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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区作证

http://finance.sina.com.cn 2004年06月12日 16:52 经济观察报

　　-本报记者晏礼中

　　可可西里摄影报道

　　“当我们极目远眺，山麓间一队藏羚羊迈着天使般轻盈的步伐欢快地跃出我们的视线，这真是一生中最美的景致……” 19世纪初，进入可可西里的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在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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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里这样写道。

　　可可西里地处北羌塘，位于青藏公路109国道以西、唐古拉山与昆仑山之间包括长江源头在内的大片无人区，平均海拔5000米以上，面积大约25万平方公里。成立于1997年的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下设六个保护站，其中不冻泉保护站、索南达杰保护站、楚玛尔河保护站、五道梁保护站、沱沱河保护站由北向南沿着青藏公路筑起了保卫可可西里的东大门，而卓乃湖保护站则是季节性保护站，只在夏季藏羚羊产羔时才以帐篷的形式出现在无人区的腹地。

　　5月28日，我跟随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的5名同志深入“生命禁区”建立卓乃湖保护站。在建站车队从青藏公路2941入口处驶进无人区后的几个小时里，斯文·赫定一个世纪前见到的“一生中最美的景致”并没有出现。无风、无人、无声，除了稀薄的空气和灼热的阳光，进入视野的只是枯黄而坚硬的针茅，在这片被世人视为畏途的土地上，这些粗糙的植物于灰白色的粗沙石和沙礓石中伏地而生，在阳光下闪着惨白的光。

　　卓乃湖得名于音译意为“藏羚羊聚集的地方”。几万年来，这种被称为“高原精灵”的动物每年像候鸟一样，在春夏将要产羔之际开始成群结队地大规模迁徙，几乎所有的母羊都会在7、8月间来到昆仑山南麓的卓乃湖畔完成自己的生息繁衍，9月份再返回越冬地与公羊合群。据负责带队建站的王海林介绍，为了保证藏羚羊的自由迁徙，据说青藏铁路的建设单位设立了四处野生动物通道。其中长为11.7公里的清水河特大桥和长4公里的楚玛尔河特大桥，是根据“以桥代路”方案设计的，共有3000个桥孔可供藏羚羊迁徙时通过。

　　从1997年保护区管理局成立的第一次巡山开始，在过去的7年中，王海林，这个46岁的康巴人已记不清巡了多少次山，“每次进山的感觉都不一样，这次也不错，前两天，我老婆刚给我4岁的儿子生了个妹妹”。

　　“不用在家照顾她们吗？”

　　“我得工作，所以把她妹妹叫来了”，王海林在兴致勃勃地介绍康巴人如何“不恋家”的同时，即兴唱了一首叫做《康巴汉子》的歌，其中的一句是“胸中是野性和爱的草原，任随女人恨我，自由飞翔”。

　　爱立信公司捐赠的“战旗”巡山车在剧烈的颠簸中蠕动前行，荒原上的坑坑洼洼无休止地对车内的人进行着“筛糠”，几乎每一秒钟都会把人颠得离开座位，甚至脑袋撞上顶篷。可可西里既然无人，也就无路。冰结的路面已经消融，沼泽遍布，大地绵软。行车之难，莫过于此。藏族司机拉龙才仁紧握着方向盘，努力地寻找着之前巡山队留下的被风吹得时隐时现的车印，速度慢得似乎跳下车去方便之后仍来得及再跳上来。不过，没人会这么干。在这空气稀薄的地方，任何剧烈的运动甚至心理上的狂喜都会令初到者的太阳穴产生有节奏的疼痛。“慢慢的，小晏同志慢慢的”，就算是上下车，坐在身旁的詹江龙都不忘用带着浓重青海口音的普通话提醒我，这个29岁的森林公安分局干警，曾抓获过很多盗猎分子，也是这次卓乃湖保护站的站长。

　　修车在“比恶劣还恶劣”的路面条件下是极其正常的事情。“进无人区车坏是肯定的，但坏到什么程度没人知道，每次都是修修补补往里开，能不能想办法帮我们卖点油针，很便宜，但格尔木没有。”30岁的拉龙才仁边修边说，三年前爱立信公司捐赠的这批车由于“已经差不多了”，所以他也是“越开越害怕”。

　　“如果要问可可西里的需要，交通工具就是我们的第一需要。没有交通保障，进不去山，一切工作都等于零。”出发前，保护区管理局的办公室主任刘中曾这样说道。指望上级单位解决交通工具问题在他看是“不现实的”，因为国家林业局刚拨了上百万给他们新建了办公大楼。

　　时间常常在寂静无声中显得有些停滞。

　　放眼荒原，除了偶尔有不知名的野鸟在远处孤独地低飞而过，或者从地下钻出的高原鼢鼠在这光秃秃的大地上游荡以外，你似乎难以在这个平均海拔4700米的“高原野生动物的乐园”里，发现其他野生动物的踪影。由于时间早了一个月，藏羚羊也还暂时见不到。

　　“那边有两头野驴。”詹江龙指着远处说。我怀疑他在认真地跟我开玩笑，在这孤寂笼罩了一切的地方，不懂得开玩笑是件异常恐怖的事情。

　　“一去二三里，停车四五回，陷下六七辆，八九十人推。”这是队员们编出的顺口溜。与颠簸带来折磨和修车带来的耽误相比，更为危险的是经过被太阳晒化的冻土层。在这些地带，看不出多大异样的碎石细小而松软，可车陷其中才知道它的力量丝毫不亚于激流。铁铲下去，沙子顺着往下滑，即使是孔武有力的康巴汉子们也常常感到一种事倍功半的无奈。“有一次陷车，我们一连挖了七个小时。”王海林说。不过，对他来说，比沙陷更为糟糕的是“大雨翻浆”，也就是雨季河水上涨所带来的陷车。“2000年的7月，当我们巡山到楚玛尔河时，车陷在河里，发动机进了很多沙子，坏掉了，一辆车出去找东西，第三天回来，又碰上下雨，耿嘎就是那次病倒了，嗓子发不出声音，过楚玛尔河，我们整整过了6天，也就200公里，16天我们才出来。”王海林提到的耿嘎曾是巡山队的主力队员，由于高寒缺氧的折磨，这个退伍军人出身的康巴汉子如今的身体状况已经不能再进山工作，而在格尔木的管理局负责一些后勤和接待志愿者的工作。

　　卓乃湖保护站的两顶帐篷建在距卓乃湖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前面是一条不知名的冰河，这是保护站队员赖以生存的“水源地”。

　　据队员介绍，保护站如果建在卓乃湖旁会影响藏羚羊产羔，而这里看似无路，但实际上是一个三岔路口，盗猎分子进山出山的必经之路。“只要牢牢扼守住沿青藏公路的东边几十公里门户盗猎分子就无法进入。“王海林在组织搭建帐篷时说。“当然，还有安全方面的考虑，一旦车辆无法修复，清早7点出发，晚上10点能走到青藏公路”。

　　这是一个时常发生的“一旦”。同行的5名队员中，除了刚从玉树州调来的白正恩外，几乎所有的队员都经历过这样的步行突围。

　　搭建帐篷时风突然大了起来。尽管将全身的力量压在支架上，还是难免提心吊胆。在这毫无遮拦的地方，追逐被风吹跑的帐篷显然不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不过，在这些习惯了“高原的天气姑娘的心，说变就变”的队员眼中，任何足以让初到者面容失色的状况都是“大惊小怪”。在说说笑笑中，庞大的两顶帐篷被熟练地建起。白色的一顶用来作伙房，墨绿色的一顶帐篷用来住人。帐篷是爱立信捐赠的，上面印着“地球之友”的字样。

　　在可可西里，无论是领导还是普通队员，每天都会有人向你讲述爱立信、新华信、九州集团、恒源祥等企业是如何为这个地方提供着帮助。甚至当我一周后在西宁见到才嘎时，这个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还举着绑着橡皮筋的爱立信手机对我说，“这是爱立信送我的，固定电池都用得断掉了，可我还绑着用，别人不明白我为什么不换一个，可我明白，我对爱立信有感情，是他们在可可西里最困难的时候伸出了援助的手”。

　　卓乃湖保护站的帐篷里并不需要睡袋、睡垫等户外装备。几个月的生活与工作让队员们会将这里尽量安排得像家一样。随着帐篷的搭建完成和床、被子、褥子、桌子、椅子、炉子、发电机等“家居用品”从东风大卡车上卸下，王海林的任务便算完成了。插好国旗后，他和司机尕平开始以康巴人握手贴脸的方式与队员们一一道别。尕平必须在天黑之前下昆仑山，否则就会全身发抖，头痛胸闷。在一次巡山中，他汽油中毒(巡山时队员都睡在车里)，并留下了这样的后遗症。

　　大致有三种声音伴随我度过了夜宿可可西里无人区的第一晚：风吹国旗的哗哗声、脑袋疼痛的砰砰声以及狼围着帐篷转圈的脚步声。

　　脑袋像万根刺，胸口像巨石压着，嘴巴里像人用干木条搅来搅去，手脚冰凉，骨头从内向外渗着寒气……直到这些白天不曾显露端倪的生理反应开始慢慢缠裹我颇为自信的身体时，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高原反应”，什么叫做“缺氧”，什么叫做“生命的禁区”。

　　我晕晕乎乎地爬起来吃了几片进山前志愿者送我的抗缺氧特效药——“红景天”，但起不了什么作用，疼痛仍在继续。“这个很有效，但就是有点苦”，詹江龙从裤兜里摸出一管藿香正气水让我服下。十分钟后，这管被他称为“良药苦口利于病”的黑色药水让我吐光了庆祝保护站成立的羊肉拌面。当再次躺回床上时，各种杂乱无章、毫无逻辑的概念开始闯入我半清醒的意识——“肺水肿”、“保险”、“稿子”、“才交了一次的房贷”……

　　高原反应容易产生也容易消退。当次日太阳出来的时候，温暖的阳光便迅速驱走了我前夜的煎熬。光合作用下，渐渐增加的含氧量能让人的身体和神智迅速恢复。

　　“这地方进来一次，身体就伤一次，整个可管局找不到一个人的身体是健康的。”拉龙才仁说。

　　“你昨天后半夜就开始乱喊乱叫了，不知道吧？”詹江龙接着说，“你属于反应很严重的那种，要是才嘎局长在，当晚就要把你送出去。所以待会儿我们送你出去”。

　　八小时之后，已身在格尔木，而现在我已返回北京。

　　作为一名记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叙述让自己无功而返的遭遇，只是试图从一个体验者的角度去接近工作在那里的人们，去感受那被称为“特别能团结，特别能忍耐，特别能战斗”的可可西里精神，这一精神无论对于可以选择退却出来的我，还是必须再次回到“生命禁区”去监守岗位的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的队员们，都永远值得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