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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于轼
上月有一天，我陪一位外宾去北京西郊戒台寺游览。我们叫了一辆夏利出租车，来回走90多公里，加上停车等待约2个小时，总计价245元。但我发现司机没有按来回计价。按北京市的规定，夏利车行驶超过15公里之后每公里从1.6元加价到2.4元。其理由是假定出租车已驶离市区，回程将是空车。但对于来回行驶的计价，因不会发生空驶，全部计价应按1.
6元。显然，司机多收我们的费。
此时我有两种选择。一是拒绝付款，并告诉司机他违了规，他将不得不屈从。因为如果我去举报，他将被处以停驶一段时间的处罚，损失更大；第二种选择是告诉他违规，但仍按规定给他付款。我选择了后者。算下来应付180元，另加停车场收费5元。
这件事涉及到人与人相处的一个原则问题，即当你被别人以不正当的手段对待时，你应如何反应。
有一种办法，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于其人之身”，也就是以怨报怨。你不守信用，我也不守信用；你欺骗我，我也欺骗你。用这种方法来教训那些办坏事或破坏规则的人，他们吸取了教训或许会改辕易辙。
第二种方法，叫做“以德报怨”。你对我搞阴谋诡计，我仍旧对你友好。基督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应把右脸也让他打。用这种胸怀和博爱去感化对方。基督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每个人都有善的基因，只要有足够的力量去启动，坏人也能变为好人。
上述两种办法截然相反，但都有他们的道理。仔细想来确实叫人感到惊奇。两种极端都有道理，处于中间的对策也决不会错。其结果是怎么做都可以。如何对待坏人真的就没有有效办法了吗？有没有既非以怨报怨，又非以德报怨的办法？有的，就是孔子说的：以直报怨。孔子反对以德报怨，因为这样做的话，对坏人也施以德，对好人也施以德，变成没有区别。这于理不合。孔子提出的以直报怨包含两重意思，一是要用正直的方式对待破坏规则的人，二是要直率地告诉对方，你什么地方办错了事。出租车司机多收费，以怨报怨就是拒绝付款；以德报怨就是再给他一笔小费；以直报怨则仍按规定付款，但要告诉他犯了规，以后改正。
以怨报怨并不错，甚至应该说是一种相当有效的制裁坏人的办法。法律对坏人的制裁就是顺这条思路来的。但是光靠法律很难把坏人改造成好人。所以在监狱里还要有对犯人的尊重、教育，甚至爱护，这才能使犯人出狱之后幡然改悔，重新做人。这说明为什么孔子既不赞成以德报怨，也不赞成以怨报怨，而要以直报怨。人与人之间的事大多数还涉及不到法律。出租车司机多收钱，也只能说犯规，而不能说犯法。对于这许多法律之外的事，更需要“以直报怨”。
以怨报怨还会产生一个危险的后果。拿出租车司机多收钱的例子看，如果我以他犯规为借口拒绝付费，他吃了哑巴亏，没处告状，心中会产生不平，而且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世界就是黑吃黑。他以后得到机会一定会更狠地宰客，以补偿他这次的损失。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普遍用这种原则处理，人人都要随时提防别人的暗算，这个世界将变得相当可怕。我想它肯定不是我们希望生活在其中的一个世界，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
说到这里，我们对王海知假买假一事的是非曲直可能会有更深层次的认识。(王海故意去商店购进大批假货，然后索取大额罚款，他的做法引起法学、经济学、伦理学界的广泛争议。)王海这样做并不错，而且索赔是有法律依据的。所以许多人赞成他的做法，并认为如果有更多的王海知假买假并有法院做后盾，中国市场上的假货虽不一定绝迹，至少也会大大地减少。这种做法可以说，就是“以怨报怨”，制裁假货也确实会有效果，但商店吃了亏可能用别的隐蔽方式从顾客处捞回损失。而且这种以怨报怨的哲学流行起来的话，我们每个人不会生活得更舒服，更融洽，更幸福。想到这里，我不能不对二千多年前的哲人感到深深的敬佩。
1997.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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