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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制度经济学的发展
茅于轼
经济学的根本任务是寻求一个社会的致富之道。然而，像其它学科一样，经济学也是在发达富裕的国家里产生的。在这些国家里无例外地都已经有了一个相当完备而且有秩序
的市场在运作。所以在经济学兴起的时代，先驱学者们无不研究在市场已经建立起来之后，社会财富的积累和分配的规律。到本世纪六十年代经济学家的注意力才转移到第三世界，那里穷困已经折磨了百姓几千年之久。因为穷，许多社会弊端虽然看得很清楚，却无力去解决；穷又使得教育水平低下，人口无节制地增长，社会再三地落入马尔萨斯的陷阱──通过人们变得更穷而消灭过剩的人口。总之，穷本身使得穷的问题无法解决，从而形成了恶性循环。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们出于广泛的同情心，也出于对社会演变规律的追求，逐渐建立了一门专门治穷的经济学，即发展经济学。
应该说，经济学从它的开山鼻祖亚当·斯密开始，就在研究财富是如何生产的。他的不朽名著《国富论》的完整书名是《国家财富的性质和原因之研究》(An Inquiryotni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这部巨著包括了理论、历史、政策，形成一个完整的经济学体系。但此书被后人反复提到的一个基本论点是“所有的个人都以利己心为动机从事经济行为，在公正律的支配之下经由看不见的手的引导，走向私利和公益的和谐一致”。这个结论不但在当时是令人吃惊的，200年后的今天仍有许多人无法接受。利己能导致公益，果真如此的话，自古以来的道德规范，劝人不应利己而应事事出于公心，岂不全都错了？但资本主义发展的事实证明了斯密论断是对的。资本主义社会将人的生产率提高了几崐百倍，靠的并不是天下为公的理想，恰恰是个人的发财心理。所以斯密的理论一直奉为自由经济主义的依据。
六十年代发展起来的发展经济学试图将市场经济中总结出来的规律来拯救穷国的苦难。当时研究得最多的问题是储蓄如何转变为投资，并促进生产的发展。著名的哈罗德─多马模型以及后来的索洛模型就是找出了投资需求和储蓄之间保持平衡的数学关系。发展经济学还探讨各产业部门的何种比例将有利于经济增长，教育和科研在增长中的作用，人口控制的必要性等等。发展经济学的红极一时，在政策上的后果是更多地依赖经济计划来推动发展。其结果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没有任何一个穷国能借助于这一套理论而变富。
马克思对经济增长理论有过重大的贡献。他把产业分成两大部类，并研究两大部类的产出比如何决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以后的发展经济学受到这一思想的启发，沿着这条思路有许多学者作了更精细的探讨。但马克思对生产力发展最主要的贡献还是他对于生产关系可能制约生产力发展的论断。用现代术语，他所说的生产关系基本上就是经济制度。的确，一切经济欠发达的国家都在经济制度上存在严重缺陷。
我们如果对一个熟视无睹的现象问一声为什么，立刻就能领会经济制度的重要性。同样在餐馆里洗碗，在穷国里的洗碗工收入仅够糊口，在富国里却可坐汽车住洋房。这一现象使得许多在穷国里的青年人希望换一个经济背景，移民到富国去，使自己同样的劳动能获得较高的报酬。由于社会环境不同使得同工而不同酬是制度差别造成的。在存在制度缺陷的社会里，大量的劳动被浪费，或被用于互相抵消力量的努力，结果是全社会的经济效率降低，而且这一类的问题已经根深蒂固，努力也无法扭转。或者其政治文化背景根本不允许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更谈不上去解决。多数人已经习以为常，视而不见。用马克思的说法：生产关系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
经济制度是什么东西？它是如何建立和改变的？它又如何影响社会的经济效率？七十年代以后大量西文学者转而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刻的思考。此间出现了许多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世界级水平的大师，如海耶克(1974年获奖)、科斯(1992年获奖)、诺斯和福格尔(都在1993年获奖)，他们都对经济制度提出过前人没有看到的问题，使我们对经济制度这一不可捉摸的东西有了较清楚的了解。
根据我自己对近20多年来国际上制度经济学的学习和体会，可以对这一学说的成就作如下的理解。经济制度是指人们获得物质利益(货币的及非货币的)的规则。它包括成文的法律和条例，和不成文的习惯和道德。例如国家干部可以拿大锅饭的工资，城市居民每月有几块钱的物价补贴，有些会议上分送礼品，某些人的某些消费可以公款报销，过去还规定出差坐飞机或软卧要够一定级别，农民不得进城谋职或允许他们谋职等等，这些都属于经济制度，因为它们规定了一国生产出来的财富是按什么规则在它的成员之间分配的。制度的不同决定了人们经济活动的不同，从而决定经济效率的高低。效率最高的分配方式是取消一切非要素贡献的收入分配，人们仅当提供劳动、资金、资源(包括土地、矿藏、淡水等)这三类生产要素时方可取得相应的收入。或者说，人们必须从要素市场上取得收入。
为了实现这一点，重要的前提是要明确财产的所有权。如果要素属于谁的还不明确，当然更谈不上对要素提供者付给报酬了。例如如果土地的所有权不明确，农民将不愿增施有机肥，培养地力；如果投资者对项目没有明确的所有权，他也不会关心项目的经济效益。
决定经济制度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交易费用。交易费用定义为经济活动中除交货付款之外的一切费用，包括企业使自己具有法人地位的登记费、搜寻交换对象的信息费、讨价还价的谈判费、监督合同执行的监督费、对方不信守合同引起的损失及诉讼费。社会经济效率降低的原因是交易费用太高。官僚办事机构的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就是交易费用高的原因。人们寻求交易费用低的办法，于是发生公关费甚至贿赂。明确财产权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例如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作与公社制赚工分相比，就可节约监督成本；类似地小业主与合伙制相比监督费用也较低，但单人的小业主资金力量薄弱。当人们的商业道德水平降低时，社会的交易费用上升，效率降低。
我国改革之取得成功，根本上是制度改变的结果。割资本主义尾巴类的极不合理的禁锢逐渐被取消。要素市场逐步在建立，尽管阻碍要素流动和交换的老毛病还不少，它在分配国民收入中的比例不断在增加。物价逐渐理顺，使借助低价而获取收入的机会(如官倒)减少。所有制的多样化出现了监督费用很低，效率很高的中小型企业，它们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中心。税收的规范化使靠不公平竞争获利的机会减少，各种市场的建设使交易过程透明化，提高了交易效率。但也应该看到，人们从非要素市场得利的机会仍旧大量地存在。假冒伪劣成为牟取暴利的捷径；乱收费、高定价、滥罚款是政府和垄断行业职工福利的来源；公款吃喝乃至嫖赌远未禁绝，更不必说贪污贿赂。当前社会道德水平降低，经济纠纷大幅度上升。这些机会引诱人们不去努力生产而从斜门歪道牟利，将成为我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最令人担忧的是这些非要素收入渠道的制度化、定型化，这将把我国的社会经济制度引向斜路，以后纠正将十分困难。印度、印尼、菲律宾等国在这方面有不少宝贵的经验值得我们吸收。
制度经济学的成果十分丰富。尤其是我国改革开放15年，各色各样的制度创新为这一学科的进一步成熟提供了基础信息。我们天则经济研究所正在从事一项为期五年的50个中国制度演变的案例研究，希望对这一学科的发展能有所贡献。
1994.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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