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仲伟志
据报道，自2002年以来，湖北、浙江、河南、福建、山东等省份先后根据本省的具体情况，将一部分归属于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和社会管理权“下放”到经济强县，计划直接上报，财政直接结算，经费直接划拨，项目直接申报，用地直接报批，证照直接发放，统计直接报送，政策直接享有，信息直接获得，税权部分扩大，因此被称为“强县扩权”。一些
省政府甚至表示“能放则放”、“放权决心很大”。
舆论对这次“强县扩权”浪潮普遍给予极高评价，认为此举具有非凡的体制突破意义，有助于减少管理层次，降低行政成本，提高管理效率，带动县域经济“驶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有专家指出，这是地方政府对中共十六大报告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议关于“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精神的积极响应。
如今，在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已经产生了大量矛盾，时势要求政府对行政管理模式进行制度创新。因此，“强县扩权”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转型过程的不断推进和转型经验的有益积累。
此外，我国宪法规定，行政区划分为省、县、乡三级，并没有市管县一说。市管县体制改革一直没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它是一个“城乡合治”思想的产物，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时代，有其历史价值。然而在二十年之后，市管县开始被人称为“市吃县”、“市刮县”，作为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交错地带，作为国民经济的“踝关节”，县域经济利益被地级市蚕食，有失公平。所以，“强县扩权”不但是向宪法的回归，而且顺时应势，具有积极意义。
不过，有关新闻报道中对“扩权”的认识有些过于感性。所谓“扩权”，其实质就是减少审批环节，那么，在《行政许可法》即将实施的今天，一些无关紧要的“权限”，本来就应该随着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而消失。实际上，只有那些不需要国家或省财政预算内投资的项目，不需要财政预算管理的各类基金以及国债投资的项目，以及不需要借用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的项目，审批权限才会下放到县级。
县里最渴望的是下放更多的土地使用审批权，而在目前看来，这几乎不可能。因此，县级政府可能获得的利益空间很小。另外，考虑到市县之间的行政级别关系，县级政府官员对于“强县扩权”多持保守态度，热情远远不如媒体高涨。
省级政府更为看重的是，“扩权”县可以与省里直接结算，省、市、县之间的财税分配机制朝着有利于省级的方向发展。省级政府一方面是中央政府宏观管理的延伸机构，一方面又具有强大的投资建设职能，并成为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与县级、市级政府一样有着追逐经济利益的强烈动机。从这个角度说，“强县扩权”不是放权，而似乎是收权，只是政府利益机制的内部调整，是层层承包式的地区组织竞争模式的变种。
改革开放之前，我国套用苏联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中央政府对地方管得“过死”，微观经济基础活力不足，国家还需为此付出高昂的管理成本。因此，中央政府与省级政府商定了一种财政合同制度，并被各级政府逐级复制。然而，这种制度安排类似于国有企业改革的承包制和“放权让利”，解决了激励机制问题，却没有解决约束问题，地方政府的行为很容易短期化和被扭曲。在这种情况下进行公共行政层面上的权力再分配，最有可能出现的结局就是“一放就乱”、“前放后收”——铁本项目就是一起典型的案例。
可以说，“强县扩权”只是“放权让利”思想的一种衍生品，本质上是要维系政府既要充当行政管理主体又要充当企业投资主体的利益格局。不能否认，“放权让利”在相当长的阶段内给我们带来了可观的经济增长，但在进入新的历史时期之后，在《行政许可法》7月1日实施之后，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政策让渡空间越来越狭小，已经无法解决体制问题和结构问题。因此，我们必须通过改革寻找整体的解决方案，通过重塑现代政府来支撑中国的继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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