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商对峙不能阻挡刷卡消费

　　据记者观察了解，关于刷卡消费问题的“银商之争”由来已久。今年年初，为迫使银行降低手续费，成都国美电器已率先对刷卡消费说“不”；紧接着，上海永乐家电也出于同一目的对刷卡消费亮起红灯。而深圳此次的银商之争似乎更为引人关注，不少人将之称为是“银商摩擦的一次大爆发”，而部分商家与银行的“声援”行动，更凸显了“银商对峙”问题绝非深圳独有。

　　记者近日从北京的几家百货商场、超市、家电和家居专卖店了解到，绝大多数的北京商家对深圳同行看似“极端”的举动表示理解，并声称问题并没有真正得到解决，它就像一颗埋下的“定时炸弹”，迟早要爆炸。

　　1%手续费不高

　　“在北京，超市的毛利率普遍为9%至10%，净利高一些的企业在3%至4%，不少则为1%至2%，如果再收0.5%至1%的银行手续费就显得不太合理。”北京物美商业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吴坚忠说，“超市经营的主要是快速消费品，而且多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必需品，如此高额的手续费实在让我们难以承受。”

　　据了解，为满足消费需要，北京越来越多的超市收款台都安装了POS机。吴坚忠说，如果刷卡手续费不降，商家安装POS机的积极性肯定会受影响。

　　更有不少商家认为，随着刷卡消费的日渐普及，刷卡手续费对商家的压力将会越来越大。据北京赛特购物中心副总经理李幼明介绍，作为高档商场，赛特通过银行卡的交易额已占总销售额的40%。以去年商场10亿元的销售额为例，至少有4亿多是通过银行卡交易的。

　　但银行也有银行的说法。目前的刷卡手续费究竟高不高，是否还有下调的空间？一位银行界人士给记者算了这样一笔帐：一台POS机的市场价格是4000元左右，打印用的签购单一套一式三份成本约0.1元至0.11元，加上网络支撑费用、技术研发费用、成套计算机系统维护费用，再加上大量清算人员的工资支出，也是一笔不小的数字。而每收一笔单只收1%的手续费，一点也不高。

　　“据我所知，国内所有的银行卡部门都不怎么赢利，把银行的所有支出费用加起来算其实很多都是亏损的。”北京银行业协会秘书长余祁相说，初银行之所以选择这么做，看中的也正是长远利益。对银行而言，在刷卡消费中赚取手续费倒是其次，多发卡并鼓励持卡消费是作为银行间竞争的一种手段来使用的。况且在商场安装POS机，对商场来说也是为了吸引持卡的银行客户来消费，这应该得到双赢的结果才对。

　　北京某银行界人士对此表示认同。她说，正是由于银行与商家是生意上的伙伴，所以刷卡手续费也是当初双方商定同意的。从经营的角度来说，即使外部环境发生了变化，出现了不利于商家的状况，但这对商家来说也是应当承担的风险，商家不应该将这种风险再“分销”给银行。

　　谁得利谁承担

　　针对深圳“刷卡事件”，中国连锁经营协会会长郭戈平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分析：

　　首先，为什么要推行银行卡，这是最大的前提。事实上，银商之间存在着一个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的关系。银行卡是国家推行的，发行银行卡，银行有放大的效益在里面。

　　第二点，商家在这里到底得到什么？虽然银行卡在商家大规模推行，但商品销售总量决定了零售商总体的利益，并不是刷卡增加了，商业利润也会增加，而是恰恰相反。

　　郭戈平强调，谁从银行卡的增长中得到利益，谁就应该更多地为它的增长付出代价。

　　第三点，为什么零售商以前与银行签有协议，而现在要推倒重来呢？就是因为以前刷卡在零售商销售中所占的比重很小，商家可以承担。另外，有的人刷卡，有的人不刷卡，商业企业可以从刷卡中争取更多的销售。而现在随着刷卡人数扩大，刷卡消费在商业企业中所占的比重也扩大，在这两个“扩大”中，商业企业没有从增长中得到好处，反而要付出更多。

　　第四点，从保护消费者角度讲，对商业企业而言，如果承受不了这个费用，要么破产，要么转嫁给消费者。目前正是因为商家没有把这个费用让消费者负担，才出现与银行讨价还价的情况，其实商家是消费者利益最根本的保护者。从法律意义上说，零售商并没有向消费者承诺，商家必须为消费者提供刷卡消费服务，因此法律上也不存在商家不刷卡就损害消费者利益的问题。

　　刷卡消费将成主流

　　万事达国际组织资深副总裁及大中华区总经理冯炜权先生认为，这件事凸显出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问题。我们发现，现在商家并没有把所有的费用都算在成本里，特别是一些做电器的大型专卖店，几乎是用成本价在做竞争。这样的竞争似乎是商家在竞争中最主要的方式。但是从竞争面来看，不仅要有价格竞争，还应包括产品品质、服务、客户方便性等方面的比拼，而现在商家只是追逐价格竞争，这是值得思考的。

　　冯炜权说，从全球来看，刷卡手续费从1%至4%都有，主要依据商家的性质、风险来决定手续费的高低。手续费的多少不仅在世界各地不同，即使同一个地区也不一样，实际上是按照收单银行与商家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协商来决定收取的手续费该多少。当然，由于商家性质不同、利润不同，收取的手续费也是不一样的。

　　冯炜权认为，这次深圳发生的事件令人遗憾，因为双方没有协商而采取强制抗议的方式，并没有把客户的权益考虑在其中。消费者实际上也有很大的权益，刷卡消费牵涉商家、银行、消费者三方的关系。深圳事件大家都比较本位主义，把事件扩大了，双方都站在比较激烈的角度去对待，而不是站在消费者权益的角度上看问题。其实，对于银行来说，消费者也是它的客户，而对商家而言，消费者更是它的客源。事实上，银商之间的效益成本是可以测算出来的，信用卡与现金交易的成本差异在哪里，银行成本的基点到底在哪里，利润空间的差额是多少，都是可以测算的。银商双方应该平心静气地以协商的方式来把合理的利润产生。

　　北京大学法学院、天则经济研究所特约研究员丁利说，刷卡消费能够减少交易成本，对现代社会来说是一种发展趋势。所以现行的制度应当是鼓励和激励银行、商家与消费者三方合作的出现并继续下去，使刷卡消费成为一种主流。从社会总福利最大化的角度来看，刷卡使原本在消费者手中持有的现金存放于银行，银行可以把这部分钱用于投资，增加了全社会的福利，同时也不影响消费,这种做法应当受到鼓励。

　　丁利个人认为,从节约社会交易成本、促进三方合作性交易出发,在银行与商家谈判收费标准时，银行应当做较多的让步，应该承担多一点的成本。比如在商场设立POS机，银行一次性投入可以用很多年，形成规模经济后更易降低成本。当然需要核算才能确定银行适当降低利润的空间。

　　作 者：王蔚　岳瑞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