那就是中国依然是日本企业可以获利的市场。但从现实上看，他忽略了几个重要的新变化，使其观点显得有些不合时宜。
中国市场已经国际化，日本企业在这里面对的竞争对手已不仅仅是中国企业，更多的是欧美韩等外资企业。在个别领域，日本企业可能具有竞争优势，比如数码相机、数字家电、移 动网络等。但即使在这些领域，也并不是日本企业独占：韩国三星电子产品在中国市场占有相当份额，而像诺基亚、摩托罗拉这样的欧美品牌已家喻户晓；在汽车领域，德国大众、美国通用、法国雪铁龙以及韩国现代等企业已在中国生根，“有路必有丰田车”的时代已经过去。在中国市场，“日本制造”的竞争对手已转变为“世界制造”。
中国需求的多元化和分散化，决定了供给的多元化。试图独占市场的战略将付出巨大代价。特别是在网络时代，需求与供给交互影响，需求决定供给更成为市场主旋律。长谷川所说的中国富裕阶层以获取日货为荣耀的说法，显然不合实际。事实上，中国的白领阶层或富裕阶层在购买产品时，既看重产品性能，也据其审美观追求产品的历史、文化内涵；而作为最重要消费群体的年轻一代，也不单纯追求日本产品，比如，中国年轻人拥有的韩国三星手机和国产手机恐怕不比松下、NEC等任何日本品牌少。
正如中国一位投资银行家所说，中国的“杂货铺”依然代表着一种巨大需求。而这种底层的“杂货铺式”需求恰恰是中国需求的基础，也是外资并没有看上的角落。仅此“杂货铺”，日本企业倾其所有也无法控制。这或许是《日本经济新闻》曾描绘的“中国大经济”的“大”之所在。
日货无法垄断“西送经济流”
中国地区发展的先后顺序，形成了巨大落差，这种落差本身在市场内部酝酿着巨大的发展潜力，成为市场内部分工的前提。就像三峡因落差而形成了巨大势能，中国经济的地区差别本身也蕴含着不可估量的经济发展势能。仅依靠东部沿海的资金、技术以及产品就可以形成巨大的“西送经济流”。这既是外资企业的发展空间，更是中国本土企业的发展空间。
在这一落差消除的过程中，长谷川在文中提及的日本建筑机械、钢铁、造船甚至工程设计、咨询等产业确实大有用武之地，这也是中日经济相互依存的良好体现。但并不像长谷川所言，中国的工程一定要依赖于日本的机械和技术。仅在北京周边的山路中，就可以发现奔驰着的大型货车已不再为“三菱”、“日野”等独揽，韩国、欧洲的合资名牌载重车随处可见，甚至已多于日本。
同时，中国本土企业也日趋成熟，企业研发投资和研发实力开始上升。长谷川称，“中国制造的产品适应不了中国需求，比如建筑机械的使用寿命，三台不如日本一台，所以不如直接花三倍价格直接购买日本的产品”。现在，这或许是事实，但这不可能是永远的事实。比如在家电行业，已经历竞争洗礼的家电企业已开始注重研发投资，并将触角伸向国际空间。
竞争中跳出无谓争论
企业活动全球化，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时代已经来临。当前，技术进步日新月异，新技术研发成本急剧上升，任何企业甚至国家都无法单独实现垄断“国际标准”的研发，而是需要多方合作。这种合作不仅是企业间的合作，甚至已经发展到市场间合作。中日韩关于基础软件(OS)、第四代移 动电话及其网络的研发合作就表明了这种合作趋势。因此，中日经济的互补、合作才是中日经济关系的现实选择。
特别是在全球化与区域化并行的时代，整个东亚都在探讨积极合作，走共同发展道路。日本是东亚产业化和经济发展模式的头雁，这一点是历史事实。在今后东亚合作和中日经济关系发展的过程中，日本如何发挥现实的、合理的作用依然至关重要。
中国入世后，中日经济互补和相互依存的深化，正在带动各自经济结构的变化，也将决定未来中日经济关系的变化。东亚两个大型开放经济如何协调彼此的政策，不仅将关乎两国经济的发展环境，更关乎地区的经济发展前途。因此，今后中日经济关系应更强调彼此的经济战略和宏观政策协调，在竞争中求合作，在合作中寻求共同发展，进而承担地区发展的责任，而不是去追问“谁被控制”、“谁取决于对方”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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