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济自由谈起

　　茅于轼

　　经济学家们经常讨论的一个问题是经济学是否有用。外行人看，这个问题似乎多余。如果经济学果真无用。为什么国家的经济政策要请经济学家咨询？为什么美国联邦储备银行要请经济学家当主席？

　　但是在经济学家之内，提出这个问题是有意义的。因为现代经济学所得到的最主要的结论是平等竞争的自由市场能导致各种资源的最佳利用。换句话说，无为而治能保证经济效率最高的政策。这一结论和计划经济的思想恰好相反。后者是要计划人员(他们理应都是特别聪明的经济学家)通过周密的考虑来纠正“市场的盲目性”，保证社会不出现浪费。既然无为而治是经济的最佳策略，经济学家就成为多余的人，如果让他们瞎出主意，反而会把事情弄糟。所以说，经济学似乎是没有用的。

　　当然，经济学并没有证明一切政府干预都不必要。相反，因为政府要提供诸如治安、国防等公共产品；私人活动常产生经济的外部性，如环境的污染、马路的拥堵；私人企业垄断市场就会欺侮消费者(其实公有制企业同样如此)，所以政府管理经济是必要的。更不用说，政府还要负责(或监督)倾向的发行和税收的征管。

　　那么，经济学的用场是否仅仅限于上列这些领域之内呢？对于没有外部性，又不是垄断的私人产品，经济学就没有用处了吗？并非如此。经济学在一般领域内的最主要的功能就是保卫经济的自由，防止各种似是而非的干预政策的出台，人类社会在过去做了无数的傻事，用自以为得计的政策去干预经济，造成了无数祸害，小的损失了财产，浪费了人力物力，大的造成几千万人的死亡。其所以难于纠正，因为大多数的干预都是出于好心，也因为经济事物的过于复杂，干预的恶果难于一眼看出来。可以预计，交来这一类的傻事还会不断发生，用来保卫经济自由的经济学也永远会有它的用场。

　　正因为经济自由至关重要，经济学家们在10年前就提出经济自由度能否测量的问题，经过多年研究，终于在1990年提出了测定经济自由度的一系列指标，并对世界119个国家和地区作了实际例定，公布于众。但那次指标的制定，显然不够完美，接着又召开了多次国际会议，邀请各国的经济学家对测定方法加以改进。最近一次会议于今年11月6日至7日在马尼拉召开。我国有三位代表出席，王小鲁、胡庄军、茅于轼，各代表国民经济研究所，发展研究中心和天则经济研究所赴会，参加了讨论。这次会上公布了1997年测量的结果。自由度排名第一的是香港，得分9.6(10分为满分)，以下是新加坡(9.4)，新西兰(9.2)，美国(9.1)，英国(9.0)。中国在119个国家中排名第79，得分5.6。其它几个国家的排行和得分为：日本14，8.3分；泰国24，7.9分；南韩44，7.5分；印尼47，7.2分；巴西81，5.5分；印度86，5.3分；俄罗斯91，5.1分；缅甸119，2.5分。另外有朝鲜等国家因资料不全而没有进入评定。和上次在1990年排名相比，中国在经济自由度方面有了相当程度的改进。上次中国的排名和得分是87和4.2分。因为全球各国都在致力于经济自由程度的改进，所以虽然中国得分从4.2上升到5.6，改进了约1/3，但排名只从87上升到79，相当于10%。

　　给各国的经济自由度评分，必须满足几个条件。首先是客观性，不能凭印象打分，要从事实出发，避免个人的价值判断。其次是资料的可获得性，有些事实可以说明经济的自由化程度，例如交易费用的高低(交易费用高意味着自由减少)，除了个别情况我们无法得知一个国家所有交易的平均交易费用是多少。最后是资料或数据必须单纯与经济自由度有关，没有其它因素掺杂进来，否则该指标并不完全说明自由度。从技术上讲，有的资料是离散式的，取0或1；有的资料是连续式的，可能取任何一个正或负数。如何将他们规范化，成为统一比较的数。在规范化过程中还发生加权平均的权值如何确定，这多少带有主观色彩。所幸加权评分的结果和简单平均的结果十分接近，看来权值并不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性。

　　按目前的测量方法，经济自由度共分成七大类，第一类包含几个可以测量的指标，然后评分加权相加。这七大类是：(1)政府的规模，包括政府支出占总消费的比例，转移支付的大小。(2)经济结构依赖市场的程度，包括政府投资的比重，物价管制，最高档税率，征兵的方式。(3)倾向政策和物价稳定，包括倾向供应增长和经济增长之差，近五年来通货膨胀率的标准差，去年的通胀率。(4)使用它国货币的机会，包括可否在本国银行拥有外币存款，在外国银行拥有存款、换汇的自由。(5)法制和财产权，包括对私人拥有产权的保护合同的不受政府干预，法治的完备。(6)国际贸易，包括关税，非关税保护，官价汇率与黑市汇率之差。(7)在资本市场上交换的自由，包括私人银行存款所占的比例，给民办企业的贷款比例，利率管制，对个人进入国内外资本市场交易的限制。这次在马尼拉的讨论会上提出了许多指标改进的建议，特别决定要补充一大类指标，用以测量劳动市场的自由度。但用什么指标尚没有决定下来。

　　关于经济自由的重要性，许多经济学家都十分强调。测量各国经济自由度的活动一开始就得到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海耶克·弗里德曼的支持，他们都为此写了文章并出席了多次讨论会。以后科斯贝克也参加了讨论。按最近测定的结果将各国的经济自由度从最自由到最不自由分成1、2、3、4、5类，则可以明显地看到自由度越高的，经济增长率也高，成人识字率及平均寿命也高。一般猜测自由度高的贫富差距较大，但事实上上述5类因家中收入均匀度从均匀到不均匀的排顺为1、5、3、2、4，两者并无明显的相关性。因此提高经济自由度肯定是利大于弊的。在测定经济自由度方面一个新的进展是加拿大的弗瑞泽研究所开始为境内的各个省测定他们各自的自由度。这给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我国各省经济发展的程度差距很大。其原因多认为是开放程度不同所引起。这种感觉虽然有其根据，但不够客观。如果我们能为各省测定他们的经济自由度过，并能证明它确实与经济发展的程度有关的话，这可以为各省今后制订各项政策提供建议。目前国民经济研究所和天则经济研究所已经着手制订开展研究的计划，并领先条件付诸实施。

　　经济自由既然重要，我们要问，是谁妨碍了我们获得经济自由？首先是各个个人之间的经济纠纷，减少了经济自由度。设想和一个信用良好的人打交道一定会感到放心，敢于去买卖或投资；相反，如果和一个信用不良的人打交道，自己的行为就变得拘谨，也就是减少了自由度。类似地在一个治安良好的环境中从事经济活动和在一个人身安全和财产保护程度很差的环境中活动，其自由度也是极不相同的。为了减少个人之间的纠纷从而增加自由，政府必须起作用。良好的公共秩序，严明公正的法治都有赖于一个廉洁高效的政府。谈到底，这正是政府所以存在的一个根本理由。

　　不幸的是，原来是为了保障个人自由的政府，最后变成侵犯个人自由的一个根源。政府当局无不希望自己的人民能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可是政府的权力如果不受制约的话，必然逐步被腐化，最后成为妨碍人民自由的主要原因。从经济自由度测定指标的内容来看，影响经济自由的各项规定几乎全都来自政府。因此政府一方面在改进治安，保护个人财产要发挥作用，另一方面要约束自己的权力，减少对市场不必要的干预。凡是市场本身能解决问题的，那怕不够理想，也应让市场发挥作用。只有在上面提到的提供公共服务，处理外部性问题，对垄断的管制几方面，才有政府干预的需要。即使对必要的干预也要十分慎重的处理。要随时警惕，政府干预也会发生干预中的问题。世界上不存在政府万能的良药。

　　上面提到，过去7年中我国的经济自由度有了很大的改进。这是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领导下取得的成绩，也是过去几年中经济得以高速发展的原因。可是奇怪的是我们至今仍忌谈自由，明明是自己的成绩，却把它看成是错误。“资产阶级自由化”从来都是一个贬词，甚至是一种罪名。细想起来这是有原因的。在战争年代，个人自由必须让位于集体意志，否则就没有战斗力。中国人民是一盘散砂，各自为政，自求私利，于是在强敌面前束手就擒，成了半封建半殖民地任人宰的一块肥肉。是中国共产党用严明的纪律组织农民、工人和知识分子团结成一个坚强的集体，通过残酷斗争，以百万人的牺牲为代价掐得了独立。在这个过程中自由主义是不可取的，是涣散队伍的，必须坚决地被取缔。类似地，在抗洪救灾中，集体利益也超越个人利益。为了集体犯个人自由是完全正当的。然而在经济活动中这个原则不再适用。只要个人自由和个人利益不损害他人的自由和利益，就应得到完全的尊重。何况从最本质的意义上看，自由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目标，并不仅仅是因为它有助于经济增长。战争时代牺牲个人自由，其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自由。如果战争胜利带来的是失去自由的奴役，没有任何人会为之而自愿地牺牲个人自由，改革20年人民享有的自由有了巨大改进。20年前我从外地回京探亲，要事先获取进京证明，否则买不到火车票。而现在即使出国也不用和政府打招呼。过去就业没有任何选择，放在一个岗位就变为一颗定位的螺丝针。而今只要有本领人们可以在国企、私企、外企之间自由选择。过去由权力支配资源，人们争着去夺取权力，去当官。而今一大部分资源在市场上分配，只要有钱，人和人是平等的。当然，这种自由的市场经济并不是没有赞美的。但千万要警惕，不要因为它有赞美就回复到计划经济去。人类社会不存在一个无缺点的乌托邦，相比之下市场经济优于计划经济十倍百倍，我们只能努力限制市场经济的各种弊端，而不能采取计划经济的办法。事实上这样的担忧并不是多余的。从短期来看，我们经常在用计划手段去干预市场动作，最经常出现的是对竞争性产品实施价格管制和统购统销。尽管过去我们已经为此吃足了苦头，但第一次总会在新的情况下认为它可以是一帖良药，结果是好心办了坏事。从长期来看，人们总是对人类理性的能力作出过高的估计，特别是科技的成功益发使人迷信工程的力量，企图用工程方法去治理社会。所幸现在有了经济自由度指标的客观评价，它多少可以指导我们避免重复过去的错误。希望这个评价指标体系能引起国内经济学界和政策制订者的兴趣。这或许能再一次证明，经济学的主要功能恰恰在保卫经济自由。

　　1998年1月15日