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直辖七年：一座山城的喧哗与骚动

　　徐恺

　　1997年有两件事情注定要进入每一个重庆人的记忆：6月18日，升格为直辖市的重庆正式挂牌。之前的年初，西部第一支职业足球队寰岛队落户山城，开始了它一路踉跄的甲A之旅。

　　很多年过后，这支命途多舛的球队的俱乐部墙上，一幅巨大的标语让每一个进门的人都不得不看见：

　　“为了重庆三千万，拼搏呐喊大田湾。”

　　短短的十四个字，让人在一阵怦然激荡之后，又百感交集。

　　公元前280年，秦国派司马错率领十万大军攻楚，一路大捷，移巴郡治江州，并筑江州城。是为重庆为城之始。

　　后隋文帝开皇元年(公元581年)以渝水(嘉陵江古称)绕城，更名为渝州。

　　再500余年，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更名为恭州。宋淳熙16年(公元1189年)，因这里曾是当朝天子宋光宗赵?的遣藩之地，便循例于此置府，号曰“重庆府”，以志双重喜庆。其地遂以“重庆”为名。

　　作为一座城市，重庆迄今已有800多年历史。但是从直辖的第一天开始，有关方面就开始着力为它打造一个新的命名：新重庆。

　　从表面来看，发挥重庆特大城市的辐射作用，建成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高层领导对于直辖重庆所作的这一定位，是对新重庆内涵的最好注释。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这一字之增，打开的何尝不是一座城市潜意识中恩怨与梦想交织的画卷。

　　在城市的历史源流中，作为行政区划的重庆，其在中国的行政版图上的地位几经变换。但是根据可以查证的资料，巴归于蜀的治下历史更加久远。长久以来，不管是从文化传承还是从行政区域来看，巴蜀都曾被视为一体。

　　但是重庆更愿意记取的是这样一些历史：秦朝时期改巴国国都为郡，郡不属于任何行政区管辖，直属秦庭；国民政府时期，重庆为陪都，也是特别市(后改为行政院院辖市)，同时也称为直辖市；建国后直到1954年，先为中央直辖市、后改为西南行政大区直辖市，“西南王”权倾云贵。

　　到后来，这演变成一种说法：历史上重庆曾三次直辖。现在是第四次。这种说法甚至出现在重庆直辖后的《重庆年鉴》之中。其中意韵颇可让人长久玩味。

　　但是从城市心理的角度看，与其说重庆对自己历史的“保护性遗忘”，是为了和原来的省会城市争夺话语权，不如说是一座城市在新的历史机遇面前，遭遇了重新确认身份的迷茫和尴尬。

　　一方面，长久的历史渊源几乎已经从语言、文化、生活习性上将两地融为一体。但另一方面，复兴曾经的光荣与梦想，又迫使着这座城市急于将自己从另一个城市的阴影中区别开来。

　　这种急迫的心情，甚至侵入了最为市井的餐饮之中。在重庆直辖之后，熟食川菜的重庆饭馆，竟然一度正经八百地打出了“渝派川菜”的口号，到后来干脆就直呼为“渝菜”。但至今少有人能为此命名说出一个子曰诗云的明白。

　　与自己的历史搏斗，向明天寻找自己的坐标和命名。在自我撕裂中自我完善，“新重庆”一诞生就遭遇了历史的宿命。

　　要赶往新梦想的重庆急匆匆地上路了。连行政首脑们的来来去去也多少有些匆忙。

　　1997年6月，原在机械工业部任职的北京人张德邻、四川省政府任职的四川南部人蒲海清分别被当选为直辖后重庆的第一任书记、市长，雄心勃勃地开始了将重庆带向“新”里程的航程。

　　把重庆建设成为一个“国际大都市”，不知不觉间成了这个刚刚直辖的城市的雄心。

　　当时的重庆是这样一个局面：面积是京、沪、津三个直辖市面积的2.4倍，人口是前三个直辖市人口总和的83%，所辖区县是前三个直辖市总数的75%，农村人口占重庆总人口的81%。

　　是年，在中组部、共青团中央、中国社科院等单位的支持下，重庆引进39名博士到重庆挂职锻炼。一年之后，其中的10余名博士留了下来。

　　这些从四面八方来到重庆的人才，后来命运的变化和重庆这座城市紧紧地联系到了一起：有的高兴有的郁闷。当然，这已经是后话。

　　这一来自高层的“助威”举动并没有在普通市民中留下多少记忆。多年以后重庆市民回忆，这是一个各种广场纷纷开工的年头。1998年12月底，气势非凡的朝天门广场落成。这一占地5万平米的广场，造型如一艘扬帆起航的大船，劈波于两江交汇之处。

　　其上更刻“朝天门广场赋”，指长江白水而言重庆之志：“贯六峡两江之汇，率九宫八卦之冠，总扼西南之枢纽，遥牵吴楚之群船。”

　　一时之间，广场成为“新重庆”的形象象征。

　　但是，就在广场落成后半年，张、蒲二人就因为班子不和，双双调离重庆。四年任期，刚好差不多走了一半。

　　1999年6月，原在福建任职的湖南人贺国强、原在国家计委任职的江苏人包叙定分别就任重庆直辖后第二任书记、市长。贺国强在履任后主持的相关会议中，多次强调了团结问题。

　　就在贺、包接任重庆党政首脑前夕，三个英雄式的人物正在媒体上被大为歌颂。他们是在火车飞驰而来的时刻勇救老人的小女孩陈渝、在辖区执行公务而英勇殉职的民警卢振龙，与当街行劫的歹徒挺身搏斗的市民文登武。

　　几乎是整个6月，山城重庆湮没在关于英雄人物的街谈巷议之中。这是一个需要英雄的城市。这是一个需要英雄的季节。

　　而这一年注定还有些事件将进入民间的记忆：开年之初，綦江彩虹桥轰然断塌。这座修建不到两年的大桥，断送了40条鲜活的生命。彩虹桥成为豆腐渣工程的代名词。

　　从1999年3月份开始，整顿“三金三乱”的步伐开始加紧。一些风云一时的老板、企业家在金融整顿的铁腕下开始呻吟、逃窜或者低头认罪服刑。一些拿不回自己血汗钱的市民，不时在市政府门口静坐示威，或在主干道上阻塞交通。

　　多年以后一位市政府的官员向记者证实，为了及时兑付老百姓的存款，平息“三金三乱”风波，重庆市政府向中央财政大约举债40个亿。

　　在奔向新里程的途中，重庆，却不得不为自己的过去买单。这就是重庆现实。

　　2002年5月30日，贺国强正式当选为中共重庆市委书记。同年10月，贺、包二人辞去重庆职务调离。原交通部部长江苏人黄镇东、原重庆市副市长重庆人王鸿举分别接任书记市长职务。

　　黄的到来，带来了重庆市交通规划的第三次大调整：从当初区域性的骨架公路网络的构想，提升到了“水陆空齐头并进，全力打造枢纽重庆”。

　　对于在自己梦想路上匆匆兼程的重庆来说，这一规划的调整，便具有了超越物理交通的象征意味。

　　三任首脑，三次规划，过了七年。“朝天门”号的船长大副上上下下，水手依然。通向新重庆的道路，在穿山越岭之间延伸。但是“总扼西南”的雄心，依然还只是在朝天门广场的石碑上朝风暮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